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新东方创始人余的创业历史了解多少？光是听这个名字就足以让我们佩服。他的经历和背后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那么今天就带你走进余的创业史。
于是在一个只有10平方米的破房子里创业的。有一张破旧的桌子，一把烂椅子，一堆用刷子写的小广告，还有一个做广告的橡胶桶。在北京寒风呼啸的冬夜，他骑着自行车在街上张贴广告。手冻麻了，拿起二锅头喝一杯暖暖身子。喝着二锅头，在寒风中贴着小广告，余洪敏此时表现出一种痞子的凶残。新东方人有一种电线杆情结，因为新东方依赖于余在电线杆上贴的一则广告。有一次，因为市政建设，有人想拆除新东方外的两根电线杆。他如此焦虑，以至于无论如何都拒绝拆除它们。最后，他花了7万元保住了两根电线杆。
教师余逐渐显示出他的商业天赋，他只用了三步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首先是价格战。当时的学费基本都是300~400元，余只收了160元，而且20次免费讲座之后，不满意就不用交了。其次，他推出了自己成名的核心产品“红皮书”，即《GRE词汇精选》。最后是情感营销，告诉学生人生哲学，进行成功的励志教育。他幽默的教学风格和轻松的课堂气氛深深吸引了学生。于认为他的成功与当老师有关：“当老师比当企业家更容易成功。因为我们了解人性，知道如何满足学生的要求。”的确，他对学生心理的理解是深刻的，他充分利用了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和敬佩，赢得了别人的信任。
企业家要想成功，就要有一点点痞子精神。然而，在事业变大之后，流氓的放任必然转变为企业家的严谨。2000-2004年是新东方最艰难的时期，于吃了不少苦头。他想从老师变成企业家，把一群聚义兄弟变成管理团队。“这个过程很痛苦。从原来的梁山聚义的处事方式，到按部就班、等级森严的处事方式；从做事的激情风格到做事的冷静判断规则。这种改变需要扔掉你性格中的一些东西。”这个变化对于余来说并不容易。这时，外部打击接踵而至。一是“9.11”事件使赴美签证数量大幅减少，新东方留学市场受到较大影响。紧接着非典袭击，新东方停课4个月，损失上亿元。此外，ETS(美国教育考试中心)起诉新东方偷题，新东方为此支付了600多万。
外在的烦恼只是暂时的，而内在的烦恼可能是致命的。他说：“兄弟们一起忠诚地去做，最终不会有规则。”兴趣、情感和人性交织在一起，新东方上演了一出人性搏击的话剧，主角余在剧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华。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兴趣问题。公司做大了，股份怎么分？如何划分新市场？“创业之初，新东方日过之后，合伙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满足于自己的份额，而逐渐产生利益纠纷。因为之前没有规定剩余利益归属的机制，大家开始争论和争吵。”新东方三驾马车中有两人将离开组织，和已向于递交辞呈。此外，俞上铺的前兄弟鲍也提出辞职，要求撤回股份。2004年，另外两位支柱，胡敏和江波也离开了。昔日的“盟友”纷纷造反，新东方的核心团队即将崩溃。在战斗的同时，这些知识商人开始反思这种流氓精神，痛苦地适应商业规则。
余说：“大家都慌了，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研究过商业规则和股份制，连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能力分割这些利益。”王强回忆说：“每个人都处于同样的痛苦之中。比如利益问题，如果要分股份，应该怎么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在谈判桌上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的感情确实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余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兄弟们的“反叛”，还有来自妻子和母亲的压力。像许多私营企业一样，新东方是由余和他的妻子创办的。后来我妈，我老婆的姐姐，姐夫都在新东方工作。不仅于，还有其他老牌企业家。后来，余制定了一个回避原则：直系亲属不得在公司工作。
30c8cfd31cce281462d' />俞敏洪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争斗中，扮演了一个“刘备”的角色。他本人也说：“我比较像刘备，常常用眼泪来赚取其他管理者的同情，我不擅长用严格的纪律来限制和管理人才。”他用这种灵活甚至凭感觉的管理方式在新东方内外上下腾挪。因此，外界也评价他不懂管理。俞敏洪说：“我这个人比较仁慈，容得下人。我的柔弱个性在新东方内部起到了黏合作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走向极端。这是新东方没有崩盘的重要原因。”这也正是“刘备”高明的地方，表面柔弱，悲悲戚戚，但是每次预谋都能够达到目标。不管是新东方的股份制构建，还是企业家族色彩的淡化，俞敏洪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新东方不缺钱，也不需要圈钱。为何还要上市？真实原因之一就是以上问题的延续。俞敏洪希望借用严厉的美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则来规范公司内部，用制度说话，以避免前面出现的人情与利益纠葛，实现自身的救赎，使企业顺利发展。他坦言：“在新东方，骨干们很容易越过规矩谈感情。上市之后，外部规矩比内部规矩更强大、更有力。”上市以后，新东方改变了很多。新东方严格按美国上市公司的要求进行内部管理，制度更健全，如建立了员工投诉信箱和客户投诉信箱等。但是，“做教育”与上市的冲突也凸显出来。“作为一家好的上市公司，你要做到收入增长多少，利润增长多少，以及人数增长多少。但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它最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在于它的教学质量，并不在于每年学生增加了多少。”俞敏洪也在努力地寻找着其中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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