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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金融博物馆   

  

     

  

  南汉“官”字款铅锭   

  

  说到钱,除了纸币,大家对金币、银币、铜币都很熟悉。但是有一种金属,今天人们不想碰,古代经常用来赚钱。是铅。   

  

  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地方政府使用铅、铁等贱金属铸造货币。以广州为中心建立政权的南汉王朝,曾经用铅作为铸钱的材料。当时铸造的“干亨重宝”铅钱在广州等地出土了几十年,证实了它的大量使用。在位于西湖路流水井29号的岭南金融博物馆, 18000多件(套)藏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铸造铅钱的原料——南汉“官”字款铅锭。   

  

  文字:图片由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提供:岭南金融博物馆最大的铅币——“干亨鲍忠”是岭南继南粤之后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   

  

  据悉,由于南汉大规模的冶炼和采矿业,冶炼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冶炼铸造的金属包括铁、铜、铅,这也是岭南大规模造币的时期。南汉时期的主要钱币是铜和铅,铸有“官”字的铅锭是铸造“干亨重宝”的原料。目前博物馆里有几个类似的铅锭,其中一个背后刻着“春洲”二字。春州,今广东省杨春市,是南汉时期开采、冶炼、铸造铅矿“赣衡重宝”的主要产地之一。   

  

  “干亨重宝”铅币是南朝最流行、最丰富的钱币。例如,1953年至1957年,在广州及其郊区,如秀屿港、黄花岗、桂花岗、西村公路等地,发现了600多公斤“赣衡重宝”铅钱。1981年,广州黄花路工地出土了四五百公斤的“干亨重宝”铅钱。在1999年至2000年广州光孝寺、2004年麓湖路工地、2004年至2008年原广州儿童公园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铅钱。此外,1997年在印尼发现的“银滩沉船”和2007年在阳江发现的“南海一号”上发现了“干亨重宝”的铅钱。   

  

  有来自广州文博的考古学家指出,1949年以后,在广州及其郊区出土的大量“赣衡重宝”都是铅币,但至今未发现铜币。这可能符合南汉“城内做铅钱,城外做铜钱”的做法,犯法者必死。每关白俸禄以铜钱计,多从恩焉”。但目前发现大量“干亨重宝”铅钱的地方是在南汉时期的城外,与文献记载明显不符。此外,南宋古钱收藏家、江西饶州人(五代十国时在吴越、南唐)洪遵在《泉志》中说,他费了好大劲才收集到两枚“干亨重宝”铅钱,而“干亨重宝”铜钱“最多存着”。因此,有学者推测,所谓内外并不是指广州内外,而是指南汉诸国。也许南汉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干亨重宝”铅钱,南汉与中原及南方其他地区的贸易主要使用铜钱。   

  

  由于经济动荡和“铜荒”,我国历史上很少有长期使用铅币作为流通的主要货币。   

  

  当时铅钱是“十当一铜”,即与铜钱的汇率是10: 1,铜比铅贵。南汉选择用铅铸造钱币的原因有几个:第一,沿袭唐末的造币成分,唐末铅的含量增加,是为了防止“削凿”对钱币造成破坏,南汉继承下来的。在“干亨重宝”之前,仍在唐景海时代的刘隐,曾铸铅“开元鲍彤”,铅五铢;但五代十国是“乱世”,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为了降低铸造成本,用铅代替铜。三是铜和钱短缺,两广铜矿稀缺。此外,大量的铜被用于建造宫殿和制造日常用品,这将钱变成了东西。对海外贸易的依赖也需要大量的铜作为支撑,进一步强化了民间惜藏铜钱之风,单向流通,恶性循环。第四种是用廉价的铅币代替铜币,这也是南汉朝廷“搜刮百姓财富以供享乐”的一种做法。   

  

  总之,铅锭和钱说明南汉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用贱金属铸造货币并不是南朝独有的。有研究者指出:“五季货币体系不好,大量货币乱投,但铅、铁、锡、钚(铅锡合金)等所有低金属货币都措手不及。刘仁恭(唐朝末年的鲁隆,曾支持刘的燕国,自称皇帝)异想天开。   

  

  但正如学者王贵臣所说,南汉的铅钱在广东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本身就值得研究”。因为在六朝时期,“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但不需要钱”。唐代“民间用布、丝多,钱少”。可见当时岭南的货币经济并不是很发达。就全国而言,“以铅为铸币材料的官方造币是一笔财富,因其铸件数量多、使用时间长而在中国独树一帜。铅币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待进一步探讨”。   

  

  铅和锌在古代货币制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汉时期的铅钱也对今天的邻国越南产生了影响。据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越南历史货币》一书记载:“公元917年至971年,安南主要受南汉政权控制。在此期间,安南流通的钱币中又增加了中国五代十国的南汉“干亨重宝”,铸造于公元917年。铜和铅两种,安南流通的硬币是铅币。”   

  

越南仿制的铅钱文字也采用了中国汉字及“通宝”“元宝”等铭文称谓,制形也是方孔圆形。但中国的铅钱以铅为主料,而越南的铅钱中锌含量更高。在1745年左右,统治者公开宣布铸造锌钱(当时称为白铅钱)

  

“天明通宝”,并诏令民间流通,在越南货币史上尚属首次。

  

实际上即使不考虑铅钱,铅锌在古代制钱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清代铅锌统称为铅,铜钱铸造中比例最高达到48%左右,与铜的含量不相上下。最为重要的铅锌材料来源地是贵州,因此形成了一条“黔铅京运”之路。据一些学者统计,黔铅京运年均占黔铅年均外销量的65.8%。

  

黔铅京运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开始至咸丰三年(1835年)中断,平均年运黑白铅450万斤以上,自黔西北大定府经四川永宁、重庆、湖北汉口、江苏仪征、直隶天津至京师,途经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直隶九省,水陆行程万余里。铅这种很早就被人类认识的金属,在繁荣人们的商品经济上,确实是个不容忽视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