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010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徐著。
和平
历史感和真实感的缺失，经验的同质化，成为新生代作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与其坚持用“第十”年或“第五”年来划分一代人，我更愿意把改革开放前后出生长大的几代人称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儿女。如果考虑学校教育对一个人精神成人的意义，我们可以把所有70后出生的人都放在这个群体中，因为几乎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开始，70后出生的孩子就开始进入学校，上小学。
从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汪曾祺、陆，到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迟子建、毕飞宇、麦家、董、即使生理年龄没有溢出，都写着“改革开放前”被带进来，无论是《北上》 《李顺大造屋》。或者《美食家》 《生死疲劳》 《秦腔》 《空山》 《繁花》 《活着》 《兄弟》 《平原》 《春尽江南》 《越野赛跑》 《随园》等等。对他们来说，“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的时代都是在一个连续的历史逻辑上。年轻作家的后世就不一样了。如果要像前辈一样建立过去和现在的历史逻辑，那就是回溯：宜州的《北上》、徐的《朱雀》、的《北鸢》、地安“龙城三部曲”的《松林夜宴图》、的《茧》、张悦然的《甲马》、的《中华文学选刊》。
2019年，《小时代》向活跃在文学期刊、网络社区、类型文学的117名1985年及以后出生的青年作家发出问卷，提出10组问题。问题8:“你同意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缺失、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吗？你认为你有独特的个人经历吗？”1985年和1970年，有15年的差距。提问者和被提问者想象中的“历史感”似乎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回头看，我看到了我的路”，即青年作家能否写出超越其生命长度和经历的“过去”。而且，根据我的猜测，问题的设计者也可能预设了不写“过去”的年轻作家的质疑和诘问。
但需要区分的是，所谓“历史”可能既是“过去”，也是当代的历史逻辑和脉络。所以，写当代也有可能写历史。
至于现实的缺失，可能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如何衡量轻重？单纯说青年作家不写“现实”，显然不符合“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稀缺性”指的是文学史和审美实践。我注意到评论家经常指责年轻作家沉迷于小快乐和小悲伤。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用来衡量一个作家写作现实的分量的单位可能是各种所谓的“大”，而对比过去和现在，习惯上强调现在和国家记忆一样重。一旦这位年轻作家的“现实感”不能满足他在这两位重量级人物中的想象，他可能会被批评为“稀缺性”和“同质性”。
不同于前人把当代当成过去的作家，青年作家写的是当代。
与前辈相比，年轻作家所理解的历史和现实是什么？班宇认为：“一个人的变化可以从外部诞生。那些荒诞的风景和动荡的时代确实值得书写，但也可以完全是个人的精神，这也是非常激烈的。卡弗、耶茨和厄普代克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波动，但他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探索。”这种个人化、内向化、灵性化的历史和现实，被孙频定义为“一种普遍的、隐藏的痛苦感”。简单比较一下近作中的“莱钢”和90年代后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大厂小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年轻一代的文学观。
从审美创新的角度来看，赋予历史和现实个性化、内向性和灵性，可以有效抑制“时代”成为标签。标签化进入了文本的“时代”，比如《精品国》中的《小时代》，或者说，《精品国》只是某个时期的文学症候。大都市的“时代”被贴上了标签，这是精米国之前卫慧、棉棉、安妮宝做的，但精米国更赤裸裸，无所不用其极。103010年，将可能出现的新兴城市的洞见，化为精明的利益，将棱角粗糙的“时代”精心打磨成“时代的补丁”。
不是所有的都像《小时代》那样是“时代的补丁”。近年来，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明显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有些作品与时代息息相关，如《路》中的《雾行者》、《周嘉宁》中的《基本美》、《双雪桃》中的《平原上的摩西》、《半玉》中的《逍遥游》、《七匹狼》中的《平生欢》、《孙频》中的《我看过草叶葳蕤》。为什么他们一般不会去暧昧的时间？一批小说有类似的东西也不是很偶然。我们需要思考每个特定的时间对作者的文本意味着什么。其中有些可能是小说的技术层面，涉及到年轻一代作家对大时代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史、命运史、精神史的处理，可以说是对1980年以来“新历史”、“新现实主义”等中国当代文学文学遗产的呼应。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不仅是这些有时间限制的文本，还有他们对自己时代的所有观察和表达，这些年轻作家似乎都在努力为自己的当代命名。此外，我们应该意识到，与那些以当代为过去的前辈不同，这些年轻作家写的是当代。
个人编年史和“微观精神事件”，如何获得与人群同甘共苦的命运感。
如果不以现有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他们的写作，那么需要文学批评和研究回应的是，这些青年作家是否提供了属于他们时代的新的审美体验？
而就像参与上述问卷的小说家远子所说：“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写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网络上、文学期刊上有大量这样的作品。但这种万无一失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完全与现实脱节的主义。比如，他们所写的农村，其实是由一代人共同构建出来的‘文学场景’，而老一辈作家和他们带出来的徒弟还在这上面苦心经营；再比如，他们已经有了一套农民该怎么说话，工人该想些什么，官员该怎么做事的标准。你不这样写，就是不够‘现实’，‘不接地气’。就是说他们所秉持的‘现实主义’原则，恰恰是导致现实感匮乏的根源。”当年轻作家仿照前辈作家将他们的同时代作为改革开放前那个“过去”的附属物，而且如果那些“过去”不是建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文献功夫的文学转化，仅仅是远子所说的这种拙劣的复刻，文学史谱系、审美的惯例和套式反而更有可能滋生“匮乏”和“同质化”。为什么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作家书写的与他们生命等长的同时代不可以是他们所理解的“大时代”？我们姑且也回望下“在当代”写当代，而不是把当代作为过去历史的附属物，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传统。迷信历史感的丰盈只能存在于物理时间的过去，这应该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但即使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优先消化的几乎是同时代的“当代”。
我曾经给朱婧的短篇小说集《譬若檐滴》写过一个评点，说她从早期的《连生》《消失的光年》到《安第斯山的青蛙》再到最近的《水中的奥菲利亚》《那只狗它要去安徽》等，是一部1980年代出生人从大学生活到为人妻为人母，从清白纯粹的理想到细小琐碎的现实，从整一到裂碎的小编年史，一以贯之地将微小的日常生活发展成反思性与个人和时代关联的“微观的精神事件”。因此，所谓“历史感”不应该绝对化地理解为线性的过去和现在的关系逻辑之上的。即使不去拟想他们未曾经历的过去，年轻作家所建构的他们同时代的历史逻辑也当然可以获得丰盈的“历史感”。比如魏微从《大老郑的女人》到《沿河村纪事》、徐则臣从“北漂”“花街”系列到《耶路撒冷》《北上》、鲁敏从“东坝”系列到《九种忧伤》《荷尔蒙夜谈》、梁鸿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到《梁光正的光》《四象》、付秀莹从《陌上》到《他乡》、双雪涛从《翅鬼》到《平原上的摩西》《猎人》、周嘉宁从《荒芜城》《密林中》到《基本美》、张怡微从《家族实验》到《细民盛宴》……如果我们研究者愿意细细考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人和时代遭逢的悲欣交集的小编年史。
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作家如何消化和书写他们的同时代――以文学之发现、发微同时代的历史逻辑，发明并命名“改革开放时代”？个人的小编年史和“微观的精神事件”如何获得与稠人广众休戚与共的命运感？又如何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激荡、沛然涌出时代的精神长河？令人遗憾的是，当下的文学貌似并不匮乏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可能恰恰是丧失了想象和建构“过去”的兴趣和能力。同时，“现在”或者“同时代”也散成碎片般浮光掠影的历史和现实的一点所“感”。据此，我们有理由批评年轻作家放任自以为发达的“感”而敷衍的穷极无聊的“故事会”，他们真正匮乏理性反思、哲学思辨、时代文体创造以及“文学的国语”发明的能力。如此等等。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作家会不再年轻，“他们都老了吗？”共识的经典又留有几部？也正据此，我上面对年轻作家所做的辩护，或许恰恰成为辩无可辩护再难护的匮乏。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