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有一本书，与《资治通鉴》不相上下，一般认为是帝王之书。这本书就是范祖禹写的 《唐鉴》 .据说北宋理学家程颐非常喜欢读《唐鉴》，他评论说：“三代之后，再无此议”；宋高宗曾说：“读了《资治通鉴》，我们知道司马光有丞相的度量；看了《唐鉴》，知道范祖禹有劝谏的手段。”
范祖禹是司马光的弟子，他们的历史观高度一致。他们都关注历史上的抗乱、兴乱、废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团结等问题，都渴望从历史中找到一些可供后人借鉴的东西。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将《唐纪》赋给范祖禹，范祖禹对唐代各种史料进行了“长编”。随后司马光对“长本”进行了增删、修订、删减，最终形成了《唐纪》。《唐纪》有81卷，比《汉纪》的60卷长。
唐朝成为 《通鉴》 里着墨最多的朝代，可见司马光、范祖禹对这个朝代的经验十分重视.
在撰写《龙编》的过程中，范祖禹提取了关于“成败迹”的必经段落，然后加以评论，“皈依正义”“多余”写了《唐鉴》这本书。
与《资治通鉴》同名的作品
#宋朝人眼中的唐朝
《进唐鉴表》，范祖禹说出了自己写作的初衷。他认为“唐朝如夏以商，商以周”，所以“离监狱不远，看一眼就容易看出来”。宋朝人如果想学历史，首先选择的是唐朝的历史。
在范祖禹时代，宋人对唐朝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例如认为唐政之失在于“三纲不正”.程颐说：
“汉朝的统治对唐朝来说太多了，汉朝的轮廓是积极的，唐朝充满了思想。”
再说一遍：
“唐朝有一个世界，比如贞观、开元。虽然名字叫志平，但也有易迪之风。没有父亲、儿子、君主和大臣。”
认为唐朝的治理还夹杂着北朝之风，唐太宗以后，唐朝出现了“三纲不正”的问题。就父子而言，逼迫退位，纵容李欺负，都涉嫌杀父弑君；就君臣而言，安史之乱后，藩属地区不服从朝鲜的命令，河北就像一个外国。宦官长期控制着禁军的军权，能够随意废掉皇帝。自唐德宗以来，政务一直极其黑暗；对于夫妻，武则天先后伺候唐高宗父子，杨贵妃也娶了唐玄宗和寿王。作为创业之王，唐太宗不仅杀了李元吉，还占领了他的妻子杨，这与匈奴的习俗没有什么不同。
《唐鉴》原本是写给宋神宗的，所以范祖禹特别关注“君刚”问题；这本书聚焦唐朝君主的行为，对他们进行评价和批判，指出他们非凡的智慧和愚蠢。
与程颐一样，范祖禹也认为唐朝政治混有夷狄之风。
03010年初，有记载唐太宗欲起兵反隋，恐其父高祖李渊反对，遂与裴济等人暗中献晋阳宫杖奉高祖，祖犯斩首之罪，以逼其同意造反。范羽批评“可惜唐太宗有济世之志，却不知仁义”。他不仅不懂得君臣之义，还陷入了父亲的罪恶，更谈不上父子之义。当然，唐高祖自己也有问题。他以裴济为荣，明知对方是隋朝宫女，却从不拒绝。而且，起义之初，高祖曾经臣服于突厥，想助人为乐，不顾体面。作为企业家，汉高祖和唐太宗没有考虑到后世的影响，所以范祖禹说：”
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戎狄多滑夏之乱，盖高祖以此始也。
“后来唐朝每一次乱局，都免不了要讨要不同国籍的士兵——唐肃宗依靠回纥平息安史之乱，而唐僖宗则利用沙陀镇压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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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唐鉴》意在“回顾”历代王朝兴亡的一般规律，那么《唐鉴》则侧重于近代前朝的直接经验，也就是它们在视觉上的区别——
前者是“历朝通鉴”，后者则仅仅是“前朝之鉴”。
其次，《唐鉴》更倾向于“不统一”论，司马光也强调这本书“不是《资治通鉴》拨乱反正就建立褒贬的规律。”《资治通鉴》李有着明显的“敬王”倾向，多次宣“正月为王”，通过将楚王、吴王记为、等来保卫名存实亡的周朝。《唐鉴》去掉了这一层意识形态，承认战国诸王、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君主。他们去世后得到了什么样的谥号，《通鉴》据实称之，不再通过改名来褒贬。比如北齐的皇帝
，各个昏淫残暴，《通鉴》仍称之为“高祖”、“显祖”、“世祖”云云；石敬瑭称臣于契丹，屈辱地割让幽云十六州，但《通鉴》并未擅自给他加恶名，仍是像后晋史书那样称其为“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以此来表明石敬瑭活时安居高位，死后风光大葬的现实情况。这说明《通鉴》坚持客观的历史叙述，不把意识形态、史官褒贬夹杂在史书中，历史是怎么样，史书就怎么写。《唐鉴》则深受《春秋》的影响。宋朝人认为唐朝的问题在于“三纲不正”，所以武后以母夺子，张后以妻凌夫，致使朝政混乱；当时“君纲”衰弱，故而藩镇跋扈，宦官弄权，所以“重振三纲”就像《春秋》的“尊王”一样，成为《唐鉴》的基本价值观。
《唐鉴》复兴了已经被《通鉴》扬弃掉的《春秋》历史观，重新将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引入历史之中，其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对武周的评价。
# 《唐鉴》为何否认武周的存在？
在历史上，武则天于嗣圣元年（684年）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又于天授元年（690年）以皇帝的身份改国号为“周”。直到神龙元年（705年）她才因政变而退位，重新称太后。
武周政权在历史上至少存在了15年，与王莽的新朝相当。
在记载到这两个政权时，《通鉴》虽然并未单列《新纪》与《武周纪》，但依然把那些年所发生的事系于“ 王莽 ”和“ 则天顺圣皇后
”之下，并且采用了他们的年号。王莽国覆身亡，没有谥号，故而《通鉴》直呼其名；武则天退位之后，又活了几个月，死时被唐朝追谥为“则天大圣皇后”，可见《通鉴》并未通过去除帝号、贬低爵号等方式来否认新朝和武周的存在。之所以没有称王莽和武则天为帝，只是书中一贯的写法而已――例如，南齐萧宝卷、南陈陈叔宝，在《通鉴》里也都没有被称为帝，因为他们亡国之后分别被封为“东昏侯”和“长城公”，故而《通鉴》沿用他们最终的称号来叙述――这说明，在《通鉴》里并没有去除年号、更改名称以便寄寓褒贬的写法。
《唐鉴》则不同，范祖禹认为武周是一个伪政权，对其不予承认，将武则天的国号与年号一并去除――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全部系于唐中宗名下；认为在唐高宗驾崩之后，历史就进入到唐中宗的年代。
在《唐鉴》里，范祖禹对这种写法进行了说明，他批评《史记》和《旧唐书》单列《吕后本纪》、《则天皇后本纪》的写法，认为这样写有违《春秋》的原则。在《春秋》里，即使鲁昭公被三桓驱逐出国，遭到废黜，《春秋》依然将史实系于昭公年下，并且在后面八年中都记载昭公流亡乾侯的事，直到其离世为止。《唐鉴》效仿这种笔法，将唐中宗视为被驱逐的鲁昭公，在684年武则天将中宗废为庐陵王之后，《唐鉴》仍在名义上保留他的皇帝身份，并且将武周时期的事情系于唐中宗名下，在每年的开头都写作“
帝在房州 ”，以模仿《春秋》的“ 公在乾侯 ”。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武周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政权，这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是否合情合理合法，这是书生们清谈辩论的话题，历史学家却不必参与其中，他只需要如实记载当时的情况即可。《通鉴》虽未立《武周纪》，但它对武周政权不予置评，并未矮化这个政权，也不曾否认它的存在。《通鉴》依然沿用武周的叫法，称洛阳为“神都”，称年号为“天授”，记载到神龙政变时写作“复国号曰唐。”承认武周存在过的事实。
范祖禹则认为唐中宗继承唐高宗的皇位是天经地义，“《春秋》吴楚之君不称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岂得而间之？”在春秋时代，诸侯的称号都要由天子策封，吴楚之君没有称王的权力，故而《春秋》贬其为子爵；在唐朝，皇帝的位置是以父传子，武则天没有废黜唐中宗的权力，所以《唐鉴》不承认武周。对此，范祖禹还说：“
臣复系嗣圣之年，黜武氏之号，以为母后祸乱之戒。窃取《春秋》之义，虽获罪于君子而不辞也。 ”
相比于《通鉴》，《唐鉴》在这里开了倒车，它为了捍卫所谓“大是大非”的价值观而不承认历史事实。要知道任何价值观、任何意识形态都是有历史性、相对性的，宋朝人认为“三纲”是万古不易的天理，我们却已经视其为封建糟粕；我们又怎能知道自己所坚信的价值观在未来一定能站得住脚呢？因此，在历史中真正万古不易的东西是事实、真相、史实，而非历史观、价值观或史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