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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是孟加拉国的一名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在亚洲最贫穷的国家教经济学。他悲哀地发现，自己真的无法在课堂上向学生解释贫穷。所以，在1983年，他成立了一家名为格莱珉的乡村银行。

格莱珉银行只对穷人贷款。但是，穷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任何信用资产和抵押物。尤努斯教授设计了一套制度。简单而言，就是联保和连坐。

每一个给格莱珉贷款的穷人，都要找另外四个人组成一个贷款团。一个人不出来，群里同伴一起还。如果小组中有一个人退出贷款，小组将被解散并分成单独的小组。

凭借这种古老而简单的制度安排，格莱珉银行的服务已经渗透到孟加拉国8万多个村庄，惠及600多万贫困人口，还款率高达98%。2006年，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奖。

有趣的是，他获得的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是诺贝尔和平奖。

在但是，格莱珉不是一家慈善机构而是如假包换的商业银行。,年贷款利率通常在10%以上，最高可达20%。在30多年的运营中，一直处于盈利状态，股权回报率在5.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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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互联网时代，格莱珉模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包容性融资模式。

我见过尤努斯教授一次，在2009年，当时他应邀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并举行了一次专家研讨会。至今，我还记得当时产生热烈共鸣的那一幕。那一年之后，中国的相关部门和省份开始推广格莱珉的经验，至少成立了数百家类似的小额贷款机构。格莱珉银行也于2014年正式在中国设立了第一家分行。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推广一直很不成功。当年热情洋溢组建的上百家机构，到今天，都已经消失了。

有人哀叹中国没有尤努斯，有人质疑中国银行缺乏责任心。

在我看来，都不是。

p style="font-size:15px;">一位扶贫基金会的实践者告诉我，最大的障碍是，联保和连坐模式的组织和管理成本实在太高了，一家小贷公司给山高地偏的农民或小业主提供服务，根本无法覆盖运营成本。而且，中国的人口流动率又远高于经济滞后的孟加拉国。

所以，几乎所有的格莱珉模式仿效者最终都会陷入难以为继、必须靠政府输血才能维系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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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中国的普惠金融走出了困境的，不是出现了另外一个“尤努斯”，而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大数据能力的爆发。

在近十年里，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的全民化普及，金融服务机构有可能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抓取到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的各种信用及行为数据，然后通过算法技术，在几分钟的时间里让机器判断你是否符合贷款资格。

这一基础于数据智能化的新金融贷款模式，起肇于互联网金融公司，最近三四年间，普及于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相比于格莱珉模式，它的运营成本更低、辐射人口没有区域限制。

更具优势的是，互联网小微贷款可以根据还贷时间进行利率浮动，大约在4%到15%之间，明显低于格莱珉。而且，从我近几年的调研所得，穷人的还贷信用惊人地好，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贷款不良率普遍低于1%。

也就是说，“良心”是会变的，科技是不可逆的。只要有好的技术，做穷人的金融服务居然也是一个超级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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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来了。有人开始谴责：互联网金融的确很能赚钱，但是，你们赚的是穷人的钱！

只要是赚穷人的钱，那就是在吃“沾了人血的馒头”。

这样的论调，在最近的舆论场上，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汹汹“共识”。

然而，我们把这个质疑展开，换两个角度来分析和思考一下。

第一个角度：为什么之前的银行不赚穷人的钱？

答案是：无钱可赚。

银行的本质从来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所以千百年来，银行的门槛永远是最高的，墙永远是最厚的，它只做富人的生意，赚富人的钱。在没有互联网工具之前，你让银行给穷人贷款、为没有抵押物的小微企业服务，那就是把它们往火坑里推。出再多的中央文件，发表再感人肺腑的领导讲话，都无济于事。即便是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也必须要把利率提高到10%-20%之间才可能微利维系，而且在中国，还“水土不服”，无法正常运营。

因此，银行不赚穷人的钱，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为什么今天终于有人为穷人服务了，却会遭到热嘲冷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