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本《朱增泉散文与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虽然有一百多万字，但并不深奥，也不难读。相反，朱增权有条不紊地梳理错综复杂的历史经纬、纷繁复杂的文化景观和现代化信息化的战争概念和形式，研究得淋漓尽致，阐释得清晰浅显。
历史、人性、战争就像坛里的老酒，而朱增权的话就像坛里泡过的老人参。酒呈微黄色，老人参呈白色半透明状，散发出迷人的香气。这种浓郁的味道中最重要的元素是无处不在的英雄情怀。如今，即使在军事小说中，我们也不常看到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和敌我博弈的跌宕起伏。“穿军装的社会上的人”我看得比较多，从出生条件、入伍动机、性格特点、精神气质、思想觉悟、道德操守等方面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就连过去那些个性鲜明、血性阳刚、才华非凡的传奇英雄，也不知不觉间淡出了我们的视线。诚然，“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军人首先是社会中的人，然后才是军队中的人。但是军人有自己不同于普通职业的独特规定，需要牺牲和奉献，也需要热血和英雄。片面强调人性的共性内容而消解军人的特殊属性，实际上间接取消了英雄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学中的英雄叙事需要摆脱过去观念模式的羁绊，重塑人性中的英雄主义，进而从更广阔、更高的整体视角为新时代建构新的思想精神和理想价值。
朱增权在《朱可夫雕像》中写道：“不崇拜军事成就非凡的英雄，算什么军人？”这段独白直接表达了他的英雄情怀，也变成了一种情感和语气，将书中100多篇文章包裹和浸润。纵观这几百篇文章，几乎每一篇都会谈到战争和军人，而且所有的章节都充满了英气和气质，以及军人的责任和担当。这是中国当下社会生活或文化思潮所欠缺的，也是朱增权作为诗人、作家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
在中国，“散文”的文体概念似乎有些模糊。回顾我所研究的现当代文学史，并没有明确提到这种风格。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或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杂文被谈论最多。他们能和目前提到的“随笔”划等号吗？似乎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想到的是“小品文”的艺术特色，目前还挺流行的，比如结构稀疏，语言灵动，风格有趣，知识面广，思维敏锐，写东西爱看，不做过多的理论解读等。《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年，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干脆用短篇小说的叙事方式写散文。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些所谓的艺术特色，我觉得朱增权书中的这些“杂文杂文”更接近于“历史理论”。朱增权在中国古代史和战争史的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的广泛介绍和思想观点的领先优势随处可见，这些都证明了他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深厚功底。2011年看了朱增权的五卷本《战争史笔记》。中国2000年的战争史尽收眼底。史料翔实，论据崇高，论据严谨，在赞叹的同时，我想象着其下的力量，这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虽然他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史实，但这种叙述并没有影响《朱增泉散文与随笔》的文体特征——即思想或思辨的表现形式。书中还保留了相当多的文人趣味，以及所谓闲笔闲枝，忽荡而去，时不时让人眼前一亮。
而那些视角独特、充满思辨色彩的文字，让我佩服朱增权的才华和博学。比如《寻找昌耀》，朱增权只选择了诗人人生的几个节点，却把常尧的命运、性格、思想、灵魂都勾勒了出来，这当然是他写作功底的强大造成的。更让我咀嚼的是朱增权被随机点出时流淌出来的思想感情。他写道：“常尧的一生以一次跌倒告终。或许，这是昌耀最后一次“站在天堂的门口/享受飞鹰的快乐”。其实，跌倒一直是昌耀的人生轨迹。他就像一颗陨星，坠落一生，坠落中燃烧，燃烧中发光，最后坠落在青藏高原。”这种描写既是对诗人的致敬，也是对诗人生命本体的深刻认知。
《朱可夫雕像》年，朱增权通过三尊雕像描述了朱可夫的人生经历和命运。由于朱可夫对德军战略进攻的准确判断，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他在八个主要作战方向担任陆军司令，并担任统帅部代表十五次，指挥作战。当战争结束，朱可夫的悲剧就会到来，这显然和他呆板的性格分不开。但是苏联新闻文学界的不当宣传甚至超过了斯大林，帮助他打倒了，就像韩信一样。朱增权做出了这样的猜测：“朱可夫是一座巍峨的大山，而斯大林是照耀在这座大山上的阳光。当斯大林高度重视朱可夫时，太阳到达了山顶，这座山的影子最短。一旦斯大林在感情上逐渐疏远朱可夫，就像太阳西去，给这座山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这个阴影越来越长。”朱增权也这样形容两人：“斯大林和朱可夫是两块钢铁，互相触碰，铮铮有声。”你说“有穿透力”是什么意思？这也叫。
朱增权在《边墙》中对长城特别是山海关的思考和解读颇具创新。历代修筑长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挡游牧民族南下骚扰，但到了明朝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又命徐达修筑山海关，为明朝埋下了不祥的伏笔。关外女真人向南看，发现被一道山海关挡住了，顿时感觉不妙。明朝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把他们拒之门外。然后形成一个怪圈，边墙一步步修建完善，但明朝逐渐衰落。这种对历史和人心的洞察，说明朱增权不仅有俯瞰历史的广阔视觉门槛，而且对秋天有着潜移默化的探索。就像陈年的葡萄酒，已经呈现出轻微的黄色。当祭坛打开时，里面全是米卡。吃一杯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