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晨
罗福兴
2月14日情人节，罗福兴在豆瓣发了一条动态消息，“大家好，我叫罗福兴，是杀马特的创始人，祝所有同学2021年新年快乐”，并附上几张她杀马特发型的照片。很快，数百条信息被发送和转发，其中大部分是对“领导好帅”的赞美和对“羡慕的头发”的嘲笑。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更新他活跃的Tik Tok和阿尤托了。一段时间后，罗福兴每天都在豆瓣上发布关于杀马特的照片和视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人在他的评论区留言，“兄弟，玩Tik Tok，豆瓣没有未来”，“豆瓣上的人都是没出息的用户”，罗福兴回答，“玩豆瓣就是让豆瓣上的人认识到自己的土壤，从而改正错误，学习新动向”。
103010海报。
自从李一帆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在网络上获得广泛关注后，这个原本被认为属于边缘亚文化的群体，逐渐进入了大众的视野。纪录片《103010》于2019年正式上映，2020年将成为热门话题。在纪录片开拍之前，罗福兴就已经因为“杀马特大师”的名头而在网络上名声大噪，还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事实上，所谓的“杀死马特的创始人”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身份。在罗福兴因电影《杀马特我爱你》而广为人知之前，一些人认为是“创始人”的几个名字在各种报道中被提及，但他们都淡出了杀害马特的圈子，不再受到关注。
李一帆于2017年开始拍摄《杀死马特》。从马特被杀的工厂到他们的家乡，他完成了67次关于杀死马特的采访和11次互联网上的采访。拍摄过程中，李一帆通过直接购买手机视频的方式，收集了915段工厂流水线和工人生活的视频，避免了马特和其他工人被杀。在采访中，李一帆说：“这部电影不是关于杀死马特的历史，而是关于杀死马特的个人历史。杀害马特的历史其实是中国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尽管“杀马特”这个噱头五颜六色，但这部电影实际上聚焦的是工人和工厂。杀马特人都有相似的人生轨迹：出生在农村或小城镇，留在二代农民工，中小学辍学，来到广东流水线厂成为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刚进工厂时，往往不到十五岁。在与其他工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了解到了“杀马特”，一个以头发为标志的群体，或者穿得像在农村老家外出打工的兄弟姐妹。
与他们的头发不同，杀死马特的生活极其贫困。除了流水线和工厂宿舍，就是在难得的休息时间去公园和滑旱冰。在采访片段中，他们反复提到“孤独”。在被孤独包围的工厂里，竖起头发是他们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这样，他们很容易找到“同类”。在杀手们相互交流的QQ群里，他们自称“家人”，把对方当成“家人”。李一帆也认为“杀马特可能是工人最大的自组织，松散，被发型符号认可，没有大舞台”。但对于杀死马特本人来说，所谓的“工人自组织”与他们无关。他们更关心交朋友和谈恋爱——在纪录片中，每一个接受采访的男生都说，“没有头发就找不到女朋友”。听起来杀死马特对他们来说似乎别无选择。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杀死马特人经常出现在直播和短视频中。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快于预期，越来越多的小工厂倒闭。然而，在大型工厂里，杀死马特五颜六色的头发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曾经杀人的马特要么为了得到工作机会剪掉头发，要么为了保住头发回到农村老家，只有在短视频平台和QQ窗口的“家庭”里，才能真正感受到来自社区的温暖。
纪录片走红后，导演李一帆和副导演头衔的“领导”罗福兴相继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李一帆总是反复强调，他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是“关注城乡关系特别是农民进城后的变化，即城乡关系在城市中的表现”。
罗福兴开了个人微信微信官方账号，开始在各种短视频平台直播。他在所有平台的个人介绍中写道，“审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2020年9月，他计划在国庆期间居住的东莞石牌镇举行一场聚会，杀死马特。为此，他在个人微信官方账号上发了一条推文，欢迎马特参加聚会。三天后，罗福兴再次发微博，宣布今年的马特杀人派对取消，因为“石头排国庆节不允许马特杀人”。截至目前，他关于微信官方账号的最新消息还停留在本文中。
罗福兴的主要业务是在东莞开一家理发店。这家店的开业几乎和纪录片的完成是同时的。通过纪录片的拍摄，他发现东莞石牌，这里有很多小型轻工业工厂，现在是杀害马特的聚集地。但在2018-2019年，近3000家小企业升级了规模，无法容纳其个性的大工厂迫使马特杀了他，罗福兴的美发店也陷入了无人问津的境地。他会“复活并杀死马特”并赚钱。
的希望寄托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上，但尽管成为了媒体和网民公认的杀马特创始人，短视频和直播也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收入。2020年11月8日晚上，在”快手“的一场直播中，被平台分成50%后，罗福兴的最终收入是12.5元，并且在这些平台，“杀马特”一词根本不被允许出现，他只能游走在平台审核的边缘，发发做发型的视频、和网友们聊些家常。虽然不清楚他转战豆瓣是否与这些有关，但比起抖音和快手，豆瓣的确是一个更适合现在的他的平台，这里的网友会称赞他“酷”、“通透”，会愿意听他讲“工人权益”、“审美自由”这些大词，不过，豆瓣根本没有消费机制能够使博主盈利。在和李一凡一起进行纪录片的拍摄之后，罗福兴也学会了也把杀马特和工人权益联系在一起，他在采访里说，杀马特的后退，本质上是工人失去话语权。他还说自己想做“社会学家”，想拥有社会学家们的话语权，想为杀马特群体们“正名”。他试图在杀马特家族群里发起讨论，让群友们说说自己对现状和社会的不满、诉求，话没说几句，有人抱怨“姑娘太少”，随后聊天界面又变成了铺天盖地的“求交友”。事实上，罗福兴是上一代杀马特中唯一还活跃在这个圈子里的，尽管他也才26岁。曾经和他争夺“杀马特创始人”称号的安文轩，在退伍以后当起了老兵俱乐部的教官，偶尔缅怀过去的岁月时，也会闪过重建家族的想法，但如今，他更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今年一月，劳工组织尖椒部落发布了一篇推文，标题为“革命的一天：与杀马特同行“。这篇推文记录了两个尖椒员工和一位年轻杀马特“小公主”一起在东莞石排做发型、逛公园的一天，在推文中附上的视频里一位员工说，“这真是太浪漫了”。推文中还说，“我们发现杀马特群体和酷儿群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喜欢彩色的头发，夸张的造型，以塑造外型的方式进行自我赋权，有自己社群的审美体系；单独一个人打扮了出门可能会心虚，和同伴们一起就觉得超骄傲”，尽管文末还是提及了“当我们的目光被这些花朵一样的发型吸引时，更应该顺着花往下再看看工人们的处境”，但这篇推文给人的观感仍然是将重点放在杀马特们“花朵一样的发型”以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媒体面对杀马特的态度，即将他们的头发放在工人身份之前。诚然，杀马特也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不必非得强调他们苦大仇深的留守儿童、农民工身份，但“与杀马特同行一天”、做出和他们一样的发型、和他们逛一样的公园，这真的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杀马特吗？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体验他们“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但那些使他们创造出“独特文化”的“缺失”与“匮乏”并不是我们能够轻易体验到的，因此，我们也就无法真正切身地理解做发型、逛公园这些“简单的快乐”对于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罗福兴成为网红，占据了公众视野中关于杀马特的绝大部分讨论，那么他背后更庞大的工人群体是否会被隐形？罗福兴在豆瓣发出自己的纹身照片之后，有人询问他手肘上的蜘蛛网是什么意思，他回答道，“美国的监狱囚犯，因为在监狱里面坐牢坐久了，他们觉得身体和精神都结蜘蛛网了，后面我觉得，如果美国的监狱是小一点的囚笼，那么工厂是不是大一点的，或者同样的囚笼？后面我出厂了，并且纹了两个蜘蛛网，从此以后也没有进过厂。”有人评论称赞他“思想深刻”，其实对于所有杀马特来说，工厂都是他们的囚笼。
当我们在讨论杀马特时，很难将劳工权利和审美自由划分开来看。但问题在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审美自由”远远比“劳工权利”更能引起共鸣。类似尖椒部落的微信推文中“我们发现杀马特群体和酷儿群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李一凡也在访谈中提到，“几乎每一场放映，都有观众会说，其实自己的内心和杀马特很像，但没有杀马特勇敢，没有勇气来抵抗这个特别规训的社会，不敢做一点出格的事。这一点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观众大多是90后、95后，在城市做一份白领工作，有些人看起来家庭环境还不错。两者的压抑，其实非常类似，这可能是一代人的共同问题”。大部分人看到标新立异的造型时，都会先联想到“用背离主流审美的方式来抵抗社会规训”，事实上这也是绝大多数亚文化的特征，而杀马特有着本质的区别，除了标志性的发型以外，他们并没有形成任何可以被称为“文化”的体系。杀马特的困境实质上是底层劳工的困境，尽管城市白领和底层劳工一样会被工作绑架、感到压抑，但阶层出身和经济地位的差异决定了二者选择权的差异――城市白领能够拥有种种文化消费的选择，以及拒绝文化消费来抵制资本的选择，而中小学辍学的流水线工人拥有的选择只有头发、公园和旱冰场，强调“审美自由”，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劳工权利”对关注度弱化。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评论，“杀马特夸张的时尚选择折射了更为深层的问题
：集体性的疏离。这是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潮和不断扩大的阶层差异所引起的副产品”。尽管杀马特的造型来自朋克、视觉系等欧美亚文化潮流，但与朋克反对消费主义的态度完全相反，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杀马特们需要从消费主义的符号中获得慰藉。在特立独行的外表，杀马特们想要的并不是反抗什么，而只是保护自己、获得安全感。戏剧化的是，规模化的大工厂无法接受工人们自发形成共同体的方式，因此，从没想要反抗的杀马特被动地成为了反抗的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杀马特在今天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但杀马特从来不是什么一种“需要被大众接受的小众文化”，而是城乡差异、资本垄断和借机割裂共同构建的年轻工人的复杂困境。
责任编辑：伍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