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真实”和“太真实”，如果你经常刷视频或者“吃瓜”平台，你一定很熟悉这两个流行语。早在2018年，凭借近50万次的发送，“真”字在毕丽毕丽弹幕视频网站上被选为年度弹幕热词榜首，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往往，当网络看到一座贴近现实生活或我们日常生活的桥梁时，我们不禁感叹“真理”。它代表了我们获得的共鸣，也是一种恭维。“真相”的最新大火，可能是网友发现了既“纯”又“野”的丁真。
丁真，一个在网上走红的康巴人。
虽然我们很难定义什么是真实的，也很难区分事物真实到什么程度，但毫无疑问，我们热爱现实主义。从真人秀到草根短视频，“真实”成为他们在市场上突围的重要特征。从YCY到张雨绮，“真实”被很多人认为是他们最吸引人的品质。
对我们来说，尊重“真理”而不是“谬误”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然而，“真实”却成为了一种美德，这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发生在几百年前的一种价值转向。
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痴迷于现实？在情感商业化、工具理性的时代，现实面临着怎样的威胁？为什么我们说，在一个真实而稀缺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拯救一种叫做真实性的道德理想？
作者|甜甜。
从真诚到真实：
道德生活中的两种真实观
“忠于自己，就不会欺骗别人。”―莎士比亚(图《莎士比亚名剧动画》)。
1970年，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哈佛大学围绕历史中自我的真诚与真实进行了一系列讲座。
特里林追溯了真诚和真实这两个血脉相连的概念的起源和兴起。他认为在16世纪以前，一个人既不真诚也不虚伪，真诚与美德无关。真诚最初不是用来指人的，而是用来形容事物的，意思是“干净的、完好的、或纯粹的”。比如，真酒就是指不掺水的酒。
103010，莱昂内尔特里林著，刘佳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
直到16世纪末，“真诚”才成为欧洲道德生活中的新元素。这里的真诚主要是指“公开表达的感情与实际感情的一致性”，即“不假装、不假装、不假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原因主要与社会环境有关。16世纪，欧洲的封建秩序逐渐瓦解，促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流动性意味着机会，一个人不再固定在出生地，而是可能与自己所属的阶层分离。当一个雄心勃勃的人试图突破旧的枷锁时，他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欧洲没有足够的职业来实现阶级飞跃。因此，利用表演和伪装作为工具，通过欺诈、奉承和阴谋来获得财富和地位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体现在很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伪君子成为典型的人物类型。作为对社会变革的一种回应，真诚已经受到重视，并开始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
随着社会流动性的进一步增强，诚信经历了一个衰落的过程。当人们来到城市，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他们就有了“社会”的概念。社会为人们的行为设定了一系列的规范。这时候，不真诚就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事实，表现被理解为一种有用的工具。真诚是一种不那么吸引人的品质。
103010，颜云翔著，龚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
人类学家严云祥曾经研究过中国一个村庄的年轻人择偶理想的变化，发现了类似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诚实是村里人欣赏的品质。诚实意味着诚实、可靠和可信赖。村里所有的女孩都愿意寻找诚实的年轻人。然而，改革开放后，诚信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尊重。村民认为老实人容易吃亏，对家人不好。在严云翔看来，诚信是一种被封闭社会所推崇的美德，一旦脱离了当地社会的小圈子，就可能成为一种缺点。
当真诚的吸引力下降时，它被人们对真实性的兴趣所取代。什么是真实性？它的德语词汇eigentlichkeit来源于eigen，意为“我自己”和“属于我的东西”。在西方哲学中，真实性的含义是“忠于自己的内心”。从真诚到真实，即由外到内的转变。特里林认为，20世纪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了。
的人那样，关心欺骗他人的问题。相反，他们最为关注的是，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欺骗。这种转折又是如何发生的？关键在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当人们普遍需要扮演多个不同角色时，才形成了强烈的“外部社会”与“内在自我”的意识。这促使一个人去思考，他真正的感受是什么，他是否本质上是他自己，而非外在力量要求他成为的人。对本真性的追求，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人们的普遍道德信念。
工具理性与情感商业化：
真实遭遇的两重危机
当每个人暗地里把他人当作工具时，循环相报，总将轮到自己，于是人与人之间就相互疏离了；当一个人把自己当作工具时，跟自身也就疏离了。――赖特米尔斯（图为骑着摩托车的他）
在今天，我们为何偏爱真实？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稀缺。这种危机，既源自个人的选择，也是机构管控的结果。
从个人层面来说，当代人趋于理性化，人格沦为可资利用的工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对人的社会行动有一个经典划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合理性行动，指通过理性计算设计最有效的手段，达成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则是指，关注行为本身的价值，而不顾条件、后果如何。两种理性并不对立。问题在于，工具理性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扩张。本应该用其他标准衡量的事情，我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投入-
产出比来评估。事物本身的价值被遮蔽，存在的意义只在于其有用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描述他接触过的这样一类大学生：课上听讲极认真，点头、微笑，与他互动，课下也积极与他讨论所学内容，一来二去，赢得他的好感。后来，申请留学，请他帮忙写推荐信，他欣然同意。而此后，这个学生就再没出现过。钱理群这才发觉，那些点头、微笑全是投资。
在工具理性的驱动下，人可能为了获利主动选择不真实。而当个人的人格从属商业逻辑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迫选择不真实。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取代众多与机器互动的工作。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说法，一个“人格市场”正在兴起：从前，工厂里的劳动力，用自己的时间、体力换取工资；如今，服务业中的雇员，不仅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还要出售自己的人格，以挣得薪水。在人格市场中，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种情绪状态，都成为可以且需要批量生产的商品。
电影《浪漫天降》（2015）剧照。
从空乘人员训练有素的微笑中，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确认了这一趋势，她称其为情感劳动。在入职培训中，空乘人员不仅要学习工作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感。如何感受和如何表达感受的规则，都由公司设定。受训者被反复规训，她们工作的稳定性与公司的营利都有赖于她们的笑脸。“笑容是你最大的资产，用好它。”因此，即便是面对乘客无理的要求、甚至是冒犯，她们也被迫要保持耐心和微笑。依靠情感劳动为生的人，他们的个人人格被公司征用，被程式化、标准化，且难以逃避。
尽管就职业而言，并非所有工作都是情感劳动，但情感劳动的现象愈发普遍。换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被迫营业”。“营业”原本是个娱乐圈用语。一个正在营业的艺人必备的业务能力就是“表情管理”，他要能掌控自己的情绪，在镜头面前保持最美好的那一面。现在，“营业”一词被泛化，白领们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某种工作状态。比如，此前热议的“职场塑料五件套表情包”，几乎成了工作群的标配，尽管自己真实的感受可能并非和发出去的表情一致，甚至私下绝不会使用这些略显土味的表情，但为了显得友善热情，为了工作沟通顺畅，不得不频繁使用它们。
情感商业化对真实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不是不想真实，而是常常无法真实。如果真实了，就可能被批评为“不职业”。很多人因而会自嘲是“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通过与职业角色疏离的方式，确认自我。
一个事实是，在今天，我们的情感受到越来越多的管理，无论是个人主动地利用自己的人格，还是机构有组织地管控员工的情感。而正如霍克希尔德所说的：“情感越是受到管理，那么，我们就越是看重未被管理的情感。”从杨超越到张雨绮，她们凭借“真实”圈粉无数，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她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里暂且不论）
我们今天如此迷恋真实，只不过因为真实太稀有。
本真作为一种道德理想
我们该如何挽救它？
我们出生时乃是原创，怎么死的时候却成了拷贝？――爱德华扬格（图为电影《甲方乙方》剧照）
矛盾的地方在于，一方面我们认同真实，另一方面每时每刻的真实又是不可能的。倘若我们依靠虚假的自我获得认同，我们又不可避免会陷入对自我的怀疑，陷入意义感危机。
“做真实的自己。”困惑于生命意义的现代人，在关于人生选择的种种讨论中，总能听到指向本真性的劝导不断回响。
在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看来，本真性对于现代人而言，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道德理想。它指引我们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以更具个人独特性的方式生活，重拾生存的意义。问题在于，人们对本真性有太多误读，致使“忠实于自己”常常滑向浅薄的“以自我为中心”。
误读主要根源于一种价值主观论。简单说，就是认为事物的价值是主观赋予的，而非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体现为这样一种观点：“善的生活就是每个个体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追求的东西。”类似的话语，今天的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它早已在自媒体上流行：“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认为好的生活”、“最好的生活，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这一生”。
在查尔斯泰勒看来，这样的观点看似合理，实则错误。关于什么是较好的生活，难道真的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当我们认为事物的价值完全是主观的，一方面它使真实沦为自恋，导致不加约束的自我放任，因为只要是我珍视的，就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将导致我们对自身以外事物的漠不关心，因为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价值选择。
《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性理想》，（加）查尔斯泰勒 著，程炼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那么，今天的我们究竟需要怎样一种真实？查尔斯泰勒认为，每个个体的真实与他人紧密相连。本真性理想的实现，必须在对话中完成。
原因在于，首先，“自我”并非单独凭借自己生成的。人出生时只是动物，在与父母等重要他人的互动中，习得语言、行为规范等知识，才渐渐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们的观念，我们感受世界、定义自我的方式，都来源于社会。其次，每个社会都存在着一个道德背景，它界定着事物的重要性，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自我的独特性，就来自于我与其他人的重要的、有意义的差异。譬如，一个人并不能因为自己恰好是唯一有3723根头发的人，就声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人。因为这种差异并不重要。
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将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晚现代社会称为“独异性社会”，如今，能够吸引人的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标准化商品，而是具有独特性的“真”的文化。一个新的趋势已经显现，一些劳动者的“真实自我”也正在被机构转化为商品。
真实是一件很难定义的事情。曾几何时，传播学者用“虚拟社区”这个概念来描述互联网。而在数字时代的今天，我们从网络中感受、寻找真实。在庞杂的城市生活中，“附近消失了”，邻居、外卖小哥、小区门口的保安，这些身处我们周围的人，反而成为面目模糊的存在。
当理性化无可避免地渗透进我们的日常，当数字媒介进一步包裹我们的生活，我们愈加难以判断什么是真实。关于他人的真实，或许只有回到日常的、琐碎、日复一日的交往中，我们才能有所发现。而对自己的真实，则是我们有可能掌控也应当追寻的，因为在真假难辨的世界里，它们是我们生存意义感的一种依恃。
除了正文所列书目，本文还参考了：[1]C.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2]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
[3]孟芳. 本真性理想的再审视――对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理想的解读.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5):39-43.
[4]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独异性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作者｜甘甜
编辑｜西西、李永博
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