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特点包括普遍性吗 创业的定义不包括

王世斌：传统工科专业应改造升级跟上时代步伐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生物、化学、环境与材料(即生物、化学、环境与材料类)是四大“天坑”专业。在媒体上，人们还可以发现，在文科、医学等专业中，有很多专业叫“天坑”。列举的原因基本集中在就业形势不好、工作环境差、发展前景暗淡等方面。

为了培养能够应对未来挑战的优秀人才，高校在新工程理念下改造提升传统工程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首先是学生和学科的关系。大学的使命是培养人，发展学科的目的是培养人。学科的宽度和厚度决定了学生的高度。学科专业要聚焦科技前沿，提高原始创新能力。要与工业企业深度融合，帮助工业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特别注意传统专业与管理、控制、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二是多样性与标准化的关系。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对工程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同时，工程的标准化和严密性决定了工程人才培养必须以标准化为基本前提。高校要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在招生、培养、评价等方面实现多样化、规范化。

三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传统专业积淀深厚，支撑和见证着民族工业和社会的发展。要树立系统、生态、可持续的现代工程观，更好地协调人、自然、社会的关系。要以现代工程观审视工程人才培养，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吸收借鉴先进教育经验，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使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原文链接：传统工科专业要升级换代，跟上时代

提到“人”，我们总是习惯先找“人”，再筛选“人”。然而，理解“人”的关键不在于“人是什么”或“人在哪里”，而在于“人怎么样”，即人的价值内涵。

经过一百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人民怎么样”不是口号，而是付诸实践并取得成效的行动。只有不断赋予“人”新的价值内涵，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当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人民生命健康受到极大威胁时，党中央果断提出“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生命和健康是人民最共同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活着的个体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没有忘记脱贫攻坚的历史任务。“精准扶贫”、“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坚定信念始终屹立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成为全面摆脱绝对贫困取得成功的关键。无论是疫情防控中的“生命至上”理念，还是脱贫攻坚中的“不让一个人掉队”信念，都生动展现了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内涵。

链接原文：“人”概念的中国语境分析

有人说，“国潮”的兴起是因为“90后”“00后”有了更多的文化自信、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从而推动了“国潮”。这种说法是合理的，但不完全正确。

原因是中国各个年龄段对国产品牌更有信心。不一定，这种“自信”是有更大的现实支撑的。20世纪80年代，市场化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有一些国有品牌和产品，但总的来说品种少，质量不尽如人意。相对而言，一些跨国公司

21世纪初，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许多昔日的“铸造厂”转向“为自己打工”。但在如何打造和提升品牌影响力方面，与国际知名品牌仍有一定差距，产品附加值没有得到很好体现。

10年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产品、服务和市场的掌控能力不断增强。经过市场的洗礼，其品牌一直在不断变化。此外，40多年来，在国际交流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前卫战略眼光的技术人才和管理团队，使“国潮”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文化自信”不是建立在简单的情感上，而是建立在中国几十年积累的实力上。

原创链接：支撑“国潮”的不是情感，而是力量

教师是”

一是构建中国特色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全面开展教师培训。坚持和完善国家示范引领、省级统筹实施、市县联动保障、校本特色研修的四级培训体系。

二是围绕职教发展重点任务，提升“双师”职业能力。要强化教师企业实践;要注重教育理论研修;加强“1+X”证书种子教师培训。

三是优化机构遴选方式，确保项目实施质量。可根据具体项目培训方案、申报机构培训实力和特色，通过集中评议或单独评审等方式，遴选一定数量的培训机构，并给予3年左右服务期的项目实施资格，实行动态管理、优续劣汰，以推动项目实施机构持续进行项目研究，优化项目方案，配置优质资源，提高培训质量和效益。

四是创新培训项目与模式，满足不同发展需求。国家和省级项目在顶层设计时要考虑职业教育的跨界特征和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探索跨层次、跨类别、跨区域的多元培训模式，发挥不同培训资源优势。

五是激发教师参训意愿，大力倡导终身学习。

六是加强培训团队专业化建设，提升项目设计与实施质量。要加强对基地培训者的培训，提升基地培训管理者和培训师的项目需求调研、课程开发、过程管理和结果评价的专业能力。通过专门项目的实施使他们了解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熟悉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规律，能够不断创新培训模式与方式方法，提升培训项目策划、设计和实施水平，提高项目实施质量。

原文链接：发动“三教”改革“引擎” 深化素质提高计划

《学位法草案》虽然在诸多方面进步显著，但是还有些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体现，部分问题被暂时搁置。

一是《学位法草案》的立法价值定位不够全面。立法目的直接体现了立法价值，而立法价值是法律的灵魂，是整部法律的基调，因此立法价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立法价值不是永远恒定静止的状态，而是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切换的动态模式。

二是《学位法草案》侧重管理法而不是权利法。从各章的名称可以观察出整部法律的立法点还是“国家—学校—个人”自上而下的学位授予，而不是从公民受教育权中的学位获得权出发，如第二章“学位管理体制”、第三章“学位授予权的取得”、第六章“质量监督与救济”。

三是缺少对学位授予标准设定权的限制。大多数的学位纠纷案件都是由学位授予标准规定、理解、设定引发，虽然《学位法草案》亮点之一就是赋予了学位授予单位学位授予标准设定权，但是其设定的范围并没有明晰，容易侵害到学位申请人的学位获得权。

学位法的出台是涉及为党和国家更好地培养人才、保障学位授予单位合法权益、维护受教育者基本权利的大事。一部法律的出台是极其复杂和艰难的，因此更应该慎重，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不应该回避，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价值。

原文链接：学位立法 在探索中前进

今天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迎来难得历史机遇。面向未来，还需要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话语等方面不断开拓创新，推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

一是融通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要深入研究党和国家的重大外交思想和实践，做好学理化阐释、学术性升华，努力将其转化为理论成果、学术成果。以我国外交工作实际为研究基点，着眼于解决自己的问题，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和学术观点。

二是融通中国研究与世界研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牵动全局。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现象，不能简单孤立分析，要学会在我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看问题，深刻认识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为我国制定对外方针政策提供有力学理支持。

三是融通国际关系研究与其他领域研究。要打破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界限，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概念、话语、方法，努力实现对复杂国际现象和国际问题的透彻分析和深刻把握。

四是融通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纵观中外历史上那些产生广泛影响的国际关系著述，都既有学术研究的厚重，又关注解决现实问题。这启示我们：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不可分割。政策研究如果缺乏学术研究支撑，就会简单苍白；学术研究若不关注、回应时代问题，就容易凌空蹈虚。特别是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当下，我国继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之多之大前所未有，亟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理论和对策上深入探究应对方案。

原文链接：融通各种资源 取得更大突破

用学术研究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国家治理面临新的环境和要求。一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加广泛多元，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二是高质量发展对治理提出新要求，不仅要促进资源要素投入和经济增长，而且要贯彻新发展理念、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三是随着我国科技发展逐渐进入“并跑”“领跑”时代，我们在一些领域将面临缺乏领军人物、缺少产业链条、没有明确市场需求等新情况，科研活动形态和科技开发模式将出现一些根本性变化。四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有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对数字技术负面影响进行有效治理也面临巨大挑战。

用学术交流互鉴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绝不能盲目照抄照搬他国模式，但可以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吸取相应教训。推进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要深入研究其他国家实践效果较好的治理元素，以便学习借鉴。我们要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推动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从以往的“跟跑”为主向“并跑”“领跑”迈进，促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

原文链接：推进公共管理学科建设

疫情中社会组织活动的经验和教训，对疫情后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社会组织务必夯实专业基础，建立核心服务能力。社会组织与政府相比，没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架构和强大的动员能力；与企业相比，没有足够的物资生产能力，那么在危机事件来临时，社会组织的优势是什么？是某一领域的专业服务，是对特定群体的充分了解，是筹款能力。但只有平时专业能力足够强了，才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优化包括社会资本、财务资金、人力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源社会组织在危机事件中所展现出的筹款能力，本质上反映出该组织平时的资源动员能力。该社会组织是否有广泛的会员基础，是否有一定的非限定性收入，是否有长期合作互相信任的基金会等资助方，是否有申请各类资金的经验和专业人员……这些都会影响组织能否在危机事件中灵活调动资源，以满足紧急需求。这提示社会组织，平时要拓展收入来源，避免依赖某一资金渠道；尽可能地增加非限定性收入，以提高组织发展的灵活性，降低对项目资金的依赖；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与会员、合作伙伴、政府各部门、基金会、受益者等各个利益相关者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确保在遇到危机事件时能够迅速获得重要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提高在地社会组织能力。这里说的“在地社会组织”，是指立足当地、服务当地的社会组织，范围可以从一个社区到一个县市。

在政府合作方面，社会组织与政府的有效协作，会提高组织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拓展组织行动的空间。在危机事件中，各级政府无疑具有最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社会组织应该突出灵活性的优势，发挥拾遗补缺的功能，开发增量资源，满足政府统一部署下难以注意到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原文链接：从疫情防控看如何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迎来了春天。在政策支持的背景下，中西方文字学家的往来愈发密切，一些著名汉学家的中国旅行被传为学界佳话。英国文字学家吉德炜（D. N. Keightley）参加了1984年在安阳召开的“殷墟笔会”，与胡厚宣、张政烺等学者进行交流；美国学者F. Coulmas1989年4月应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来华访问，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进行学术演讲；法国学者汪德迈（L. Vandermeersch）曾师从饶宗颐等学术名家，先后多次到中国高校进行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积极开展出国访学工作。李学勤1981年到英国做访问学者，与艾兰等伦敦大学的文字学家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合作关系。裘锡圭自1982年起多次参加海外学术交流，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于1982—1983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讲授古代汉语课程。中国学术理论被西方学者翻译并引入西方，如2000年马几道（G. L. Mattos）和罗杰瑞（J. Norman）翻译的裘锡圭《文字学概要》（Chinese Writing）英文版在美国出版。探究新时期中西方文字学交流的学术史，意义非常重大。中西方学术研究的背景不同，在研究某一问题时的侧重点往往表现出差异。吸收西方文字学研究的优点，可以为中国相关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通过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字学理论，我们可以发掘中西文字学在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上的相互影响。这不但可以弥补学术史方面研究的不足，还可以推进双方文字学理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

原文链接：新时期中西方文字学交流回眸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