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在北大读书时，曾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田雨晴一个问题：“田老师，《二十四史》你读了多少遍？”
“傻小子，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读完《二十四史》。”田雨晴的回答给万俊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随着古籍数据库和关键词的进入，《二十四史》中的相关内容立即出现，检索和阅读的便利性大大提高。虽然读完《二十四史》还需要下功夫，但是使用《二十四史》已经越来越方便了。
从论文阅读到检索系统，从检索系统到分析系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工具正在向“数字化”转变。和万俊人一样，很多人文学者的研究越来越离不开“数字化”。
“不数字无人文的时代”到来
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开阔视野、专注目标而不被淹没，是学者们的共同需求和愿望。
“现在我们处于海量的信息中，这不是宏观的，而是宏观的。”台湾省大学信息工程系教授、数字人文中心主任项杰说。
从微观到中观，中观到宏观，再到宏观，信息的视界越来越广阔。人文学者如何驾驭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数字技术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从读几篇文章开始写作是永远不可能的，但通过阅读大量文献，他们敢于写作。”项杰分析，“因为作者检索到的文献是一个系统，弄清这些文献之间的脉络非常重要。”
“如果一个学者只受过本学科的学术训练，却没有数字思维，缺乏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研究的能力，即使他的学术基础扎实，将来也无法动弹。”商务印书馆执行主任顾青说：“目前，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人文学术研究的人还不够多。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必用“数字人文”的名义来宣示我们不同于传统研究的立场。因为‘无数字、无人文的时代’已经到来，数字人文将深刻改变学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路径。”
其实在一些学者眼里，人文和数字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从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建筑和哲学中，万俊人指出了数字人类的魔力：“埃及金字塔仍然是一个谜。之所以经历了4700多年的风雨，不仅是古埃及人的信仰、图腾和崇拜，还有数字的因素。在广阔的沙漠之巅，铸造了许多规则而雄伟的建筑，它们是用巨大的石头建造的。没有精确的数值计算，这是做不到的。"
万俊人认为，人文学科的起源与数字有关。他说：“毕达哥拉斯，古希腊哲学家，他的哲学起源于数字。从他开始，希腊哲学就开始产生数学的传统。中国古代哲学也是如此，比如《易经》。所以人文和人物从一开始就是孪生兄弟姐妹，但到了后来的岁月，他们走得更远了一点，似乎已经说再见了。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同一条路上，与人类文明和文化同行。”
用数字方法，解决人文研究难题
数字人文发展的动力在于采用新的方法解决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项杰的研究团队一直在努力满足人文主义者对内容数字化的需求，并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来处理、标记和分析数据，使内容和工具能够相互作用。
顾青回忆说，30多年前，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上过一门关于参考书使用的课程，讲的是如何使用纸质参考书。如今，这门课程涉及的很多工具书都可以被数字化工具所替代，其中一些已经进入古代藏书家的视野，实用价值远不如从前。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飞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伟介绍，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文学科的定量分析成果不断涌现，一些人的先入为主被数字化手段检验和打破：
20世纪80年代，陈炳藻、李先平、石建军、陈大康等国内外中国学者分别用文体测量、人工统计或计算机辅助手段对《石头记》前80次和后40次作者的统一性进行判断。2005年，哈佛大学鲍比德与北京大学联合建立“中国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2001年，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联合建立“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等。这些人文主义者是数字人文的先驱。
“长安城市地图的精度与数字化应用”是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简劲松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的研究。据他介绍，过去学术界对唐代长安城的了解，多是从保存下来的纸画中得知的。现在我们可以把原始的古代地图数字化，放入电子地图中，就可以看到长安古城的精确面貌。
这项研究既有学术价值，又很有趣。比如，有了这张数字地图，我们就可以知道白居易的家人住在哪里，上法庭需要多长时间。你也可以知道韩愈从家里出来访问张继会走什么路。李商隐为纪念亡妻写下了著名的《西亭》:“这一夜，西亭月圆，疏帘伴旧风烟。不翻梧桐，孤鹤不眠。”从李商隐家到妻子家的住所西亭，距离并不远，只有1.7公里。
借助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王兆鹏教授构建的“唐颂文学编年史图谱平台”和“韩伟六朝文学编年史图谱平台”数据库，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唐颂和韩伟六朝作家的活动。
“数字人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传统的研究工作，让学者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计算机目前做不到的研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数字人文》学报》主编刘实说。比如古籍的标点、句子的校勘、索引的编纂、材料的编纂，这些过去学者花费了大量心血的工作，现在都可以借助计算机来完成。
>建立起知识的关联，是数字人文的本事数字人文兴起的前提，是人文资料和文献档案的电子化与数据化。
刘石认为，当今社会，数字化的浪潮无所不在，也深刻地影响着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数字人文，推动了当代文献学的发展，使之形成数据驱动、实证为先的新特征。“前几年，人文学界有一种轻文献考辨、重义理阐发的现象，导致学风空疏的倾向。现在有了数字人文，你想空疏都空疏不了。因为，数字人文中的大数据，不就是拿数据说话的实证研究吗？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文献学、古籍整理，或者考据学，今后不见得会消亡，反而会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获得新的活力。”
众所周知，钱钟书先生博闻强记，而他的记忆力与他的学术成就息息相关。有人提出疑问：进入数字人文时代，学者的记忆能力还重要吗？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数字人文》期刊主编孙茂松教授认为：“实际上，电脑时代并不意味着什么都能搜索到。数字人文要做的，不是把死的知识存在那里，而是要建立起不同知识间的关联，有丰富的知识联想，让知识活起来，进行深入的学术融合。”
“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了大量的电子文本之后，怎样利用这些数据库进行研究？”美国巴克内尔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陈松说。
因为，人工智能必须由人去做，才会智能，才有可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
李飞跃从教学角度来分析数字人文：“过去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工业化时代标准化的教育，更重视知识技能的传授教育。如今，信息时代的教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更重视建立知识之间的关联，这才是力量。”
正如项洁所说的那样，这些细微而生动的数字化，“从巨观上，穿越了不同知识和学科之间的隔断，才能从微观上直达知识的细节”。
“从科学革命开始，学界有一个很大的分流，就是理工以发现为主，人文则以解释为主。如今，有了数字人文这座新的桥梁，把以发现为主的理工学术带到人文学界，人文学术将会有新的发展。”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中清说。
“数字人文是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未来，希望在信息科技领域中，有最懂传统文化的人；在人文学术界中，有最懂数字技术的人。”这是顾青的期待，也是学者们共同的期盼。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