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钱，除了纸币，大家对金币、银币、铜币都很熟悉。但是有一种金属，今天人们不想碰，古代经常用来赚钱。是铅。
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地方政府使用铅、铁等贱金属铸造货币。以广州为中心建立政权的南汉王朝，曾经用铅作为铸钱的材料。当时铸造的“干亨重宝”铅钱在广州等地出土了几十年，证实了它的大量使用。在位于西湖路流水井29号的岭南金融博物馆的1.8万余件(套)藏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枚南汉“官”铅锭作为铸造铅钱的原料。
铸量最大的铅钱——“乾亨重宝”
南汉是岭南继南越之后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
据悉，由于南汉大规模的冶炼和采矿业，冶炼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冶炼铸造的金属包括铁、铜、铅，这也是岭南大规模造币的时期。南汉时期的主要钱币是铜和铅，铸有“官”字的铅锭是铸造“干亨重宝”的原料。目前博物馆里有几个类似的铅锭，其中一个背后刻着“春洲”二字。春州，今广东省杨春市，是南汉时期开采、冶炼、铸造铅矿“赣衡重宝”的主要产地之一。
“干亨重宝”铅币是南朝最流行、最丰富的钱币。例如，1953年至1957年，在广州及其郊区，如秀屿港、黄花岗、桂花岗、西村公路等地，发现了600多公斤“赣衡重宝”铅钱。1981年，广州黄花路工地出土了四五百公斤的“干亨重宝”铅钱。在1999年至2000年广州光孝寺、2004年麓湖路工地、2004年至2008年原广州儿童公园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铅钱。此外，1997年在印尼发现的“银滩沉船”和2007年在阳江发现的“南海一号”上发现了“干亨重宝”的铅钱。
有来自广州文博的考古学家指出，1949年以后，在广州及其郊区出土的大量“赣衡重宝”都是铅币，但至今未发现铜币。这可能符合南汉“城内做铅钱，城外做铜钱”的做法，犯法者必死。每关白俸禄以铜钱计，多从恩焉”。但目前发现大量“干亨重宝”铅钱的地方是在南汉时期的城外，与文献记载明显不符。此外，南宋古钱收藏家、江西饶州人(五代十国时在吴越、南唐)洪遵在《泉志》中说，他费了好大劲才收集到两枚“干亨重宝”铅钱，而“干亨重宝”铜钱“最多存着”。因此，有学者推测，所谓内外并不是指广州内外，而是指南汉诸国。也许南汉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干亨重宝”铅钱，南汉与中原及南方其他地区的贸易主要使用铜钱。
以铅铸钱 因经济动荡和“铜荒”
在我国历史上，很少有南汉长期使用铅币作为主要货币。
当时铅钱是“十当一铜”，即与铜钱的汇率为10，333，601，铜比铅贵。南汉之所以选择用铅来铸造钱币，有几个原因。首先，它沿袭了唐末的造币成分。唐末，为防止“削凿”对钱币造成破坏，铅含量增加，故南汉承袭。《干衡重宝》之前，仍在唐景海时代任职的刘隐，铸铅“开元鲍彤”，铅五铢；但五代十国是“乱世”，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为了降低铸造成本，用铅代替铜。三是铜和钱短缺，两广铜矿稀缺。此外，大量的铜被用于建筑
用贱金属铸造货币并不是南朝独有的。有研究者指出，“五季之世界，货币体系大而坏，大量货币乱铸，而铅、铁、锡、钚(铅锡合金)，所有低金属货币都措手不及，刘仁恭(唐末卢龙时代，曾自立刘氏燕国称帝)，至于泥为钱(即泥烧为钱)，则不同。
但正如学者王贵臣所说，南汉的铅钱在广东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本身就值得研究”。因为在六朝时期，“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但不需要钱”。唐代“民间用布、丝多，钱少”。可见当时岭南的货币经济并不是很发达。就全国而言，“以铅为铸币材料的官方造币是一笔财富，因其铸件数量多、使用时间长而在中国独树一帜。铅币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待进一步探讨”。
铅锌在古代制钱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南汉时期的铅钱也对今天的邻国越南产生了影响。据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越南历史货币》一书，“公元917年至971年，安南主要受南汉政权控制。这一时期，在安南流通的钱币上增加了中国五代十国南汉的“干亨重宝”，铸造于公元917年。铜和铅有两种，而铅钱在安南流通。”
仿越铅钱文字也采用了“鲍彤”、“元宝”等汉字和铭文，其形状也是方形和圆形。但是中国的铅钱主要是铅做的，而越南的铅钱含锌更多。1745年左右，统治者公开宣布铸造锌钱(当时叫白铅钱)。
这是越南货币史上第一次“黎明传宝”，诏令在民间流传。
其实就算不考虑铅钱，铅锌在古代赚钱中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清代铅、锌统称铅，在铜币铸造中所占比例最高，约为48%，与铜含量相当。贵州是铅锌原料最重要的产地，由此形成了“黔铅京运”之路。据一些学者统计，贵州铅运输到北京占贵州铅年出口销售额的65.8%。
黔铅京交通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至咸丰。
三年(1835年)中断，平均年运黑白铅450万斤以上，自黔西北大定府经四川永宁、重庆、湖北汉口、江苏仪征、直隶天津至京师，途经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直隶九省，水陆行程万余里。铅这种很早就被人类认识的金属，在繁荣人们的商品经济上，确实是个不容忽视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