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苏联专家组来上海指导城市建设和管理，起草了《关于上海市改建及发展前途问题的意见书》，指出“上海是畸形的消费城市，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1953年9月，穆欣来沪指导编制《上海市总体规划示意图》，介绍苏联城市规划经验，提出城市社会主义改造方法，彻底整顿和分散中心城市人口。
有学者指出，苏联专家有时几乎把苏联制度照搬到中国，给很多城市埋下了隐患，但上海的情况要好得多(章雷《中苏友好大厦：当年中苏友好的见证》)。虽然苏联专家弗拉索夫表示“看到上海很生气”，也有人认为上海“没有进步”，但苏联专家帮助的城市规划在上海并没有完全实施，除了中苏友谊大厦。
提到曹杨的工人村，有人说是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乌托邦，也有人认为像花园洋房一样散发着欧美气息。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纪国华指出，这种混淆是由“名”造成的：“‘工人‘新村’指的是生活对象，名字确实受苏联影响。"
无论是“苏式”还是“欧美式”，上海老建筑专家楼程颢说：“曹杨村设计师王定增先生早年就读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我和他谈过，他明确表示是按照美国‘邻里单位’模式建造的。”王定增也在1956年发表的文章《上海曹杨新村住宅区的规划设计》中写道：“新村的整体规划不能否认有邻里单位的想法。”当然，从“不可否认”的措辞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一切向苏联学习的背景下，主张“邻里单位”是不好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住房布局理念”。
“邻里单位”是美国社会学家佩里在编制纽约区域规划方案时提出的概念。目的是在大城市人口密集、居住环境恶劣、交通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创造一个舒适、安全、设备齐全的居住环境(李强《从邻里单位到新城市主义社区——美国社区规划模式变迁探究》)。“当时没有‘社群’的概念，叫‘团体’。”娄解释说：“这不仅包括住房和环境，还包括相应的公共设施。”
曹杨新村建设始于1951年，大部分工程于1953年完工，总面积94.63公顷。新村设计有四种住宅类型，以两层为主，三层仅占8%，人均居住面积约4平方米。从边缘走到中心大约需要七八分钟。该中心设置了合作社、邮局、银行、文化馆等公共建筑。在新村边设立了小型蔬菜农场和合作配送店。小学、幼儿园均匀分布在新村独立地段，从家到学校步行不超过十分钟(王定增《上海曹杨新村住宅区的规划设计》)。
“工人新村最重要的特点是沿河而建。道路和绿化被认为是适应当地条件和增加与自然的互动。"据齐说，为了避免噪音，新村没有大的交通. "当时的生活环境非常安静舒适。“上世纪50年代，当1002个工人家庭留在上海时，他们轰动了整个城市。当时，人们都表达了自己的感受，“那是劳模才能享受的！”
然而，对新村庄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苏联专家指出了许多问题。比如穆欣认为，新村的中心建筑凌乱不大，要统一组织建设；安德烈耶夫指出，整个村庄的建筑缺乏色彩考虑。这些在王定曾看来都是正确的批评。因为楼层低、密度低，一位英国建筑师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曹杨新村为“花园城市”。虽然王鼎曾经承认自己不是故意的，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受到了批评。
王鼎早年承认，曹杨新村的土地利用效率太低，不经济，不符合
当时我还是认为苏联模式不是唯一的，或者说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佳选择。当时，欧美学术界和设计界对花园城市和新都市主义运动萌芽的研究和尝试开始蓬勃发展，这些新思想中对绿化、生态、以步行为导向和不对称自由布局的关注非常吸引我。同时，在风铃、欢笑、树影中长大的上海老街小巷的记忆，也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在尝试将我在设计实践中接触到的这两类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
然不同的文化基因。1951年的曹杨新村，上海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兴建的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给了我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里既有上海新式里弄生活的情趣，也有点欧美的“花园社区”的影子，算是我和当时的同仁们一次建筑创作的有益探索。
当时苏联流行的是“大街坊”理念，多运用周边式布局，强调对称、围合空间。“大街坊”给中国带来不少缺陷，如产生较多的东西朝向住宅，日照、通风、临街噪音干扰等都是问题。后来建造的曹杨二至六村，由于加入了苏联理念，密度增加了，建筑标准也有所降低。1950年代中期，苏联从“大街坊”向“小区”理念过渡，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来增祥还提到个“小花絮”：“莫斯科新切廖摩西卡9号街坊进行国际招投标，影响很大，同济这边由冯纪忠带队参与方案设计竞赛，还到莫斯科去请专家评审。后来由于国际局势变化，中方人员也都撤退了。”
作者：孟珑编辑：于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