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城市包容性正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利用CMDS数据,通过标准Probit模型验证城市容忍度与流动人口创业的关系,得出城市容忍度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城市外部环境对城市容忍度有调节作用,不同流动地区流动人口创业决策存在选择性偏差的结论,为我国城市体制改革和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供政策建议。
作者 | 周颖刚(IMI特约研究员,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蒙莉娜、林雪萍以下是意见表达:
1 摘要
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中国逐渐释放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在新发展理念下,城市包容性,特别是提高流动人口的包容性,将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动人口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程度来衡量城市包容性,探索城市包容性在流动人口创业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城市包容性有助于促进移民创业,较高的城市包容性对创业水平有正向影响,而城市外部环境条件和个体劳动力异质性对创业决策有不同的调节作用。这些发现为我国城镇体系改革和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2 引言
城市包容性涉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参与的平等和公平。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一个城市的容忍度会对他们的生产生活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就创业行为决策而言,当他们能够在一个城市获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参与的满意度时,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创业来追求更高的工作和生活满意度(宁广杰、段乐乐,2017;罗、邹家瑜,2011)。但现有文献多从户籍制度或政府规制等单一维度衡量城市包容性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很少有文献关注整体包容性。
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CMDS)的数据,构建了城市包容性指数,并探讨了其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新视角。在新发展理念下,城市制度创新,特别是提高流动人口的包容性和吸引劳动力创业,将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提高城市包容性,与新老市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也是中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之一。本文创新性地将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相结合,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影响。
第二,新的维度。本文梳理了城市包容性的概念,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微观数据从个体层面构建了城市包容性综合指数。随着包容性增长的发展,城市包容性的概念逐渐兴起,但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研究很少,大多是从城市层面进行界定(Florida and Gates,2003;钱,2013;李业彦,2017)。对于劳动力而言,在做出创业行为决策时,劳动力更关心的是个人层面能够获得的制度保障和公共服务。因此,本文从个体层面构建的城市包容指数是对现有文献的创新。
第三,新的结论。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包容性能够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高流动人口创业水平,而高市场化水平降低了流动人口创业决策对城市包容性提供的“风险平滑效应”的依赖,可以自主创业;高水平的信息化降低了交易水平,从而促进了创业活动。流动人口的异质性也会对其创业决策产生显著影响。高额的家庭财富解决了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提高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减少了他们对城市包容性提供的“风险平滑效应”的依赖;然而,城市包容性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教育背景的劳动力群体中没有显著差异。这些结论为我国城市创新和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和借鉴意义。
3 实证分析
本文梳理了城市包容性、包容性发展和社会融合三个概念。包容性增长包括城市包容性的一些价值追求,如共享发展成果、追求机会公平;城市包容性和社会融合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包容性基于城市视角,而社会融合则从流动人口或流动人口视角出发。城市包容性越高,社会融合水平越高。同时,本文对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创业选择提出了三个假设:(1)城市包容性越高,流动人口选择自主创业的可能性越高。(2)城市的容忍度越高,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更高层次的创业
为。(3)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与创业层次选择存在异质性。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这一数据详细调查了流动主体和家庭的基本信息、就业和社会保障、收支和居住、基本公共服务、子女流动和教育等方面的信息。考虑到这个调查项目在2016年5月进行的,我们用滞后一年的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匹配。城市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6》。
本文首先使用标准的Probit进行验证。对于由于不可观测遗漏变量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一方面通过设置更多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变量来解决,另一方面,我们用工具变量法解决由于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对于存在选择性偏差影响估计的一致性,我们通过Heckman两步法与工具变量法结合来解决(Heckman, 1974)。
回归结果显示:(1)城市包容性可以促进流动人口创业,高城市包容性可以提高流动人口的创业层次。(2)个体能力更强的劳动力正向选择流向市场机制完善的东部地区进行创业。
进一步扩展分析可以得出:(1)高市场化水平对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创业决策的影响有正向调节效应;市场化水平对城市包容性与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有正向调节效应;信息化水平对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的影响也有正向调节效应。(2)高学历水平对城市包容性与创业决策的影响没有显著影响;高家庭资产对城市包容性与创业行为有负向调节效应。
4 结论和政策性建议
第一,城市包容性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并且有助于提高其创业层次。本文用流动人口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程度来度量城市包容性,发现城市包容性每提高1%,选择创业的人口就会增加1431万人,相应地这些创业人口的年收入就会增加6010元/人。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提高对流动人口的“准市民化”待遇,完善政府“无差别化”公共服务,不仅可以增加城市就业岗位,同时显著提高劳动力的收入水平。
第二,城市外部环境对城市包容性影响流动人口创业决策有调节作用。具体地,高市场化水平和高信息化水平均可以正向调节城市包容性对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城市包容性的“风险平滑效应”促进了劳动力在竞争激烈的城市进行创业。而家庭资产负向调节了城市包容性对创业决策的影响。这是因为更多的家庭财富为解决了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提高创业者的抗风险能力。
第三,不同流动区域的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存在选择性偏差。克服选择性偏差后,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保持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如果本地政府积极改善本地市场环境,活跃商业活动,那么个人能力强的劳动力就会选择留在本地进行创业,同时可以利用已有的社会网络提高创业概率,有助于形成“大众创业”的经济氛围,创造本地就业机会的同时,提高创业者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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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文锡炜
来源 《IMI Working Paper》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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