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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思勉 　　

　　杨轩 　　

　　虽然吕思勉以历史研究闻名于世，但正如他晚年在《自述》(收入：《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中所说的那样，“授之以文学，其才华颇佳”，他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也有着深厚的造诣，为此，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或编撰教材，或讲授著作，或撰写杂文，以指明道路。早年，黄永年在《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老师》(《学林漫录》四集，中华书局，1981)中强调：“大多数人只知道鲁先生是历史学家，却不知道鲁先生是一位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研究颇深的学者。可惜《宋代文学》这本小册子里透露了鲁先生在这方面的见解，这本书从来没有专门写过，也不为人所知。”不难看出《宋代文学》这本书在综合评价鲁学术成就方面的独特意义和价值。这本书回顾了各种文学风格的起源和发展，在早期王朝文学史的写作中，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系统。因此很受读者欢迎。从1929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在收到《万有文库》的收入后，对该书进行了多次修订和重印(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它是1931年付梓《百科小丛书》商务印书馆收录的，第一版是错误的)。吕思勉一生致力于完成《秦汉史》1《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这两篇文章都有“文艺”一节，详细论述了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和作家的创作。基于此，推测原本计划与这些编年体书籍形成系列但未能完成终稿的《宋辽金元史》应该是一样的，很有可能会在《宋代文学》的基础上增加、删除、修改相关章节。不用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吕思勉在谈论这个谜的时候忍不住保守了一个秘密。然而，仔细研究书中的发现，仍将对他早年接受的文学启蒙的推导，甚至对他未来的研究和学术大有裨益。一遍又一遍的背诵，偶尔忘了，无知一点，祈求方家的仁义。 　　

　　王玉成《待漏院记》 《竹楼记》 　　

　　《宋代文学》第二章《宋代之古文》引用了叶适在描写宋初王禹偁时的见解，并做了简短的评论：“叶水新说，于卓的散文古雅朴素，真宗之前，并无此事。今天的阅读，现实并不精致。从《世传》《待漏院记》101《竹楼记》就可以看出来。” 　　

　　根据：虽然前辈没有无一例外地批评《待漏院记》，但因为其正直的意图，每一次道歉都会被辩护。比如《崇古文诀》卷16楼芳说：“五代该改掉习惯了，有点尴尬。但是，用词严谨积极，所以你能看人，为人正派。”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37 《文辨四》说：“王袁志《待漏院记》，文殊不标。所以喜欢的人特别带讽刺的意思。”《竹楼记》一文自宋代以来就备受赞誉，尤其是黄庭坚在《山谷题跋》卷二《书王元之〈竹楼记〉后》中提到王安石曾说“《竹楼记》优于《醉翁亭记》”，而王禹偁实际上超越了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因此，后世各种文章的选本大多偏向于这两篇文章，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清康熙时期吴楚才、吴调侯编著的《古文观止》。吴的把这两篇杂文放在宋代文章的首位，称《待漏院记》为“言之庄重，可鉴法”，以此为鉴，博采众长。还有说《竹楼记》《你能赶上柳州骄傲的故事》可以和柳宗元的作品相提并论，不言而喻，秦的赞美是重要的。吕思勉在学徒工期间曾专门讲过《古文观止》(见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老师》)，所以他所谓的“人间颂”大概就是指《古文观止》。 　　

　　吕思勉在回忆求学经历时曾提到：“文初居桐城后，想到了一个突破口，研究先秦两汉，作品偶有在其境内。”(《自述》)桐城派虽然追溯到秦汉时期的文章，但其根本旨趣实际上一脉相承，没有变化。在《〈古文观止〉评讲录》(黄永年，收入《吕思勉诗文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中，他中标并引用了自己衡量散文的标准，“一个古文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雅俗之别”，“雅俗是古文与非古文的界限”，并具体付诸实践“雅与古不必一致”，但并不是一味追求古奥的要求。 　　

　　“韩愈《原道》”)。将他们的观点与桐城派的传统观点进行比较，如的“古文中的汉语言不能入语录，魏晋六朝的骈文优美，汉赋中强调汉字的方法，诗中有意味的话，南北史中的巧言”(引自沈《方望溪老师传书后》，钱贻基编卷二十五)，吴德玄《碑传集》。 　　

　　北宋初年，王禹偁以古文颇负盛名，但却小心翼翼地重复前人的评论，如《初月楼古文绪论》《非骈文而不散》(普七龙《待漏院记》，卷73)、《即时文与八股之祖》、《极似近世一篇优秀的回回文》(李福久《古文眉诠》，卷1)、《古文笔法百篇》。但如果以桐城派的标准来衡量，无疑永远达不到古文的纯洁性和典雅性的要求。姚鼐《竹楼记》、曾国藩《古文析义》等最能表现桐城旨趣的古文选本，排除了这两篇。在教《古文辞类篹》的时候，吕思勉还顺带提到了王禹偁，批评说“宋代自称古文的人很多，但不都是好的。这本书选的王禹偁《经史百家杂钞》1《古文观止》和范仲淹《待漏院记》都很俗。加韦恩避免被杂糅，如果写古文并插入中国辞赋，那么如果用简单的古装，突然套用电流刺绣，就会走样”(《黄冈竹楼记》，卷二，《柳宗元《严老师祠堂记》)，即侧重其杂糅辞赋以致风格不纯。黄永年在《岳阳楼记》。 　　

桐城派的文章理念，对吕思勉评价史学论著也不无影响。姑以其选评的《古史家传记文选》（商务印书馆，1938年；已收入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为例，卷首《导言》开篇就“先谈谈中国骈散文的变迁史”，并阐明撰作古文的时候，“可古的地方，必先用古，必其不能古，或求古则妨害事实时，才参用今。而其参用，仍有种种规律，非可直情径行”，其实就是要遵循桐城派古文的“义法”；在评述欧阳修等所撰《新唐书》《新五代史》时，则强调“此为古文既兴之后，用其义法所作之史。自古文家观之，自较自晋至隋之史及《旧唐书》《旧五代史》为胜”，还提到姚鼐《古文辞类篹》“于《史》《汉》外，只选此两史之文”，显然并不专注于两书的史料价值，而更侧重其文辞表现；最后总结史传文章的特色，又特意指出“正式文字和小说之别，却又不可以不知。古文贵叙述详尽，刻画入微，这是人人所可承认的，然古文而带有小说气，则历来的作者，又均视为大戒”，严格划分古文与小说之间泾渭殊途的界限。追根溯源，这些意见与其所受桐城义法的熏染都息息相关。

叶适《游小园不值》

《宋代文学》第四章《宋代之诗》谓南宋永嘉学派“以文名者尤多”，并以叶适为代表，称许“其诗亦宗法晚唐，卓然自立于江西派之外。豪杰之士，固不随风气为转移哉”，随即又举其《游小园不值》为例：“应嫌屐齿印苍苔，十扣柴扉九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按：此诗始见于南宋陈起所编《江湖小集》卷十《靖逸小集》，作者署名为叶绍翁，诗题作《游园不值》，均与《宋代文学》所述不合。可知吕思勉在下文虽然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撮述过《江湖集》的刊刻始末，实际上并未依从该书而别有所据。稍后南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两宋名贤小集》卷二百六十叶绍翁《靖逸小稿》也收录过这首诗，而文字稍有出入，如“应嫌”作“应怜”，“十扣柴扉九不开”作“小扣柴扉久不开”。编者又称此诗“至今脍炙人口，虽村巷妇稚皆能诵之”，可惜作者声名不彰，仅能对其行迹交游略作介绍。旧题刘克庄编《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后集卷三载录此诗，文字与《江湖小集》大体一致（仅“柴扉”作“柴门”），而又牵合比附《靖逸小集》这个书名，将作者改署为“叶靖逸”。明清两代流传极广的《千家诗》，相传为南宋末年谢枋得所编，与《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渊源颇深，收录此诗时同样署名为“叶靖逸”，同时又擅自将诗题改成《游小园不值》。《千家诗》在后世有多种注本，以明清之际王相的评注本流播最广，但对原书多有增补改窜。叶绍翁另有《四朝闻见录》流传于世，从中可知他早年曾师事叶适。王相或许因此辗转附会，又将此诗作者改为“叶适”，还在注释中无中生有地宣称“宋叶适字清逸，号木心，仕至秘阁学士”，将师弟二人混为一谈后再增讹谬。经过这一系列递相讹舛，这首诗的原作者终于被张冠李戴。《宋代文学》所谓“叶适《游小园不值》”，想必就是承袭了王相评注本《千家诗》的错误。

吕思勉早年撰有小说《未来教育史》（连载于1905年《绣像小说》，已收入《吕思勉诗文丛稿》），文中叙述私塾先生查考学生功课时的场景：“见他已念过两本书了，一本是《三字经》，一本是《千字文》。现在拿出来，打算念的，也是两本书，一本是《百家姓》，一本是《千家诗》。”据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云，这篇小说中“关于江浦县中私塾教学的描写，似也是出自亲见亲闻，虽是小说笔法，当也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形”（见该书“一八九二年”条），可知他对此确有切身体验，并非向壁虚构的小说家言。吕思勉对这类旧时村塾陋籍并没有弃若敝履，还曾选用《古文观止》作为国文课本，而此举其实颇含深意，“正因为它选得杂乱，各种文章都好坏有一点，作为教本让大家多了解些东西还是有好处。当然，通行易得也是用它的一个理由”（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选得杂乱”“通行易得”云云，毫无疑问也可以直接移用过来评价《千家诗》。想来吕思勉年幼时对此书也曾讽诵熟习，所以才会受到潜移默运的误导而未能察觉。

尹常卖五代史

《宋代文学》第六章《宋代之小说》叙述宋代说话伎艺时称：“此等讲说，有演前代之事者，亦有演当世之事者。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谓当世京瓦技艺，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此与《志林》《夷坚志》所述，皆演前代之事也。”

按：同为史学名家的邓之诚在《东京梦华录注》（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曾慨叹董理校证此书的繁难艰辛：“断句以《伎艺》《饮食》为最难，其他讹夺俱难强解。虽力求不误，而误者必多。”（见该书《自序》）《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中有一段文字，罗列了诸多分属不同家数派别的说话艺人，前人在句读时确实多存分歧。孙楷第在《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载1930年《学文》创刊号）中就掉以轻心，由于误判上下文的归属，而将原文节录标点为“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子”。俞平伯为此另撰《〈东京梦华录〉所载说话人的姓名问题》（载1931年《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创刊号），着重分析其致误的原因，“考《梦华录》此节之文，极其凌乱，有联上读者，亦有联下读者”，行文其实并没有固定规律可资依循，“乃孙君悉以属下，遂致所记名字悉误”。他又进而参考同书卷六“元宵”条中所提到的“尹常卖五代史刘百禽虫蚁”，指出卷五中的片段应该标点作“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由此纠正了孙氏的疏漏讹谬。

如果仅据今人整理校订的吕思勉论著如《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或《文学与文选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中所收录的《宋代文学》，则吕氏在此处所说的“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尽管较俞平伯所言稍嫌含混不清，但整体判断似乎并无大问题——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也是如此处理的。不过重新覆核商务印书馆的旧版，其间仍有可议之处。因为吕思勉在“尹常”二字旁另划有专名线，显然是以“尹常”作为人名，而以“卖五代史”与上文的“说三分”相对成文，与俞平伯以“尹常卖”为人名显然又有不同。近世学者中与吕思勉意见相合者颇不乏人。在此之前，胡适在1922年10月21日的日记（据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里尝试过列表比较《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四书所载宋人说话流派的异同分合，在《东京梦华录》一栏内列有“卖五代史”，毋庸赘言也是将“尹常”视作人名。在此之后，郑振铎的《宋金元诸宫调考》（载1932年《文学年报》第一期）在介绍五代史诸宫调时顺带提到，“‘五代史’故事与‘三国志’故事，都是宋代讲坛上的骄子。《都城纪胜》载有尹常者专以‘卖五代史’为业，与霍四究的‘说三分’，恰是专门的讲史书的双璧”，除了一时疏忽将《东京梦华录》误记为《都城纪胜》外，也认为这位说话人的姓名是“尹常”。赵景深的《南宋说话人四家》（载1940年《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九期）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以图表形式展示说话人的家数，同样将“说三分：霍四究”与“卖五代史：尹昌”并列为“讲史”一类的两大派别。

胡适、郑振铎、赵景深等都是小说史研究的名家，但这样理解并不准确。戴望舒在四十年代中期就撰有《释“常卖”》（收入《小说戏曲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根据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说“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指出“‘常卖’系一种专业之特称，今人称质库司事为‘朝奉’，称卖针线花粉者为‘货郎’，‘常卖’一辞，亦即类此”。不久后叶德均又撰《释常卖》（载1948年《华北日报·俗文学》第54期，又收入《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另据《铁围山丛谈》《中吴纪闻》等宋代文献所载，进一步判定“‘常卖’一辞，是宋人习用的方言，指街市叫卖零星什物者”，“常卖既是做小买卖的称谓，而尹氏又以常卖为名，当是未入瓦市说《五代史》以前，曾经做过‘常卖人’，因而称之为尹常卖”。戴不凡在五十年代中期撰《小说识小录》（收入《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其中一篇札记《尹常卖和尹昌》还进一步钩稽宋人笔记《白獭髓》中的零星记载，推测“尹常卖”的本名或为“尹昌”，“是业余的或是业余出身的说书艺人”。正因为学界对此不断加以考订匡正，当时出版的《东京梦华录》整理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也“得到许多专家和读者的指教，或提供有关的材料，或商讨标点上的问题”（见该书《出版说明》），卷五这段文字就被标点作“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从而避免了以讹传讹。而孙楷第在将《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一文相继收入《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棠棣出版社，1953）、《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等论文集，赵景深在将《南宋说话人四家》一文收入《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时，也都得以参酌借鉴而修正原先的疏忽讹谬。以吕思勉见闻之博洽，治学之勤勉，于诸家考订自然也会有所了解，惜乎天不假年，赍志而没，未能及时采摭订正这个小小的疏漏。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