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创新创业项目 生物技术创新创业

苏格基莱特曼博士Dr. Yehoshua (Shuki) Gleitman，以色列人，广州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世界银行（创新领域的国家政策）高级顾问，广州驻特拉维夫创新办事处的董事长，以色列工贸部前部长，以色列前首席科学家。

持续推动生物产业由后续模仿向创新引领转型。在广东、广州政府积极推动生物医药创新要素集聚的背景下，这位远道而来的以色列人不遗余力地在广州构建基于以色列先进性和广州特色的创新体系和生态系统，吸引更多以色列和国内的技术团队进行创新和R&D的产业孵化.

从帮助我国建立创新体系到帮助各国应对创新领域的挑战，再到今天在广州生物岛开辟生物医药发展新前景，70岁的苏格博士在广州开启了新征程。

苏格基莱特曼博士接受南都专访。

苏格：'s生命科学生态系统包括生物医药研发、医疗器械、医药制造、医药销售、临床试验等。广州生物医药发展形成了良好的生态系统，发展要素齐全。我们只参与了广州生物医药生态系统最具创新性的部分，与政府合作。

我们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我们投资相对成熟的以色列小型生物医药公司，他们的产品已经投放到西方市场。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我们在广州与这些公司建立了合资企业。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6家公司，2020年初，我们希望成立12家公司，带来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二是孵化中心面向创业初期的(全球)初创企业，如广州本地临床医生、教授学者的创业项目或其他医学中心项目。孵化中心不仅提供资金，还在R&D和公司运营方面提供支持。我们的目标比较高，希望能给初创企业提供更好的机会。

南都:目前基金投资的企业运营情况如何？是否已经取得了盈利？

在苏格：,之初，我们花了比预期稍长的时间来解决医疗监管问题，其他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在我们投资的公司中，有一家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开始盈利，并且有在香港IPO的计划，还有一家有望在明年年初开始盈利。

南都：这些企业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能否给我们举例介绍？

苏格：,如阿尔法欧米茄(广州阿尔法医疗)，是一家从事深度脑刺激(DBS)技术的公司，在治疗帕金森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他们将使用电流刺激大脑的特殊部位，这可以缓解相关症状。他们技术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刺激正确的部位。围绕这一方面，他们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南都:2017年11月，

苏格：选择这些项目的依据是公司的技术和中国市场，以色列在这些领域有比较重要的技术和大量的资源，同时这些项目也符合中国的需求。具体筛选团队的时候，最基本的是看管理团队的质量，看该公司是否有意在未来致力于发展中国市场，然后我们看产品内容、看产品是否适合中国市场，然后再看科学研究、监管、风险和机会等等。

南都：你们在投资的时候，是否会考虑企业的盈利性？

苏格：我们会考虑，比如他们在3-4年是否有可能被收购，或者是否有IPO上市的前景,我们也在寻找合适的收购企业的母公司参股（基金）。基金有三个职责，第一是投资，寻在有潜力的、可盈利的项目；第二成为广州生物医药系统创新机制的一部分，带来新的技术；第三，支持以色列与广州、与中国在技术上的良好合作关系。

南都：进入中国市场给海外企业带来怎样的挑战？基金是如何帮助企业与本地合作？

苏格：中国医疗保健支出占GDP大约6%左右，以色列的支出占比约9%-10%，中国正在投入更多。中国市场规模大，发展迅速，每个人都想进入中国市场，我们更看重的情况是，中国的生物医药发展一年比一年好，为大众提供更好的医药健康服务。华南的市场发展成熟，广州拥有顶尖的医院，一方面你们拥有好医院；另一方面，在市中心以外地区，医疗条件相比稍差，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提高整体的医疗水平。我们也有些项目在解决偏远地区的医疗问题。中国市场一方面发展的很好，另一方面也很难进入。我们支持企业与本地医院、学校、政府合作，同时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咨询服务。

南都：你曾经是以色列的官员和首席科学家，能否介绍一下以色列政府当时是如何发展生物医药的？

苏格：大约在25年前，我是以色列负责创新部门的首席科学家，制定了大部分的创新政策。主要的方法是政府直接拨款给中小企业，直接支持并用于企业的研发和发展，只有企业成功以后才需给予政府回报，失败了也不需要还钱，政府替企业承担风险。如果是贷款，企业家担心失败了还要还钱，无法进行大胆的创新。我记得当时大概设立了有5亿美元的资金，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结果这项国家投资获得的回报收益是巨大的。

南都：当时政府是否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苏格：政府在拨款资助的同时也有“收益”，对于国家来说，企业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交税、增加了更多的金融交易等等。个人投资是寻找能够带来具体盈利的项目，而对于政府来说，企业失败了对政府没有多大影响，创新投入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一样，获得的社会效益更巨大，事实上，创新投入是最具收益回报的。

南都：以色列的社会资本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获得政府资金是否能给企业提供担保？

苏格：政府资金永远无法满足公司所有的资金需求，我们的资助范围大概在45%-85%之间，企业需要自己找更多社会资金。社会资金有自己的判断，但获得政府资金的初创企业可能风险更小一点。

南都：你认为政府直接资助企业的这种模式可能复制到中国的城市来吗？直接投资是否为目前鼓励创新最有效的方法？

苏格：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中国经济增长非常迅速，看看广州的发展，看看生物岛十年前这里什么都没有，看看开发区的政府现在非常加高效。

是的，我认为政府直接鼓励创新是非常有效的，而且一直有效。让我觉得非常振奋的是，我曾代表世界银行设立了一个创新中心，中心直接给企业提供资金，经过2年的运作，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创造了一个有超过500家创业公司的社群。这个太令人兴奋了。

南都：在孵化体系的建立上，以色列模式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广州生物岛的孵化中心有何不同？

苏格：同样，我在几十年前也创新设立了孵化体系，我们当时的挑战在于如何支持创新，如何让年轻人离开大学以后学会创业。在以色列，我们设立了“一揽子”支持项目，创业团队同时进行研究和学习拓展市场，此间，政府将支持企业2年，给予85%的费用，孵化中心给予另外15%的费用，2-3年以后企业要离开中心，如在几年内无法独立运营公司，那也不能再获得资助。当时我们在全国设立了22-28个孵化中心。

现在生物岛的孵化中心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场所，同时提供2-3年的资金支持研发经费。中国有不同的孵化器主体，与此不同的是，在以色列，孵化器是由政府建立的，直接支持研发费用，不是支持建立孵化器场地的费用。现在以色列也有趋势，引入更多大公司建立的孵化器，对于这些政府也会支持一定的建设费用。

中国将出现更多大企业收购初创企业的情况

南都：你曾经在Platinum工作，有十年投资人的经验，你怎么看待中国和以色列的投资环境？

苏格：首先Platinum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基金，比如Voltaire，一家经营网络宽带技术，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并被收购；Genoa，一家主要为电视屏幕光电技术提供解决方案的企业卖给了三星电子等等。在中国，很多投资是基于退出市场，投资退出是盈利的来源，于是中国风投更倾向于找一个潜力大、盈利性高的企业；而在以色列，风投通过把小公司卖给大公司来盈利，是完全不同的路径，比如以色列做导航软件的公司Waze,它一直在亏钱，但最后被谷歌用高价收购了，它的技术被应用在汽车导航等地方。

南都：这是以色列技术发达的原因之一吗？

苏格：以色列风投的做法在中国被认为是风险非常高的，但由于退出机制不同，以色列这样做的风险更低。但在香港，现在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获得特殊上市的通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步，我们能看到资本运作方式变了，对那些风险高且接近市场的生物医药企业更加友好，政府通过干预股票市场来促进生物医药企业发展。

南都：在以色列，很多人都想把自己的创业公司卖给大公司，之后再开始新的创新技术，而没有选择成长为大公司，这样的模式是否能够可持续？

苏格：我也不确定，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同时走两条路，小企业卖给大公司及小企业成长为大公司，我们需要更多的平衡。此外以色列比较小，市场也小，中国完全不同，市场非常大，但是这里的大公司很少收购创业公司，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未来会有所变化。

南都：中国有些大公司更倾向于在内部创新，自己成立新的公司和部门解决创新问题，你怎么看？

苏格：（我理解）他们想要自己创造产品发展的过程。仔细想想，（世界上）有些大公司没能理解一些颠覆性的事件，比如诺基亚是手机领域的主要玩家，但没能理解智能手机，现在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再比如说谷歌，它到现在还具有竞争力，是因为它不断从外部购买初创公司。在中国你会看到这个场景的（初创企业被大公司收购），我跟你打赌，这是一种趋势。

南都：你如何评价广州的科创环境？特别是在生物医药方面的发展？

苏格：这里有很多的高校、优秀的生物医药学生、优秀的医院。广州需要做的是升级整个的国际创新系统，需要政府支持，营造一个更加平衡的环境，（在生物医药方面）不仅有大公司还需要有更多的初创企业。

南都：对于生物医药企业来说，盈利周期长，融资是大问题，科创板上生物医药企业占比高。除了基金，还有哪些帮助到企业的方法？现在基金有很多国资的背景，如何放大国资在基金里的作用来扶持生物医药企业？

苏格：在这里政府不直接支持企业的研发经费，我们需要打造一个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体系，政府需要成为整个创新系统的一部分，支持创新系统的发展。在我们孵化中心，政府的钱直接支持初创企业。但政府的资金不应该是唯一的来源，还需要更多的行业的投资。对于其他方法，我们还在尝试，但国资的支持在现阶段非常重要。

南都：该基金如何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化的发展？

苏格：我们现在主要的挑战还是在如何获得CFDA（医药监管）的许可，我认为产业化并不是问题，而是如何理解市场以及如何进入市场。在以色列的本地市场比较小，一开始就在海外设立市场，而中国的市场非常大，光是瞄准广东市场是不够的，还需要看全国的市场。反过来，进入市场，政策监管依然还是问题。

未来2-3年，在生物岛建立临床医学中心

南都：听说你是被请来做生物医药的创新生态相关方面的工作，你是如何开始在中国开始这项事业的？

苏格：我2011年时在北京，我的中国伙伴推荐我来广州。2012年我们首次来广州，当时我被邀请来组织了一次活动、做了一次讲座，与当地政府会面，这是我们的合作的开始。

南都：你是怎么来到广州的？当地政府希望你来做什么事情？

苏格：我20年前就来过广州，我也很惊讶看到广州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城市现在非常干净、空气清新。他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打造一个生命科学的创新生态，第二是投资一些有前景、有收益的企业。广州政府非常聪明和高效。

南都：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苏格：运行第二支基金，建立一个临床的医学中心，希望能在2-3年内运行。

南都：从科学家到政府官员，到企业家、投资人、外交专员，你如何看待这些角色的转变？你最喜欢的是哪份工作？

苏格：我最喜欢我正在做的事情。但回顾过去，我最喜欢的岗位是首席科学家，因为它是一个汇合点，我获得了国家的支持，真正建立了一个创新体系，这个体系非常高效。我总是向前看，比如下一个挑战就是扩大广州生物医药的创新生态，建立一个临床研究中心和相关的监管体系，我们之间还有很多需要商榷的地方。

南都：70岁在中国是早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你打算再干多少年？

苏格：我的母亲过去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工作到了91岁，我觉得91岁可能足够了。（笑）

采写：南都记者 张伊欣 实习生 蔺子涵 摄影：南都记者 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