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武汉将成为全世界纪录片创作者关注的焦点。在无数的作品中，日本导演竹内亮《好久不见，武汉》以爆款脱颖而出，得到了外交部发言人赵的称赞。
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海报。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来源：新华社
七年前，竹内亮携妻儿从日本移居南京，以独特的形式创作了一部“非典型纪录片”。五年来，他几乎走遍了全中国，坚持每周一工作，拍摄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和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记录各种各样的中国和几百个无限的生活。
2020年11月，日本导演竹内亮再次来到武汉，在街头随机采访了50多位武汉人，让大家畅谈2020年的得失。前不久，这部短片在海外播出，观众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强大，惊叹“这座城市居然恢复了正常，真是令人惊讶”。这部短片《听武汉说》的加长版于2020年12月29日在国内网络播出。短短半天，播放量已经超过30万次。
2020年6月执导《好久不见，武汉》成为爆款后，竹内亮再次将镜头对准武汉。他说：“武汉，我会继续拍。我要把真正的武汉传递给世界。”
为什么一个日本导演要住在南京记录中国？为什么看似不经意的纪录片却感动了万千网友？近日，长江日报记者采访竹内亮，寻找他“住在这里的理由”。
2020年6月1日，家住南京的朱内亮乘坐高铁来到武汉，准备开始拍摄疫情后的武汉纪录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来源：新华社
“非典型日本人”在中国创业
2020年11月底，在武汉街头采访时，竹内常听人说：“我认识你，拍摄武汉的日本导演。”经过一番交流，很多人会再次对他说：“你不像日本人。”
2020年11月30日，朱内亮(左)在汉口里皇皮路采访武汉市民。记者徐伟珍摄
1978年10月23日，竹内出生于日本千叶县。同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这种命运在20多年后产生了反响。2002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拍摄了纪录片《麻将的起源》。2006年，他与在日本留学的南京女孩赵萍结婚，对中国更加好奇。2010年执导纪录片《长江天地大纪行》，从长江源头一路拍到上海。路上的人经常问：“高仓健怎么样？山口百惠怎么样？”这让他大吃一惊。山口百惠早在1980年就退役了，但中国观众还是很想念她，对日本的关注也一直停留在她身上。
竹内想搬到中国，把日本介绍给中国，把中国介绍给日本。他在日本有房有车有稳定的工作，获得日本电视纪录片最高奖。他的想法不仅没有被别人理解，还让妻子赵萍大吃一惊。竹内亮反复游说两年，一家人终于在2013年搬到南京，成立了合之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来到中国后，一切都从零开始。竹内亮之前几乎不会说中文，婚礼上有翻译。他“泡”在中国电视剧里，看了很多像《虎妈猫爸》这样的家庭剧。如今，他每天至少刷10次微博、“打工人”等网络热词
脱口而出，唯一能难倒他的只有成语。夫妻俩斗嘴时，甚至会出现中国妻子说日语、日本丈夫飙汉语的奇妙场面。创业是艰难的。刚到中国时，竹内亮和妻子能拍的仍是与日本电视台合作的项目。小半年时间里，所谓的摄制组就是夫妻二人，赵萍当公司老板、制片人、配音者，竹内亮是导演、剪辑师。等他们有能力招聘员工时，“几乎不挑，人家愿意来就不错了”。
2015年11月，系列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上线，以住在中国的日本人以及住在日本的中国人为主角。该系列纪录片至今拍摄230多集，仅在哔哩哔哩网站上的播放量就超过5000万次。但直到去年，和之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才开始盈利。竹内亮骄傲地宣布：“今年的收入挺高的，虽然《好久不见，武汉》一分钱没赚，但出名后好多公司找我们合作，有收入的，很多。所以，我们可以撑下去，还可以拍很多更新的片子。”在他最近的招聘中，“外语流利、有工作经验”成了必备条件。
竹内亮（左）在黎黄陂路与采访对象合影。记者许魏巍 摄
“我特别喜欢拍中国人，他们在镜头面前最真实、最有意思。”竹内亮自认是一个“非典型日本人”，“日本人做什么都讲究不麻烦别人，这挺好的，但也很难成为朋友。我最喜欢麻烦别人，蹭吃蹭喝。”在中国的拍摄中，他好奇地问一句“好喝吗”，邻桌陌生人就会拿起啤酒给他倒上一杯。不知不觉中，两桌人就吃成了一桌。“我喜欢这种随意，大家都是朋友。”
“非典型纪录片”里的真实人生
《好久不见，武汉》让竹内亮实现了现象级爆发，而《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则是爆发前的蓄力，为他积累了独特的风格与忠实的“粉丝”。武汉站见面会上，不乏从北京、上海、新疆专程而来的观众，他们从5年前就开始“追”这个“非典型纪录片导演”。
竹内亮来中国时，恰逢中国纪录片市场爆发与巨变时期。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点燃”了国产纪录片市场。2013年，中国纪录片年产量、年播放量双双上涨50%。2015年，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达到5.04亿，这一年被研究者称为“新媒体纪录片的井喷年”。更注重互动、更多“泛纪实”融合的网播纪录片渐渐形成了与传统纪录片风格相异、受众不同的领域。
半被动半主动地，竹内亮在2015年的中国选择了“拥抱”网络，《我住在这里的理由》通过视频网站播出。为了适应网络观看习惯，竹内亮把每一集都控制在15分钟至25分钟。“时长成了创作最大的挑战之一。现在说短视频，指的是几分钟甚至几十秒钟的片子。《好久不见，武汉》上线之前，我们很担心1小时的时长太长，大家没耐心看。但是，在5年前，我担心的是20分钟太短，故事还没讲完，视频就结束了。在那之前，我拍的都是每集一两个小时的长片。”
为了让观众在短时间里走近人物，竹内亮琢磨出了独特的拍摄手法——“导演入镜”。拍摄在中国各地看大熊猫的日本大叔时，惊讶于对方全身粉色的装扮，竹内亮“自来熟”地穿戴上大叔的外套、眼镜。跟着大叔去大熊猫馆时，没想到要步行几个小时，他一脸生无可恋地“求蹭车”，在大熊猫面前躺倒下来。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这是极为少见的，甚至会让人疑惑：“这是纪录片吗？”在一些视频网站上，竹内亮的作品一度被分类在“旅游频道”。在人们的印象中，纪录片应该是“隐形的镜头”。有一类纪录片创作者会推崇“墙上的苍蝇”风格——拍摄时不与片中人交流，不影响事态发展，像只苍蝇一样默默地趴在墙上观察。
竹内亮（右二）与武汉一家受访对象合影。受访者供图，图片来源：新华社
竹内亮说：“我可以坐在镜头背后，引导被拍摄的对象哭或者笑。而我走到镜头里，和观众一起探索别人的生活，大家会更有代入感，会感觉更真实。”
从5年前开始，《我住在这里的理由》片头就一直标明“这是一次没有台本的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的拍摄也有这个特点。在几个月的筹备期里，竹内亮发微博募集拍摄对象，编导与报名者进行电话沟通。常常是编导与拍摄对象聊到痛哭流涕，传递给竹内亮的信息却只有简单的姓名、职业，仅此而已。拍什么、去哪里拍，全部不作预设。这也保障了竹内亮在初次走进片中人的生活时，能够给出最真实、最直接的反应。
“
我的纪录片给中国人看，也给日本人、其他外国人看，在每个国家播放的都是同样的版本、同样的内容。所以，我不会盲目地夸，也不会故意去‘黑’，必须尽量客观、真实。
”
没有台本的拍摄，也给摄制组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摄影师只能扛着机器“什么都拍”。20分钟的视频，素材往往多达30至40小时。至于构图、画面，只能“随缘”。“在漂亮的镜头和真实的镜头之间，我肯定会选真实的。”
在“拍不腻”的中国找到生活的味道
移居南京7年，这一家人也成了观众关注的对象。竹内亮和赵萍被观众称为“亮叔”“萍姐”。大家调侃竹内亮“蹭吃蹭喝蹭一切”，“监督”他们的儿子“作业做完了吗”，听过岳父、岳母吐槽女婿“不会来事”，也为一家三代终于搬进了大房子而高兴。5年来，每年一次的观众见面会上，常有从海外专程赶来的“铁杆粉丝”。但竹内亮仍然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小众。
直到《南京抗疫现场》和《好久不见，武汉》成为爆款，他“出圈”了。他的微博“粉丝”量从100多万暴增至400万，私信里常收到商务合作的邀约，目前10个项目正同步进行，工作日程排到了明年8月。《好久不见，武汉》的播放量超过4000万次后，他就不再关注数据更新，因为更多的可能性正向他敞开。
纪录片的宣传海报选取了疫后武汉恢复的夜市场景作为背景。受访者供图，图片来源：新华社
此前的拍摄中，竹内亮关注的对象都是“异乡人”。在交通发达、迁徙便捷的年代，他希望借此探究“一个人住在这里的特别理由”。5年前，他自问：“有这么多中国导演在拍中国人，观众为什么要看一个日本导演拍中国人？”现在，他终于发现：“原来，中国观众愿意看我拍中国人，也认可我拍的是真实的。”除了《我住在这里的理由》每周一更，他的镜头也开始移向大凉山里的学校、南京高考送考现场以及在淘宝造物节里的宠物服装、液体便当等新潮事物。
在他的纪录片里，不懂汉语的日本爷爷在武汉开咖喱店，一口北京话的日本小哥在中国学传统相声，全身粉色的日本大叔满中国“追大熊猫”……片中人“在中国找到了活着的感觉”，感慨“只要足够努力，在中国一切都有可能”。观众也由此看到了不设限的人生、人间的参差百态。
今年初，竹内亮回日本老家探亲。在全市最高处俯瞰，他发现：“从我小时候到现在，30多年了，这栋8层楼还是最高的楼，我的学校还是原来的样子。这里没有任何变化，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日本的亲戚无法理解他现在的工作，他也无法理解对方如何忍受十几年一成不变的生活。在日本拍摄纪录片十余年，他“拍腻了”，这也成了他住在中国的原因之一。“中国每天都有新的东西，我拍了7年根本拍不够。”
长江日报出品 采写：首席记者万旭明 摄影：记者许魏巍 部分来源于新华社
来源： 长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