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旭
桌子上有清醒的疯子和喝醉的正常人。他们都知道,包袱还没有真正扔掉,说不出的孤独,第二天一早还是会来的。
在沈阳万顺啤酒屋,“寂寞失意的在酒”。
这是王喜顺说的。
他抱着双臂,掐着手中半点燃的香烟,站在“万顺啤酒屋”牌匾下。
沈阳“穷鬼天堂”万顺啤酒屋。图/岳峰国家
红色的LED灯打在他身上,远远望去,他就像一个幽灵。他也觉得自己像个“穷鬼”。
王喜顺刚和客户喝了一杯,觉得不开心,就来北市场再喝一杯。
但实际上,他来的主要原因是“装修工作没做完,下个月又要留下来”。
这种他认为不错的“找酒喝”的习惯,一直保持了十年。
他说,他不同于帮助老人的“酒盲”。他不是贪杯,就是想来坐一会儿。“很吵,但是挺辛苦的。”。
他在窗边画了两次画,说:“你看这个玻璃,它不会掉在地上,但是你从里到外看,贼把它拉亮了。”
这个时候的夜晚,属于王喜顺和另一群陌生的男人,偶尔也有女人。
站在马路对面,看着他们的行为,感觉这些人要一起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舞会。
他们的大多数衣服上都有泥或油漆污渍。即使他们不报自己的名字,也能猜出自己的职业。
推开啤酒屋那扇门,他们略显愁苦的面容立马舒展开来。
在外边就算有再大的怨气,一进来,也都消弭掉了。
2021年4月13日,沈阳万顺啤酒屋。图/岳峰国家
一个“孤单个体的家园”
王喜顺说:“这里有酒有菜,还便宜。无论谁改变它,都必须是快乐的。”
他今年36岁,是沈阳人。他很高,喜欢穿皮夹克。
他形容自己“有格调”,这发生在他年轻的时候。
20多岁的时候,王喜顺一心扑在乐队上。当时他觉得摇滚乐是救赎,是未来稳定的方向。
但生活却给他上了一课。
他们的乐队默默无闻,王喜顺意外结婚生子。当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钱买大米时,他从梦中醒来。
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喜欢扎人。
喝一点啤酒,听别人聊几句没有营养的饮食,成了他自娱自乐的方式。这是因为“很放松,这些东西是家里人给不了的”。
但其实他很久没来万顺啤酒屋了,和那些整天待在里面的人比起来,他还是“差了点”。
王喜顺一开始特别不解:“这些人为什么什么都不做?”
听了一些故事,他渐渐明白,其实“不是不干,是没什么事”。
在万顺啤酒屋,做作不受欢迎。图/松开
当有人下班时,他们再也没有上班。过了很久,他们什么也没想到。他们只是在垃圾桶里翻了一些垃圾为生。
喝点酒,吃碗面,加个煎蛋,是他们对未来最具体的想象。
还有一些人因为残疾而落后了——不是天生的,而是年轻时和别人打架被赶走的。
王喜顺第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一边空着袖子,一边举着胳膊往嘴里灌酒。
听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他甚至不觉得自己的经历是认真的:“我是一个青春的痛,和这个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然而,除了酒桌上的“原住民”之外,也有一些人纯粹是来缓解孤独的。
王喜顺见过一些朋友来谈,他们谈了一搭没一搭。最终,没有人知道从何说起,于是他干脆抛开语言这一工具,直接用碰杯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认可。
用七八十块钱请一回客,在混乱与嘈杂中,把满肚子的苦水儿倒个干净,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是你自己来王力可西顺。
不在少数。有些已经跟老板娘混了个脸熟了,但即使这样,还是得按规矩行事,先结账,而后才能把菜和酒端走。
一个人来的,得靠边儿坐,这是店里的“潜规则”。除了这一条,还有两条:一是酒蒙子坐在中间的桌儿,这样不耽误事儿;二是,不许打仗。
王希顺回忆,早年有不少喝闷酒的人,喝完了就愿意挑事儿,扒拉几下,就滚到一块儿去了。
但双方好像也不真生气,推搡完了,就重新坐到一块儿,继续推杯换盏。
这些年,客人之间更没啥脾气了。一方面是因为管得严了,再一方面,来这儿喝酒的人也都没什么锐气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同一屋檐下的人,都不容易,没有必要相互为难。
“欺负和自己一样的人,是最让人看扁的事儿。”
所以,到了晚上,一般的流程是,自己先喝,喝到差不多了,再凑到一起。
有闲钱儿的去买酒,没有的,就知会一声,下回补上。但能不能有下回,谁也不知道。
今朝有酒今朝醉。
作家郑执小说集《仙症》,郑执曾在“一席”演讲中提到万顺啤酒屋。
作家郑执曾在“一席”的演讲中提到了这家啤酒屋,他的文学性说法是: “如果此地终将消亡,那么这些灵魂将何处安放?”
自那往后,做自媒体的本地青年和来沈阳玩的游客,也纷纷来此地打卡。
这个被称为“穷鬼乐园”的地方彻底火了,墙上还多了一张老板娘和郑执的合照。
带着猎奇目的来的年轻人变多了,他们用镜头扫过这个空间以及当中的那些人。
他们试图记录下什么,但最后又好像沦为空泛,只能呈现同质化的探店内容。
许多慕名而来的人不免失落,这里的菜与酒的味道并不让人惊艳,它们只属于家常。
事实上,开了三十几年的“万顺”早已成为那些“爱喝两口”的人的家园。
比起“穷鬼乐园”,它更像一个“孤单个体的家园”。
用王希顺的话说,这儿就是一间收容站。 文学与影像没有办法完全承载这些复杂的情感,但这间房子却可以容纳那些苦楚、怅惘与孤独。
一个人喝酒的食客。图/国岳峰
那个落单的老头儿
在以工人村闻名的沈阳铁西区,同样有个“穷鬼乐园”。
据说,这个称谓就是从这片儿传出来的。
铁西广场旁工商局的胡同里,原来有家卖酒、卖花生米的小店,从车间出来的工人,就算再累,也得上这儿整一顿。
他们在凝固了机油的裤子上蹭两下手,从塑料袋里掏花生米,把红皮儿搓掉,嘎嘣嘎嘣地嚼,最后一仰脖,喝一口,这一天就算完满了。
后来,铁西工业不行了,这店儿也就黄了。
新旧的交替,在餐饮行业同样存在。
隔着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面馆,叫“老王四季”。
老沈阳人都知道“老王四季”,人们像完成接力一样,把“穷鬼乐园”那个带着戏谑的称谓,交给了这家店。
王希顺也常来这边办事儿,事儿办妥了,就过来喝几口。他每回都点老三样:扎啤、抻面和鸡架。
这儿的鸡架分两种――煮的和拌的,主打的是前者。
这对于口重的沈阳人来说,并不是很友好,“煮的总显得有些寡淡”。
而店内的气氛与北市场的“万顺”相比,也有着云泥之别。
与招牌料理鸡架的待遇一样,店里也显得有些许凄清。
人们更愿意把这里当成一个饱腹的临时处所,面条秃噜完了,就起身走人。
“喝大尾巴酒”在这儿很罕见,就算是碰上无事可做的夜晚,人们也不愿意过多地把心事交付在这里。
但也正因如此,有些落单的人可以安放他们的孤独。王希顺的印象里,就有个这样的人。
有人用热闹掩饰忧伤,有人用孤独对抗孤独。图/unsplash
这老头儿60多岁,在这块儿正经算得上是个传奇,他身体精瘦,顺着衣服的边沿,能隐约见到他还没萎缩的肌肉线条。
听别人说,他是厂子里的老技工,手艺成了他吃饭的家伙事儿,不管啥时代,都没饿着过。
他头发半白半黑,胸前挎着个老花镜,站着点菜的时候不戴,坐下了才缓缓地架在鼻梁上。
他还随身带个挎包,包里揣了个平板电脑,看小说用。
一般情况下,他点俩菜,一个固定的菜式――炸花生米,再一个,是随心而变的炝拌菜。
酒一般先点四瓶,启开就放在桌边,他边喝边看平板。
他喝的速度极慢,但每一回抬手,直接就干掉一整杯。
喝干净了,就再要,一直能从日头升起喝到月亮出来。这么做的底气,来自没人催促。
通常,他不瞅边上的人,除非是谁说话声音大了,或者有意无意提到了他认识的某人的名字,他才会隔着镜片看两眼。
看完了,接着在屏幕上浏览自己的东西。
没人知道他到底在读什么,从他身旁路过的人,有好奇的,就瞟一下,他那个平板电脑上有时写的是“成魔修仙”,有时则蹦出拗口的俄罗斯人名。
没人和他说过三句话往上,准确地说,说完三句话,他就自动转换到用“哼哈”二字敷衍的模式了。
鲜有人乐意自讨没趣,所以,他在店里也就成了一个悬浮的谜。
琳琅满目的菜品。图/国岳峰
用孤独对抗孤独
“你说他孤单不?我认为不。”王希顺自问自答。在他看来,这同样是一种合理且充实的生活方式。
有人用热闹掩饰忧伤,有人则更为极致,用孤独对抗孤独。
之前有食客把这老头儿拍到“抖音”上,在王希顺眼里,“那行为特别无聊”。
他觉得,现在好些事儿都变了,连享受宁静、一个人待着,都成了某种怪诞。
作为一个肩负家庭经济压力的男人,王希顺常常羡慕那个老人的生活。
他幻想自己也能有一天,坐在店里,心如止水地干点事儿。
“哪怕摆摆扑克牌,给自己算一卦,都挺有意思。”但他的想法从来没和家里人说过,在家里他保持缄默。
在孤独的问题上,人们生来就实现了平等。图/unsplash
在这个略显压抑的状态下,孤独感便经常找上他,挥之不去。
当不知道去哪儿的时候,他就找“穷鬼乐园”。和酒友们打成一片,或者游离在虚无的欢声之外,他都有过。
他始终认为,没有哪一种状态更好或者更坏,在孤独的问题上,人们生来就实现了平等。
“既然每个人都有,那就没有放大这种状态的必要,找个‘穷鬼乐园’,喝一杯,啥事儿都没了。”
自从“穷鬼乐园”这个说法在网络上流行,越来越多没落城市中的餐馆都给自己扣上了这顶帽子。
哈尔滨、绥化、抚顺、四平等地的店主们也主动或被动地跟起了风,追赶着潮流与时兴。
但不论怎么往前走,还是有人被落在了后面。
他们拖着疲惫的步子走进乐园,一通猛灌之后,桌面上有清醒的疯子,也有喝醉的正常人。
他们都清楚,负累没有真正被抛却,那种难以名状的孤苦情绪,第二天一早仍会袭来。
“穷鬼乐园”不够好听,所以有年轻人叫它们“失意者的和平饭店”“夜归人的深夜食堂”。
王希顺在手机上刷到过这些优雅而别致的叫法。
他说,的确很浪漫,但挺招人膈应的。因为,“在这儿,不流行矫情,唯一通用的语言就是酒,干了这杯,谁也不许觉得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