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机会的创业是中国农民企业家通过农业创业进入正规经济组织，进而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基于此，本文选取央视《致富经》栏目中的六个农民创业案例作为样本，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农民创业到农业创业的转变过程。本文将环境激励引入到维斯瓦纳坦的生存型创业体系中，并基于萨克斯顿的创业支持行为理论，构建了从生存型农民创业向机会型农业创业转变的动态系统模型，推导出从生存型创业向机会型创业的动态转变，揭示了创业类型的转变是创业者在环境激励的诱导下突破生存型创业者“模糊风险厌恶”的心理禁锢。借助创业支持系统，打破封闭与非正式经济环境下生存创业系统的均衡，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捕捉新的商业机会，实现机会主义创业的发展，从而完成从封闭到开放、从非正式到正式经济组织的系统过渡。模型还揭示了创业型的转型不仅是单个个体行为，也是群体行为，即：实现自身创业转型时，农民创业者也对农村创业社区产生自下而上的影响，带动与产业相关的农民群体进入正规经济组织，实现农民创业向农业创业的转型，从而在更大范围内缓解贫困。
一.导言
贫困是威胁世界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缓解贫困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的扶贫对象主要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以贫困群体脱贫需求和自我发展能力为中心的创业扶贫可以实现高质量的扶贫，可持续增加收入，有效防止重返贫困，这与精确的扶贫战略有着内在的兼容性[1]。“农民创业”是指农民依靠家庭，在农业和相关农业相关产业中使用自己的资源要素，通过扩大现有生产规模或从事新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可持续生计，进一步寻求发展[2]。然而，大多数农民在简单的生存周期中创业，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影响很小。随着农业工业革命的兴起，农民将致力于生态、高效、科学的现代农业的创业活动，即农业创业。”农业创业”是指农民整合农业及相关涉农产业的各种资源，创建社会化生产或管理组织，开发利用商机，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3]。从以上两种类型的创业来看，基于简单的扩大再生产模式的农民创业不足以实现精准扶贫的战略需求，而农业创业是从根本上扶贫并最终致富的重要途径。
生存创业是指由于贫困和缺乏其他就业选择而被迫从事的创业活动；基于机会的创业是一种捕捉商业机会的积极创业活动。通常，生存创业发生在传统或非正规经济组织中，而机会创业发生在现代或正规经济组织中[5]。研究表明，种非正规经济活动不仅存在于新兴经济体，而且还在不断增长[6]。Langevang等人[7]阐述了新兴市场的大多数农民创业活动属于自给性创业，主要发生在非正规经济组织中。因此，生存型农民创业和机会型农业创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业活动。在商业实践中，虽然大多数农民企业家通过维持以生存为导向的创业活动来减轻贫困，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却很低
基于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选取央视《致富经》栏目中的六个农民创业案例作为样本进行研究。首先，将环境激励引入到Viswanathan等人[9]构建的以生存为导向的农民创业体系中，农民创业者如何在环境激励的诱导下突破自身“模糊风险厌恶”的心理禁锢[10]；其次，利用Saxton等人[11]的创业支持行为理论，构建了创业类型转变的动态系统模型，并推导出从生存型创业到机会型创业的动态转变。讨论了农民企业家在企业家支持系统的帮助下，打破封闭和非正规经济环境中生存型企业家系统的均衡，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捕捉新的商业机会，实现机会型企业家的发展，从而完成从封闭到开放、从非正规到正规经济组织的系统过渡过程。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阐述了研究方法，介绍了样本信息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过程。其次，利用从数据中提取的主题来构建一个以成长为导向、思想开放的
特征的创业类型跃迁动力系统模型。同时, 演绎了创业类型的动态跃迁过程。最后, 讨论本研究的管理意涵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二、相关研究评述
Prahalad和Hart[12]提出的金字塔底层 (Bottom of the Pyramid, 简称BOP) 战略强调以跨国企业为主导, 主张向BOP群体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 同时把BOP看成是企业资源的供给者, 增强BOP群体在价值链中的参与, 以提高BOP群体生产能力和增收能力, 从而缓解或消除贫困。该方法是一种将非正式经济嵌入正式经济的扶贫方式, 在由西方跨国企业主导、以单一的非正式经济结构为主体的非洲国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3]。然而, Ferguson[14]发现非正式经济组织在南非的扶贫政策中得到了包容性增长, 原因在于扶贫项目调整了正式与非正式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 而国家扶贫项目便是这样一种调整工具。我国现阶段实施的“精准扶贫”在本质上也是该思路的具体体现[15], 精准扶贫是为抵消正式经济组织到非正式经济组织“涓滴效应”的下降, 而直接瞄准贫困人口的措施[16]。在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中国, 鉴于贫困问题与非正式经济交织在一起, 实施精准扶贫的关键不再是将优先发展起来群体或地区 (正式经济组织) 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 带动其发展, 而是通过创业跃迁使农民创业者从非正式经济组织跃迁到正式经济组织, 实现共同富裕。因此, BOP战略倡导的将非正式经济嵌入正式经济的扶贫方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情境。
显然, 农民创业者选择机会型创业还是生存型创业对其实现由非正式经济组织跃迁到正式经济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但由于非正式经济中的农民群体“模糊风险厌恶” (对未知风险的厌恶程度高于已知风险) 的行为特征突出, 农民创业者在非正式经济的市场环境下倾向于保持原有的创业类型[10]。因此, 以创业初始动机为标准的创业类型二分法———生存型与机会型创业, 无力解释农民创业者的动机因何改变, 也无法提供对创业类型跃迁的解释。但环境因素对贫困消费者在生存型市场消费决策的影响为我们理解贫困群体在生存型环境下的决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Viswanathan等[9]从生存型市场出发, 关注伴随社会嵌入的生存型消费行为, 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 旨在理解非正式经济环境下生存型市场的运作过程。该理论强调了生存型市场中环境因素的变化将影响个体的消费决策[17]。Mick等[18]在此基础上研究生存型消费行为的转变问题, 指出:消费行为的转变旨在提高消费能力, 进而实现生存型消费者自身福利的提升。但遗憾的是该类研究停留在需求层面, 缺少从生产者或创业者层面的分析, 尚无法解释环境因素是如何影响贫困创业者的创业决策。
变革型创业理论的提出, 突破了生存型与机会型创业泾渭分明的界限, 开始研究生存型向机会型创业的转变问题[8]。Williams等[19]对英国城市贫民创业动机的研究表明, 创业者的初始动机是生存与发展的混合, 并随着业务扩张逐渐向发展的动机倾斜。Langevang等[7]对新兴经济体中生存型创业者缺乏发展愿望的观点提出质疑, 认为创业动机和愿望将随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网络、家庭关系的变化而变化。Chi等[20]通过对比GEM (1) 2002与2006年中国地区报告发现, 机会型创业比重从40%上升至59.2%, 而生存型创业比重从60%下降至38.7%, 指出中国的主导创业类型已经开始由生存型向机会型创业转变。然而, 现有变革型创业的研究多是从宏观层面讨论创业类型转变所需的外部条件, 缺乏从个体层面对创业类型跃迁过程的动态描述。
相比生存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对创业者的人力、财务和社会网络资源要求更高[21]。非正式经济中的贫困农民不仅缺乏资本而且缺乏能力, 因此被正式经济组织所排斥, 难以进入机会型市场谋求发展[22]。张妮娅[23]指出贫困地区创业者的创业资本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只有社会、人力、心理、金融、技术等资本要素皆具备, 才能对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创业动机产生有利的影响, 提升创业绩效, 真正实现创业扶贫。不仅如此, Saxton等[11]的创业支持行为理论认为, 创业支持行为给创业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创业能力, 帮助创业者取得成功。上述分析虽有利于我们理解农民创业者选择机会型农业创业的背景和条件以及创业支持系统对创业跃迁的重要支撑作用, 但依然是片段式的, 无法提供对创业跃迁的系统解释。
总之, 上述理论背景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但研究缺口依然存在:首先, 缺少从生存型创业者角度对其通过创业跃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的探讨。已有研究表明生存型创业者如何应对不利的市场环境[24], 但生存型创业本身对缓解贫困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始终有限。本文在此基础上拓展思路, 探讨部分农民创业者是如何适应环境变化, 通过机会型创业发展进入正式经济组织。其次, 对非正式经济中创业系统的研究较少。相关文献已开始探究非正式经济中创业系统的内部运作, 为分析农村社区的创业现象提供研究视角[25]。本文采用系统框架整合并扩展了上述研究, 试图对非正式经济中组织的扩张以及如何与正式经济组织建立联系并融入正式经济组织做出解释。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收集
农民创业到农业创业跃迁的现有研究较少, 本文通过一组典型的本土案例探索该过程的发生机制。研究样本的选择遵循理论抽样原则, 并保证案例具有足够特殊性与典型性[26]。中国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致富经》栏目主要讲述农民阶层的创业故事, 传播涉农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创业经验和创新做法, 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典型性。2014年至2016年该栏目共播出678期, 剔除其中的重复、特别节目后得到539个创业故事 (1) 。为兼顾理论抽样和数据可获得性, 样本筛选过程如下: (1) 为符合研究主题———从生存型农民创业到机会型农业创业的跃迁, 将样本总量从539个缩减至27个; (2) 因本文聚焦于创业类型跃迁的动态过程, 考虑到过程描述的完整性, 将样本总量进一步缩减到15个; (3) 所选案例尽可能包含多种涉农业务, 并淡化农民创业者个人特质 (如性别、年龄等) 的影响。经过筛选, 最终选出6个案例作为研究样本。以创业者姓名缩写作为案例代码, 表1给出研究样本的基本情况。
根据三角验证原则, 相关数据收集尽可能从多个渠道获取多元化的证据来源。本研究的数据收集过程分三个步骤展开。第一步, 将6个选中样本的视频资料进行逐字转录和分析。第二步, 通过网络上至少两个搜索引擎搜寻和分析样本企业和创业者的相关信息, 包括公司大事记、新闻报道、媒体评论和政府的官方信息等以及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中相关的电子期刊和报刊资料。第三步, 对所有数据进行整合、补充, 并进行归档整理。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注:数据收集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
(二) 数据分析
本研究由熟悉扎根理论方法的3位作者分3个阶段对数据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 场景提炼。根据分析性归纳的思想和持续比较的原则[26], 将创业类型跃迁阶段性特征显著且具有相对完整的情境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 从转录的资料中抽取相关度较高的31个场景。场景提炼的线索主要有: (1) 这些农民因何成为创业者; (2) 他们如何经营业务; (3) 在创业发展过程中引入了哪些创业支持行为; (4) 创业为其自身以及本地社区带来怎样的影响。
第二阶段, 数据编码。参照Strauss和Corbin的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三级编码[27]。 (1) 3位作者分别对转录稿中抽取出的场景进行编码, 抽取数据中的相关概念, 即开放性编码。这一阶段尽量使用实境编码 (即转录稿原文) , 同时注意排除理论框架和个人偏见的干扰。 (2) 运用三角验证法将获得的实境编码与其他渠道获取的资料进行印证。经过筛选与浓缩后, 共得到137条聚焦编码。运用持续比较法将各案例的聚焦编码进行对比, 根据相关性和完备性原则将其归入10个聚类维度。 (3) 对不同的案例使用轴向编码, 根据“条件-行为-结果”的范式, 寻找聚类维度的内在一致性, 并将其归纳为4个具有理论特征的主题。 (4) 进行选择性编码。根据主题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提炼出主题间的发展脉络, 构建初步的理论框架 (表2) 。
第三阶段, 数据检验。为了保证数据编码的可靠性, 3位作者共同对编码后的数据进行整体校对, 包括检验理论饱和度和信度。通过对初步选定的15个案例中其他9个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 没有得到新的维度和主题, 因此本研究的编码已达到理论饱和。然后分两步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信度检验。第一步, 同辈检验[28]。在三位作者收集和整理数据的同时, 邀请不参与本研究但熟悉扎根理论的人员从整体上进行把握, 指出数据收集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在更广的范围内考虑如何整理这些数据。第二步, 编码者一致[29]。三位作者分别将所得的聚焦编码交给另一位, 让其进行归类, 由此可计算出聚焦编码与聚类维度之间的编码一致性。经过计算 (1) , 3位编码者一致的程度达到0.87, 高于0.8的可接受水平。最后对所有存在的差异进行讨论直至达成一致意见。对于数据分析所得维度、主题及其相互关系将在后文中进行阐述[27]。
表2 编码结果
注:引用编码后的字母表示代码所属案例, 如-CYC表示出自案例CYC的聚焦编码。
四、创业类型跃迁的双重维度与结构性影响因素
在案例中, 创业者均提供了如何使其业务蓬勃发展, 而不仅仅是勉强维持生计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集合构成本研究的核心主题———农民创业到农业创业的跃迁。具体目标是: (1) 业务质量和规模均得到发展, 创业者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有明显的提升; (2) 经营业务所在的创业社区经济能力得到增强。需要注意, 仅农民创业者中的一个子集将追求创业类型的跃迁, 且该子集内个体的发展程度亦不相同。接下来将援引具体的案例说明创业类型跃迁中两个关键维度———创业者和创业社区双重发展的目标导向。
(一) 创业类型跃迁的个体维度
业务的扩张对创业类型的跃迁相当重要。利用现有资产在超出当期的时间框架内获取更大的回报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概念。所谓资产, 可以指最初的债务资本或是经营期初的利润增量, 抑或是品牌声誉等无形资产。例如, YP免费将每批最多300只一斤重的小鸡给农户借养。6个月后小鸡长成三斤重的商品鸡, 农户只需把之前小鸡总重量的300斤还给YP, 鸡的增重则为农户的收益。“借鸡生蛋”的办法帮助YP迅速扩大了养殖规模。
对农民创业者来说, 营业收入的增加是通过坚持不懈的经营逐步实现的, 包括有效的成本控制, 提高资产利用率等。例如, 为了降低以奶牛肉为主的饲料成本, WGZ将南瓜、胡萝卜、大蒜、玉米粉、小麦粉等10多种原料与奶牛肉一起做成配合饲料。不仅降低了单位饲养成本, 而且提高了甲鱼的品质。
然而, 仅仅是业务的扩张或营业收入的增长还不足以实现创业类型跃迁。收入只是个人提升路径上的一个影响因素。案例内容表明了一个更复杂的现实:业务收入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最终提升了创业者的社会地位, 即获得了表征性的力量和行使权力的能力[30]。例如, LT婚姻破裂后带着孩子生活, 不仅没有工作还负债10万。创业两年后, LT把不知火变成了农户们的“致富果”, 赢得了农户们对她的尊重和钦佩。此外, 获得对生存环境和创业发展方向的掌控, 对其所在的特定产业施加影响是其进取动力的心理标志。这种见解与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的内容一致, 表明个体能动性以及自信和进取意识在帮助人们走出贫困的重要性[30]。
综上, 业务的扩张、收入的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对创业发展方向的掌控, 使农民创业者实现由农民创业向农业创业的跃迁。
(二) 创业类型跃迁的社区维度
在案例中, 创业者的业务发展为提升当地创业社区的经济能力做出了贡献, 形成了创业类型跃迁中以社区为导向的第二维度。创业社区是一种促进新企业创建的专业性、社会性和局部性网络[11]。作为一种社会网络, 网络成员的交换经常作为知识转移以及知识创造和创新的渠道, 该网络因此起到新企业创建的润滑剂作用[31]。研究表明, 由于农村创业社区的非正式经济特征明显, 创业社区成员间的社会交换构成了正式经济的有力补充, 为创业者和资源持有者提供了有效的链接[32]。因此, 创业社区能够从总体上反映出交互行为所产生的效益。
农民创业到农业创业的跃迁能够为创业社区带来丰厚的福利:不仅能提供就业, 而且提升了本地经济实力, 促进更多创业活动的产生。例如, 为了提高农户的产地意识和品牌意识, LT牵头成立了丹棱县橘橙协会。此举有利于构建一个健康的创业生态系统。此外, 创业类型跃迁的社区维度还代表着一种能力和吸引力, 使更大规模和更正式的成熟市场主体参与到非正式经济组织中来。例如, 2015年, ZCH出资组建了一个集农资和农产品于一体的交易市场, 一期占地327亩。目前已经吸引了商丘市大部分的农资经销商入场。
总之, 对案例的解读揭示了创业类型跃迁的个体和社区双重维度, 代表着创业者个人发展导向和创业社区发展导向。双重维度的标准是在农村创业社区中判别创业类型跃迁的关键。创业者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固然重要, 但未能概括转型的全貌:创业者的全面提升及其对创业社区整体发展做出的贡献。
以上就是对本研究核心主题的描述, 接下来将讨论创业类型跃迁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动机、能力、机会。
(三) 创业类型跃迁的结构性影响因素
1. 环境诱因
来自农民创业者所处直接环境 (如家庭) 的诱因经常引发一系列事件, 使其突破“模糊风险厌恶”的心理禁锢, 进而走上创业类型跃迁的道路。例如, 家庭或本地社区中存在问题或关系紧张时, 个体情绪或人际关系的平衡会被破坏。相关研究表明, “情感状态和人际关系可以刺激或抑制人际信任、行为主动性、风险承担以及创业行为的发生”[33]。
生活条件相对窘迫且不被他人尊重通常是一个重要的环境诱因。此外, 一两个富有冲击力的消极事件亦能形成诱因。例如, YL的儿子两岁时检查出血铅中毒、贫血、发育迟缓等问题, 持续治疗需要大笔费用。加之长期在外造成感情的疏离, 使YL下定决心创业。再如, YP因父亲车祸住院而接管了家里的养鸡场。繁重的工作让他体会到父亲的艰辛, 使他产生了改变创业方式的想法。另外, 跃迁愿望的诱因也可能来自家庭以外的创业社区。例如, ZCH对农药实际应用有深入地研究, 自家果园的管理效果明显。很多人请他代购农药并称呼他为老师, 这让ZCH感觉很受尊重, 诱发其转向农资经营的创业行为。
总之, 生活中的机会事件或情况 (多数消极) 可能作为某些农民创业者的环境诱因, 使其事业轨迹出现新的分支, 其中就蕴藏着潜在的改变。环境诱因的概念与Bandura[34]的“影响人生道路的偶然因素”观点相一致。Bandura认为与改变人生道路相比, 该类因素可能更多的是对动机产生影响。环境诱因亦与Shapero[35]“促成原因”的观点相一致。当然, 此类机会事件可能对大多数农民创业者来说不会有影响, 因其在不改变生活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被动地适应着改变。
2. 创业支持行为
农民创业到农业创业的跃迁过程中, 创业者必须解决三个核心领域的问题:产品 (服务) 及其出售对象, 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创业者自身及其家庭无法提供充足的资源, 需调动创业社区中的支持才有可能实现成功转型。创业支持行为是创业社区成员自发的、无特定经济回报的, 对初创期创业者的援助行为[11]。下文逐一描述了创业支持行为在相关领域的表现。
创业者在对产品类型选择或出售农产品之前会寻求援助, 以确认产品满足客户需求的可能性及形成规模经济的可行性。例如, 当得知浙江海洋学院海洋水产研究所正在舟山附近推广日本黄姑鱼时, CYC认为这种尚未被当地养殖户接受的品种蕴含着商机, 主动找到研究所的工程师了解相关养殖信息。在后续的产品开发过程中, 支持者甚至可能在潜在客户中树立产品的口碑效应。例如, WGZ以奶牛肉为主的甲鱼饲料配方以及高出同类产品一倍的价格受到同行与客户的质疑。为打开销路, 他邀请丹阳市餐饮协会的专家进行品鉴并得到认可。此举使原本抱怀疑态度的人不仅要和WGZ合作, 还主动帮他进行产品推广。本质上说, 创业支持行为可能防止产品或服务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而在初创阶段失败。
在人力资本方面, 创业支持者或直接提供自身专业知识或间接推荐专业人才帮助创业者, 为创业者省下了一笔人力资源投入。例如, YL为参加贵州省“两赛一会” (1) 开发叶脉绣时遇到技术瓶颈。专家提示她用醋酸中和掉叶片处理过程中的强碱以增加叶片的韧性, 帮助YL研发成功。创业社区作为新创企业的人力资源网络, 为其提供免费的建议和技术援助, 在创业者尚未组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之前发挥着重要作用。
支持者向创业基金推荐新创企业, 对创业者来说是一种关键的网络行为。通常投资者不会评估来路不明的商业计划, 只有经其自身网络成员推荐的计划才会受到关注。另外, 创业支持者可能提供有限的无息贷款或以公益基金的方式帮助新创企业过度到下一个发展阶段。例如, YL为增加绣品种类、扩大生产规模, 向铜仁市妇联申请了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妇联在确认其资金困难后, 为她解决了25万元的贷款。因此, 支持者的指导或动用其网络关系协助创业者获取资本是另一类重要的创业支持行为。
除上述三类行为以外, 提供免费咨询、反馈和网络关系, 提出商业模式或产品扩展组合方案等均属创业支持行为。这些行为虽不能准确地归入上述类别或可能发生类别的重叠, 但依然是决定如何组织资源以塑造商业机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商业模式
环境诱因和创业支持行为的结合可能会塑造创业者追求新生活和创业发展方向的动机和能力, 反映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创业类型。而对发展机会的把握本质上是由业务经营的一系列商业决策所决定的。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影响创业类型跃迁的关键因素, 因此采用Morris等[36]提出的框架分析案例内容, 得到的商业模式构成要素包括:销售渠道、增长战略和差异化竞争战略。
销售渠道对建立非正式经济与正式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来说至关重要。例如, 从2016年年初开始, CYC邀请经销商和亲朋好友上渔排游玩。不仅介绍日本黄姑鱼的养殖过程, 还用黄姑鱼鲞烹制的美食免费招待游客, 凭借“渔家乐”体验式营销的方式为原本不被经销商接受的品种打开了销路。
增长战略强调的是把握与创业者商业模式一致的增长机会。例如, 因叶脉绣的市场有限, YL必须要找机会增加产品种类。2012年, YL接下一个包含机绣、手绣等各类绣品总金额达243万元的订单。为完成订单、丰富产品种类, YL将生产材料免费下发给农村妇女并提供技术指导, 再将达到订单要求的成品回购。通过产品多元化的增长战略, YL发展了民族服饰、包袋、鞋垫等100多种产品。
差异化竞争战略体现出企业运营中独有的优势。例如, ZCH频繁组织演员到乡镇表演节目、播放露天电影, 期间串讲一些农资使用知识。此举目的在解决当地农资商户和农户之间缺乏有效沟通的问题。ZCH借用表演的形式传播农业技术, 为农户提供服务, 争取到了更多客户。
综上, 案例支持商业模式这三种典型构成要素以及在不同创业者身上的异质化表现[36]。商业模式体现出创业者的思维的水平是“当下型”抑或“前瞻型”, 后者包括现实之外的预见, 能够形成长期导向的发展战略, 提升创业类型跃迁的机会。
本文已经对创业类型跃迁的两个关键维度进行了描述, 接下来基于上述内容构建模型, 剖析创业类型跃迁的过程。
五、构建理论模型
(一) 环境诱因、创业支持行为与商业模式:三方对创业类型跃迁的影响
Sridharan等[32]的研究结论表明, 环境诱因、创业者素质以及有效的经营模式共同驱动生存型创业者追求创业变革。同时指出, 虽然三类因素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条件, 但实现变革型创业的效率会因缺乏某类因素而受到影响。针对农民农业创业, 俞宁[3]指出相关因素通过影响创业意愿、机会识别和资源获取而作用于整个创业过程。
基于上述研究基础及对案例的理解, 环境诱因将诱发创业者改变创业发展方向的动机, 使其走向创业类型跃迁的道路。若得到创业支持者提供的援助, 农民创业者则有能力对诱发的动机做出回应。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创业者的商业模式以扩张性销售, 战略增长和差异化竞争为特征, 则最有可能实现创业类型的跃迁。结构性因素将以“动机-能力-机会”的方式影响创业类型的跃迁, 这是本研究所做的第一项理论整合。
(二) 创业类型跃迁的系统框架
创业类型跃迁过程发生在由众多农业产业经营主体构成的市场交易体系中, 因此将该现象置于系统框架内进行分析。Viswanathan等[24]选用系统分析框架研究生存型创业活动, 构造了一个生存型创业系统模型,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 Viswanathan等提供的理论模型是针对生存型创业系统的静态描述, 未能完全解释创业跃迁过程中的动态因素。因此, 本文以其构造的生存型创业系统为演绎的起点, 构建创业类型跃迁的动力系统模型, 这是本研究所做的第二项理论整合。
1. 框架起点:农民创业系统
根据Viswanathan等[24]的描述, 生存型创业者通过管理家庭、商贩、消费者三个子系统内部和之间的关系, 实现了资源在各个子系统间的流入和流出, 获得当期的生存条件。这种管理依靠的是各种维度的承诺而非契约关系。该系统的特征可以用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持的“闭环”来概括。正面 (强化) 和负面 (平衡) 反馈回路控制着系统内的活动, 使整个系统得以持续运行。该提法符合中国情境下农民创业者的基本特征。农民创业者往往处在一个自我维持系统的中心位置, 与农资商户、农产品商贩及其家庭子系统保持互动。在图1中, 本文提供了一个根据研究主题改编的模型以展开讨论。
图1 农民创业系统模型
上述模型仅为构建理论提供了演绎的基础。案例内容显示, 该系统框架仍存在一些被遗漏的部分。现对上述模型进行补充, 并对修补部分做出解释。
2. 创业支持者子系统替代农户家庭子系统
对Viswanathan等[24]模型的第一项改变是将农户家庭子系统替换为创业支持者子系统。根据定义, 创业支持行为是创业社区成员自发的、无特定经济回报的, 对初创企业的援助行为。所以, 来自家庭子系统的支持均可视作创业支持行为。然而, 农民创业者仅凭农户家庭子系统提供的资源无法实现创业类型的跃迁, 农业创业的成功与创业者积极调用创业社区中的支持密不可分。Saxton等[11]的创业支持行为理论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 既分类阐述了对初创企业不可或缺的支持行为 (产品、人力、财务等) , 又从创业社区、创业者与支持者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支持行为背后的动机 (图2) 。本文在农民创业的具体情境中对该理论的动机部分做出解释, 并将其作为模型修补的基础。
图2 创业支持行为理论
首先, 个体若存在强交换导向和获取社会资本的动机则更有可能从事创业支持行为。潘安成等[37]认为, 在崇尚互惠的中国情理文化中, 农村创业社区中的个体一般拥有较强的交换导向, 并通过提供支持行为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其次, 创业支持者的自我效能感会使其有意愿参与创业支持行为。当创业社区的成员相信自身的能力或专业知识能够产生影响时, 很可能会作为创业支持者与创业者接触并提供支持;再次, 创业社区中的互惠行为规范将影响创业支持行为的发生。农民创业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地缘关系以及由“乡情”产生的社区成员开放式联系将促使互惠行为的发生[37]。开放式的社会交换以抽象价值解决个体的社会和尊重需要, 加深了创业社区成员的社会情感收益。个体得到创业社区成员的认同并获取社会情感收益后, 基于回报精神, 这些潜在的创业支持者更有可能从事支持行为。
综上, 创业支持者有充分的动机和能力帮助农民创业者摆脱家庭经营单位的局限, 创办公司或合作社等社会化生产经营组织以实现创业类型的跃迁。
3. 范式切换:变更为开放系统
对Viswanathan等[24]提出模型的第二项改变针对的是系统范式。Viswanathan等的模型具有闭环特征:正面和负面反馈相互作用, 推动系统平衡;一旦实现平衡, 系统能力就稳定下来。为了重构创业类型跃迁的动态系统, 本文以Kast和Rosenzweig[38]的组织与管理系统理论为依据, 在Viswanathan等的模型基础上演绎一个开放的创业类型跃迁动力系统模型。开放系统无需假定输入和输出在系统中实现严格的平衡, 亦允许将导致不平衡的元素 (比如环境诱因和创业支持行为) 纳入其中。接下来将详细阐述推演过程。
(1) 开始破坏
生活中关键事件或情况的出现可以作为诱因。当诱因尤其是负面诱因出现时, 或削弱创业者满足其个人和家庭基本生存需要的能力, 抑或促使他们冒更大的风险以改变创业发展方向。在这两种情况下, 通过正面和负面反馈循环实现自我调节的平衡系统将遭到破坏。
农民创业者虽然基本处在维持生计的生存条件下, 但其对环境诱因做出反应的方式却不尽相同。负面诱因发生时如果无所作为, 那么就可能变成一股螺旋式下降的推动力, 逐渐拖垮闭环模型中由承诺构成的微妙平衡, 最终导致农民创业不复存在。然而, 如果个体意识到突发事件将造成巨大的影响并最终决定行动起来, 那么创业者改变的行为将导致破坏。例如, YP一直以来都在父亲的呵护下生活, 只因父亲突遇车祸而不得不接管养鸡场。接手后YP发现蛋鸡养殖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经济效益低, 于是产生了大规模饲养罗内土鸡的想法。总之, 环境诱因对农民创业构成冲击, 创业者的积极反应可以破坏由维持生计造成的平衡。
(2) 继续破坏
虽然环境诱因可能提供一个有力的起点, 对平衡的破坏是否能够延续则取决于农民创业者是否在诱发的情境下持续做出适应性调整。这有赖于创业支持者提供的必要援助, 即产品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
农民创业者取得支持后, 会由家庭经营单元向公司、合作社等经营组织演变, 建立“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等社会化的生产组织形式。本文以合作社为例, 参考黄祖辉[39]提供的农业合作社类型划分方法, 阐述两种常见的演化路径:纵向合作与横向合作 (图3) 。纵向合作是产业链各环节主体之间的合作。例如, 在产业上游, LT与不知火种植户合作, 获取了稳定的货源供应;在产业下游, 与传统水果经销商、电商客户合作, 为客户提供选果、包装、运输等一条龙服务。纵向合作通过完善和优化纵向产业链, 降低了各经营主体之间的交易费用并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资源配置效率。横向合作是相同类型或相同生产环节主体间的合作。例如, WGZ牵头成立的养殖专业合作社 (属生产合作社) , 由他统一提供种苗和技术, 再统一回收并销售社员的商品甲鱼。横向合作通过合理的方式适度扩大经营规模, 发挥要素规模优势, 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规模收益。
图3 创业类型跃迁的组织演化路径
创业组织形式发生演化之后, 创业主体与其所在产业链上下游主体间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由原来非正式的承诺关系转变为正式的契约关系。虽然契约类型以商品契约为主, 约束力有待提高[40]。随着契约类型的完备, 约束力不断增强, 使得创业者能够与正式经济组织建立联系, 例如正式商业网络中的经销商/客户子系统与供应商子系统 (图3) 。
(3) 完成破坏
创业者通过以扩张性销售、战略增长和差异化竞争为特征的商业模式, 抓住了新的商业机会, 完成了对封闭系统的破坏 (图4) 。
图4 创业类型跃迁的动力系统模型
这些抽象并具前瞻性的战略在短期内无疑是有风险的, 却可能创造出对未来盈利更有把握的商业机会, 促使农民创业者的行为突破原本封闭系统的均衡。从2010年开始, 农资商户ZCH为农民提供播种、施肥、喷药和收割一条龙服务, 称为“统防统治”。初见成效后, ZCH采取扩张性销售的方式逐个乡镇地推广统防统治, 严重影响了当地其他农资商户的利益。ZCH随即与这些农资商户进行横向合作, 不仅壮大了经营组织, 而且提高了统防统治的服务效果。
在把握新的商业机会实现更高层次资源积累的同时, 农民创业者为实现创业跃迁不断拓展其经营的系统边界。到2013年, ZCH配备各类农业器械8000多台, 组建机防队618个。同时, 他还在当地率先使用大型直升飞机对庄稼统一喷洒低毒农药。为保统防统治的质量, 他又兴建化肥厂, 自行研发生产肥料。这些强调发展和差异化经营的举措打破了封闭系统的平衡, 使创业者能够实现创业类型跃迁。
随着系统边界的延伸, 创业者与正式商业网络中的经销商/客户子系统、供应商子系统建立正式契约关系, 完成了由封闭向开放、由非正式向正式经济组织的系统跃迁。2015年, ZCH筹建了一个集农资和农产品于一体的交易市场, 一期占地327亩, 现已集中了商丘市大部分的农资经销商。在这里农户不仅能购买到所需农资产品, 还可以出售其农产品。为农民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同时, 促进了当地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
总之, 农民创业者从当地社区中获取的创业资源使其能够打破封闭系统, 并通过一系列商业模式创新行为重塑系统动力, 构建起农业创业的开放系统。在开放系统的运作下, 创业者不仅扩大经营规模积累了更多资源, 而且建立起非正式经济与正式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最终, 农民创业者完成了创业类型跃迁, 为其自身及所在创业社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图4) 。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提供的创业类型跃迁的动力系统模型可用来解释农村创业社区中部分农民创业者的价值创造过程。首先, 农民创业者不仅实现了收入的增长, 而且提升了农村创业社区的能力。其次, 描述了创业类型跃迁的构成要素:环境诱因 (产生动机) 、创业支持行为 (塑造能力) 和商业模式 (利用机会) 。最后, 采用系统框架揭示了创业类型跃迁的实现过程:在Viswanathan等[24]构造的生存型创业系统基础上, 将家庭子系统替换为创业支持者子系统。出现环境诱因并得到创业支持者援助后, 农民创业者建立起更强大的商业模式, 实现了农民创业到农业创业的跃迁, 并将影响扩散到整个农村创业社区。这种影响使创业者能够利用其创业发展与正式经济组织建立联系, 促进整个非正式经济组织的有机成长。
(一) 理论意义与研究启示
1. 创业类型跃迁与系统研究
本文以农民创业系统模型为基础, 从案例中提取数据演绎出以开放为特征创业类型跃迁的动力系统模型, 完成了创业类型跃迁问题与系统研究视角的整合。
作为系统不平衡因素的环境诱因出现时, 农民创业者在一个稳定的、封闭系统中以勉强维持的方式被动应对。农业创业者则主动通过破坏性创新重塑系统动力。封闭系统提供的是与时间无关的均衡解决方案, 即在稳定的轨迹中循环。在开放系统中, 创业发展轨迹随时间的变化将产生“发散”解而非“均衡”解, 这就为摆脱贫困提供了有效途径。从系统的角度看, 只有实现内部非正式经济组织参与主体与外部正式经济组织参与主体的协同, 使相对封闭的系统演变为开放的系统, 才能真正实现创业类型跃迁。
2. 创业类型跃迁的相关研究
不同于Schoar等[8]对变革型创业者无法由生存型创业者转变而来的判断, 本文通过展现农村地区创业类型跃迁的事实, 表明农民创业者不仅实现了收入的增长, 同时提升了本地创业能力, 有助于形成健康的创业生态系统。当农村创业社区的整体环境得到改善后, 将诱发更多的农业创业行为, 形成创业类型跃迁的良性循环。这种“自下而上”的贫困解决方式, 亦不同于Tobias[25]阐述变革型创业中提到的由政策制定者和业务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成功创业者”创造机会, “普通创业者”采取创业行动利用机会的“自上而下”变革过程。因此, 未来的研究工作应该整合多个视角研究创业类型跃迁现象。
(二) 实践意义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展现部分农民创业者跃迁为农业创业者的过程加深了对创业扶贫的理解。虽然跃迁成功的农业创业者仅在少数, 但这部分群体或许是农村区域市场取得破坏性发展的关键。结合本文研究结论,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制定推动创业类型跃迁的公共政策, 促进非正式与正式经济组织间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 建立与推广“公司+农户”等新型合作模式帮助农民群体自发性突围;另一方面, 完善产业招商的制度环境, 促成外部参与者与农业创业者的积极合作。对外部正式经济组织中的参与主体而言, 农业创业者是其本土合作伙伴的极佳选择。其拥有的市场知识以及本地社会嵌入能力通常代表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 对正式经济组织参与主体拥有的传统资源构成有效的补充。
2. 突显创业支持者的重要角色, 构建农村社区的创业支持系统。
在资金支持上, 构建政府引导, 财政支持, 基金、保险、银行金融共生互动的新机制;在技术支持上, 以具体项目作为农业科技推广载体, 通过技术采纳促进创业实践的发展;在销售渠道支持上, 发挥行业协会在传播市场信息, 提供品质鉴定, 协助产品推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 应促成创业支持者之间形成联动机制, 使创业支持系统呈现合作共赢、持续健康发展的格局。
3. 开展创业教育, 丰富创业型非正式经济组织。
创业教育能帮助农民创业者克服因受教育水平低和贫困产生的认知偏差, 鼓励以再投资和业务扩张为特征的方式突破创业发展的时空限制。创业教育取得效果有两大关键:其一, 保证创业教育以农民创业者所处情境为基础, 实现自下而上地发展;其二, 让跃迁成功的农业创业者担任“导师”, 凭借其社交能力及对本地社区的深入了解指导农村创业社区中的其他个体。
总之, 一个健康的创业生态系统能够促进创业型经济的发展, 对农村创业社区中的主体来说构成一种积极的环境诱因。不论是公共或私营部门实践上述举措, 只有具备一种价值共创理念并强调创业类型的跃迁时, 这种双赢的局面才可能出现, 并达到在整个农村社区范围内缓解贫困的目的。
七、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揭示了农民创业到农业创业的跃迁过程, 指明了农民创业者提高自身及本地创业社区福利, 从非正式经济组织进入正式经济组织的发展路径。然而, 系统性的冲击可能会阻碍这一过程的实现。因此, 在讨论部分强调了有效的公共政策和创业教育能够创造有利的机会结构, 引导创业发展的方向, 提高创业类型跃迁的可能性, 实现农业产业化扶贫与创业脱贫的有机融合。受案例研究方法的局限, 相关数据只提供了一个探讨创业类型跃迁的起点, 仍需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作者：刘伟 雍旻 邓睿
来源：中国软科学2018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