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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思勉   

  

  杨轩   

  

  虽然吕思勉以历史研究闻名于世,但正如他晚年在《自述》(收入:《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中所说的那样,“授之以文学,其才华颇佳”,他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也有着深厚的造诣,为此,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或编撰教材,或讲授著作,或撰写杂文,以指明道路。早年,黄永年在《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老师》(《学林漫录》四集,中华书局,1981)中强调:“大多数人只知道鲁先生是历史学家,却不知道鲁先生是一位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研究颇深的学者。可惜《宋代文学》这本小册子里透露了鲁先生在这方面的见解,这本书从来没有专门写过,也不为人所知。”不难看出《宋代文学》这本书在综合评价鲁学术成就方面的独特意义和价值。这本书回顾了各种文学风格的起源和发展,在早期王朝文学史的写作中,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系统。因此很受读者欢迎。从1929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在收到《万有文库》的收入后,对该书进行了多次修订和重印(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它是1931年付梓《百科小丛书》商务印书馆收录的,第一版是错误的)。吕思勉一生致力于完成《秦汉史》1《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这两篇文章都有“文艺”一节,详细论述了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和作家的创作。基于此,推测原本计划与这些编年体书籍形成系列但未能完成终稿的《宋辽金元史》应该是一样的,很有可能会在《宋代文学》的基础上增加、删除、修改相关章节。不用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吕思勉在谈论这个谜的时候忍不住保守了一个秘密。然而,仔细研究书中的发现,仍将对他早年接受的文学启蒙的推导,甚至对他未来的研究和学术大有裨益。一遍又一遍的背诵,偶尔忘了,无知一点,祈求方家的仁义。   

  

  王玉成《待漏院记》 《竹楼记》   

  

  《宋代文学》第二章《宋代之古文》引用了叶适在描写宋初王禹偁时的见解,并做了简短的评论:“叶水新说,于卓的散文古雅朴素,真宗之前,并无此事。今天的阅读,现实并不精致。从《世传》《待漏院记》101《竹楼记》就可以看出来。”   

  

  根据:虽然前辈没有无一例外地批评《待漏院记》,但因为其正直的意图,每一次道歉都会被辩护。比如《崇古文诀》卷16楼芳说:“五代该改掉习惯了,有点尴尬。但是,用词严谨积极,所以你能看人,为人正派。”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37 《文辨四》说:“王袁志《待漏院记》,文殊不标。所以喜欢的人特别带讽刺的意思。”《竹楼记》一文自宋代以来就备受赞誉,尤其是黄庭坚在《山谷题跋》卷二《书王元之〈竹楼记〉后》中提到王安石曾说“《竹楼记》优于《醉翁亭记》”,而王禹偁实际上超越了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因此,后世各种文章的选本大多偏向于这两篇文章,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清康熙时期吴楚才、吴调侯编著的《古文观止》。吴的把这两篇杂文放在宋代文章的首位,称《待漏院记》为“言之庄重,可鉴法”,以此为鉴,博采众长。还有说《竹楼记》《你能赶上柳州骄傲的故事》可以和柳宗元的作品相提并论,不言而喻,秦的赞美是重要的。吕思勉在学徒工期间曾专门讲过《古文观止》(见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老师》),所以他所谓的“人间颂”大概就是指《古文观止》。   

  

  吕思勉在回忆求学经历时曾提到:“文初居桐城后,想到了一个突破口,研究先秦两汉,作品偶有在其境内。”(《自述》)桐城派虽然追溯到秦汉时期的文章,但其根本旨趣实际上一脉相承,没有变化。在《〈古文观止〉评讲录》(黄永年,收入《吕思勉诗文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中,他中标并引用了自己衡量散文的标准,“一个古文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雅俗之别”,“雅俗是古文与非古文的界限”,并具体付诸实践“雅与古不必一致”,但并不是一味追求古奥的要求。   

  

  “韩愈《原道》”)。将他们的观点与桐城派的传统观点进行比较,如的“古文中的汉语言不能入语录,魏晋六朝的骈文优美,汉赋中强调汉字的方法,诗中有意味的话,南北史中的巧言”(引自沈《方望溪老师传书后》,钱贻基编卷二十五),吴德玄《碑传集》。   

  

  北宋初年,王禹偁以古文颇负盛名,但却小心翼翼地重复前人的评论,如《初月楼古文绪论》《非骈文而不散》(普七龙《待漏院记》,卷73)、《即时文与八股之祖》、《极似近世一篇优秀的回回文》(李福久《古文眉诠》,卷1)、《古文笔法百篇》。但如果以桐城派的标准来衡量,无疑永远达不到古文的纯洁性和典雅性的要求。姚鼐《竹楼记》、曾国藩《古文析义》等最能表现桐城旨趣的古文选本,排除了这两篇。在教《古文辞类篹》的时候,吕思勉还顺带提到了王禹偁,批评说“宋代自称古文的人很多,但不都是好的。这本书选的王禹偁《经史百家杂钞》1《古文观止》和范仲淹《待漏院记》都很俗。加韦恩避免被杂糅,如果写古文并插入中国辞赋,那么如果用简单的古装,突然套用电流刺绣,就会走样”(《黄冈竹楼记》,卷二,《柳宗元《严老师祠堂记》),即侧重其杂糅辞赋以致风格不纯。黄永年在《岳阳楼记》。   

一段叙述可以与此互相印证,他说:“吕先生所讲授的文章不一定是他认为好的,不好的也讲,讲它不好在哪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篇是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吕先生说它不好,不好在哪里,在不纯,开头写古文,中间来几段骈文,最后又是古文,不纯就不美。”事隔数十年仍留有如此深刻的印象,恐怕正是因为吕氏在授课时直言不讳,而迥异于人云亦云的流俗之见。

  

桐城派的文章理念,对吕思勉评价史学论著也不无影响。姑以其选评的《古史家传记文选》(商务印书馆,1938年;已收入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为例,卷首《导言》开篇就“先谈谈中国骈散文的变迁史”,并阐明撰作古文的时候,“可古的地方,必先用古,必其不能古,或求古则妨害事实时,才参用今。而其参用,仍有种种规律,非可直情径行”,其实就是要遵循桐城派古文的“义法”;在评述欧阳修等所撰《新唐书》《新五代史》时,则强调“此为古文既兴之后,用其义法所作之史。自古文家观之,自较自晋至隋之史及《旧唐书》《旧五代史》为胜”,还提到姚鼐《古文辞类篹》“于《史》《汉》外,只选此两史之文”,显然并不专注于两书的史料价值,而更侧重其文辞表现;最后总结史传文章的特色,又特意指出“正式文字和小说之别,却又不可以不知。古文贵叙述详尽,刻画入微,这是人人所可承认的,然古文而带有小说气,则历来的作者,又均视为大戒”,严格划分古文与小说之间泾渭殊途的界限。追根溯源,这些意见与其所受桐城义法的熏染都息息相关。

  

叶适《游小园不值》

  

《宋代文学》第四章《宋代之诗》谓南宋永嘉学派“以文名者尤多”,并以叶适为代表,称许“其诗亦宗法晚唐,卓然自立于江西派之外。豪杰之士,固不随风气为转移哉”,随即又举其《游小园不值》为例:“应嫌屐齿印苍苔,十扣柴扉九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按:此诗始见于南宋陈起所编《江湖小集》卷十《靖逸小集》,作者署名为叶绍翁,诗题作《游园不值》,均与《宋代文学》所述不合。可知吕思勉在下文虽然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撮述过《江湖集》的刊刻始末,实际上并未依从该书而别有所据。稍后南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两宋名贤小集》卷二百六十叶绍翁《靖逸小稿》也收录过这首诗,而文字稍有出入,如“应嫌”作“应怜”,“十扣柴扉九不开”作“小扣柴扉久不开”。编者又称此诗“至今脍炙人口,虽村巷妇稚皆能诵之”,可惜作者声名不彰,仅能对其行迹交游略作介绍。旧题刘克庄编《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后集卷三载录此诗,文字与《江湖小集》大体一致(仅“柴扉”作“柴门”),而又牵合比附《靖逸小集》这个书名,将作者改署为“叶靖逸”。明清两代流传极广的《千家诗》,相传为南宋末年谢枋得所编,与《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渊源颇深,收录此诗时同样署名为“叶靖逸”,同时又擅自将诗题改成《游小园不值》。《千家诗》在后世有多种注本,以明清之际王相的评注本流播最广,但对原书多有增补改窜。叶绍翁另有《四朝闻见录》流传于世,从中可知他早年曾师事叶适。王相或许因此辗转附会,又将此诗作者改为“叶适”,还在注释中无中生有地宣称“宋叶适字清逸,号木心,仕至秘阁学士”,将师弟二人混为一谈后再增讹谬。经过这一系列递相讹舛,这首诗的原作者终于被张冠李戴。《宋代文学》所谓“叶适《游小园不值》”,想必就是承袭了王相评注本《千家诗》的错误。

  

吕思勉早年撰有小说《未来教育史》(连载于1905年《绣像小说》,已收入《吕思勉诗文丛稿》),文中叙述私塾先生查考学生功课时的场景:“见他已念过两本书了,一本是《三字经》,一本是《千字文》。现在拿出来,打算念的,也是两本书,一本是《百家姓》,一本是《千家诗》。”据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云,这篇小说中“关于江浦县中私塾教学的描写,似也是出自亲见亲闻,虽是小说笔法,当也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形”(见该书“一八九二年”条),可知他对此确有切身体验,并非向壁虚构的小说家言。吕思勉对这类旧时村塾陋籍并没有弃若敝履,还曾选用《古文观止》作为国文课本,而此举其实颇含深意,“正因为它选得杂乱,各种文章都好坏有一点,作为教本让大家多了解些东西还是有好处。当然,通行易得也是用它的一个理由”(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选得杂乱”“通行易得”云云,毫无疑问也可以直接移用过来评价《千家诗》。想来吕思勉年幼时对此书也曾讽诵熟习,所以才会受到潜移默运的误导而未能察觉。

  

尹常卖五代史

  

《宋代文学》第六章《宋代之小说》叙述宋代说话伎艺时称:“此等讲说,有演前代之事者,亦有演当世之事者。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谓当世京瓦技艺,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此与《志林》《夷坚志》所述,皆演前代之事也。”

  

按:同为史学名家的邓之诚在《东京梦华录注》(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曾慨叹董理校证此书的繁难艰辛:“断句以《伎艺》《饮食》为最难,其他讹夺俱难强解。虽力求不误,而误者必多。”(见该书《自序》)《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中有一段文字,罗列了诸多分属不同家数派别的说话艺人,前人在句读时确实多存分歧。孙楷第在《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载1930年《学文》创刊号)中就掉以轻心,由于误判上下文的归属,而将原文节录标点为“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子”。俞平伯为此另撰《〈东京梦华录〉所载说话人的姓名问题》(载1931年《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创刊号),着重分析其致误的原因,“考《梦华录》此节之文,极其凌乱,有联上读者,亦有联下读者”,行文其实并没有固定规律可资依循,“乃孙君悉以属下,遂致所记名字悉误”。他又进而参考同书卷六“元宵”条中所提到的“尹常卖五代史刘百禽虫蚁”,指出卷五中的片段应该标点作“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由此纠正了孙氏的疏漏讹谬。

  

如果仅据今人整理校订的吕思勉论著如《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或《文学与文选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中所收录的《宋代文学》,则吕氏在此处所说的“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尽管较俞平伯所言稍嫌含混不清,但整体判断似乎并无大问题——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也是如此处理的。不过重新覆核商务印书馆的旧版,其间仍有可议之处。因为吕思勉在“尹常”二字旁另划有专名线,显然是以“尹常”作为人名,而以“卖五代史”与上文的“说三分”相对成文,与俞平伯以“尹常卖”为人名显然又有不同。近世学者中与吕思勉意见相合者颇不乏人。在此之前,胡适在1922年10月21日的日记(据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里尝试过列表比较《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四书所载宋人说话流派的异同分合,在《东京梦华录》一栏内列有“卖五代史”,毋庸赘言也是将“尹常”视作人名。在此之后,郑振铎的《宋金元诸宫调考》(载1932年《文学年报》第一期)在介绍五代史诸宫调时顺带提到,“‘五代史’故事与‘三国志’故事,都是宋代讲坛上的骄子。《都城纪胜》载有尹常者专以‘卖五代史’为业,与霍四究的‘说三分’,恰是专门的讲史书的双璧”,除了一时疏忽将《东京梦华录》误记为《都城纪胜》外,也认为这位说话人的姓名是“尹常”。赵景深的《南宋说话人四家》(载1940年《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九期)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以图表形式展示说话人的家数,同样将“说三分:霍四究”与“卖五代史:尹昌”并列为“讲史”一类的两大派别。

  

胡适、郑振铎、赵景深等都是小说史研究的名家,但这样理解并不准确。戴望舒在四十年代中期就撰有《释“常卖”》(收入《小说戏曲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根据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说“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指出“‘常卖’系一种专业之特称,今人称质库司事为‘朝奉’,称卖针线花粉者为‘货郎’,‘常卖’一辞,亦即类此”。不久后叶德均又撰《释常卖》(载1948年《华北日报·俗文学》第54期,又收入《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另据《铁围山丛谈》《中吴纪闻》等宋代文献所载,进一步判定“‘常卖’一辞,是宋人习用的方言,指街市叫卖零星什物者”,“常卖既是做小买卖的称谓,而尹氏又以常卖为名,当是未入瓦市说《五代史》以前,曾经做过‘常卖人’,因而称之为尹常卖”。戴不凡在五十年代中期撰《小说识小录》(收入《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其中一篇札记《尹常卖和尹昌》还进一步钩稽宋人笔记《白獭髓》中的零星记载,推测“尹常卖”的本名或为“尹昌”,“是业余的或是业余出身的说书艺人”。正因为学界对此不断加以考订匡正,当时出版的《东京梦华录》整理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也“得到许多专家和读者的指教,或提供有关的材料,或商讨标点上的问题”(见该书《出版说明》),卷五这段文字就被标点作“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从而避免了以讹传讹。而孙楷第在将《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一文相继收入《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棠棣出版社,1953)、《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等论文集,赵景深在将《南宋说话人四家》一文收入《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时,也都得以参酌借鉴而修正原先的疏忽讹谬。以吕思勉见闻之博洽,治学之勤勉,于诸家考订自然也会有所了解,惜乎天不假年,赍志而没,未能及时采摭订正这个小小的疏漏。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