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技术改变了生活，但生活不仅仅是技术。创新创业的理论和实践只有不断强化其社会属性，才能为技术进步提供不竭动力，才能更从容地应对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和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社会企业家精神是这一动力源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刘震/文
“创新不一定必须与技术有关，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是一个实物；一个看似伟大的创新，结果可能除了技术精湛以外什么也不是”。
[美国]彼得德鲁克
社会创新可能不会像技术创新那样给社会带来所谓的“新创造的东西”，但可以在机制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
与技术创新相比，社会创新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显示出其积极作用。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的针对性应急政策，特别是以武汉火神山医院十天内快速建成使用为代表的应急政策，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新冠肺炎”疫苗和特药的研发和临床应用需要较长的周期，面临较高的失败率。
社会创业及其内在逻辑
社会创业研究的先驱、已故的格莱格迪斯教授对社会创业的价值内涵提出了“连续谱”的观点，具有高度的共识性。他认为社会企业家精神介于纯慈善和纯商业之间，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地位。在实践中，价值强调是基于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动态调整的，但它始终以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捕捉为导向和最终目标。
如今，随着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全球价值凸显，关于其价值延伸的讨论日益增多。最典型的观点是社会企业家精神可以成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的推动者，这是探索和预测社会企业家精神在宏观层面应该如何发展的核心观点之一。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银行，是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经典案例。
格莱珉银行以小额贷款为主要业务。首先，它以农村留守妇女为主要客户，通过小额借贷资金帮助客户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活质量，增强所在地区的社会和谐。创业之初，有专家质疑农村留守妇女能否按时足额还款，但实际情况是还款率很高，给格莱珉银行带来了超出预期的收益。因此，格莱珉银行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和地域范围，以小额贷款为资源和手段，帮助无数贫困人口摆脱高利贷和贫困的泥潭，让他们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随着全球相关业务和分支机构的进一步拓展，格莱珉银行创新信贷业务模式，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激发“穷人”的创新潜能，将所谓的“弱势群体”转化为可用的人力资源，从而引领社会变革，成为社会创业的标杆。
“双创瓶颈”与社会创业
如火如荼的“双创”实践，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然而，在大量催人奋进、令人振奋的双创现象背后，真正能够“活下来”的企业数量往往远低于我们的预期，而这一现象在以科技为基础的双创领域尤为明显。
就像《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德鲁克的观点一样，基于科技的创新本质是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动荡性，过程中较长的时间间隔和知识融合使得此类活动的“窗口期”变得更短、更拥挤，导致大量企业的淘汰和退出。
2019年5月，“科技向善”成为腾讯的愿景和使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技术与“善与恶”并无直接关系，而“善”更多的是组织和个人对技术研发和应用方向的主观控制，是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方向内在思维方式的变化，其中蕴含着社会创业的内在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创业内在逻辑在当下的体现
向善”并非“原创”，公益组织、社会企业等一直在实践，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将“向善”由形式、模式或者短期的行为转化为组织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如何使其成为大多数组织公认的，并且是自发行动的长效机制。可喜的是，公益创投的出现与蓬勃发展，也许可以让我们从中得到些许启发。近年来，公益创投在我国蓬勃发展，以南都公益基金会、郑卫宁慈善基金会、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等为代表的公益创投组织，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企业、社会组织的发展。
社会创业助推双创思维转化
首先，创业者视角——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无论是马云、马化腾等商业企业家，还是尤努斯、郑卫宁等社会创业者，无一不是将“大我的价值创造”——在满足社会现实需求的基础上持续创造新增社会需求，而非“小我的价值捕捉”——仅仅关注经济收益作为创业诉求，无一不是将经济收益作为实现创业诉求的手段工具而非目的，才造就了组织的快速成长与持续发展。
其次，企业视角——社会问题的企业内化。
腾讯的“技术向善”，海信的“致力于科技创新，提升人类生活品质，幸福亿万家庭”，已经为当今企业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向善”和“提升人类生活品质，幸福亿万家庭”，一定要是主观上的主动行动，而并非是吸引眼球的“金字招牌”，要致力于在技术研发论证阶段就将社会价值与社会需求考虑在内，内化于产品与服务之中，而非等产品或服务成形后再去“被动”找寻应用场景。
再次，政府视角——致力于有效降低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
当双创实践由热潮趋向平稳后，制度政策是否具有延续性就成为创业者及企业重点关注的问题。尽管市场环境、双创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而难以把控，但政府服务于企业、创业者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定位是确定的，这决定了制度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可以把控的。
因此，制度政策要体现出延续性，其不确定性一定要低于环境的不确定性——遵循契约精神，执行不打折扣。
最后，经济与社会发展视角——构建双创生态系统。
双创生态系统是以创业者为中心，在众多要素（例如政策、金融、中介、科研、教育、基础设施等）的复杂交互作用下，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在功能上，能够将资源直接聚合并服务于创业主体，通过价值传递将系统内部与双创活动密切相关的组织串联起来并扩大作用边界，建立起培养众创精神，繁荣创客群体，集聚多样化资源，优化创客、资源、服务间无缝对接的自组织机制，最终承担起提升区域创新创业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递进式功能。
此外，社会影响力投资，正是社会创业助推双创思维转化的典型案例。社会影响力投资，即逐利的社会目标投资，是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先提出的一种创新的投资类型，认为除了非营利和公共部门外，私人和商业资本也有必要参与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之中，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营造积极的社会环境。
与非营利、公共部门等慈善资本只关注社会效应，和商业资本重点关注经济效应不同，无论是摩根大通的Bop业务，还是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其与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相关业务都体现出了经济、社会、环境、人文价值的共创共享，带来了区域经济持续繁荣与社会发展持续提升的良好局面。这无疑对我国目前的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背景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基于民生视角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从而保障改革措施的落地和改革价值的创造与共享，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工具。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702085”，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19GN100”的资助）
关于作者 | 刘振：山东大学国际创新转化学院副研究员
胡爽：山东大学国际创新转化学院助教
文章来源 | 本文刊登于《清华管理评论》2020年6月刊，内容有删减
责任编辑 | 高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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