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成功的原因是之前太苦了，一提到就忍不住哭。老公早逝，我只好拉着两个儿子长大。为此，我拉了一辆人力车。我没有向政府要一分钱，靠自己努力奋斗。我全身都是石膏。那时候人能做一百斤，我只好做了。如果男人能做到，我做不到，别人会嘲笑我。——老干妈陶华碧

事业是一场马拉松。在每一个角落，顺序都会改变，但跑到底的是最有毅力的人，而不是某一段跑得最快的人。最后的胜利，是跑得最有毅力，没有跑错方向的人。

“窄胡同”里逼出来的创业

如今的陶华碧和老干妈已经被很多标签包围：NPC代表；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优秀创业女性和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品牌价值企业500强；国家重点扶持企业发展等称号.

“看狼吃肉，不看狼挨打”是大多数人对成功者的看法。面对金闪闪的这一系列荣誉称号，人们看到的是“只懂三个字的富婆”陶华碧，除了敬佩之外，没有别的心思。但是，你知道，没有偶然的成功。这位传奇女企业家的背后，是更传奇的人生经历。

1947年9月，陶华碧出生在贵州省湄潭县永兴镇下的一个乡镇。她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排行第八。按理说，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她应该是父母、兄弟姐妹的掌上明珠，但陶华碧却没有一个舒适的童年。陶华碧的家庭相当贫困，生活贫困，所以当陶华碧回忆起他的童年时，他总是充满了情感。

虽然父母不能给陶华碧提供好的生活，但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最好的努力就是努力让陶华碧上学。众所周知，1947年，重男轻女的迷信思想还弥漫在贵州农村，女孩根本没有读书识字的可能。然而，陶华碧有机会学习。她甚至上了三年级，最后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而辍学。但不幸的是，也许是因为农村的教学不过关，也许是陶华碧经常不能去上课，小学三年没让她读书，她仍然只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孩。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陶华碧和父母之间的深厚感情，那就是她有一个外号叫“春梅”。有句话说“有绰号的孩子大多受父母青睐”，这话没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父母都愿意给陶华碧起这样一个温暖的昵称，这表明了他们对陶华碧的爱。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陶华碧的出生可以被称为“不幸”，因为她出生时并没有含着金汤匙。但永兴镇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她出生在这个镇上，会有后来所有的故事。如今，回顾陶华碧创立老干妈辣酱的历程，大家不得不佩服她超前的商业眼光和敢为人先的勇气。

任何人的成功都是个人和环境的共同作用。除了她与众不同的特点，陶华碧在永兴镇的商业氛围也让她早早睁开了眼睛。与国内普通农村城镇不同，湄潭县永兴镇是贵州省著名的商贸小镇，盛产茶叶、水稻、辣椒等经济作物，是黔北通往黔东、湘西的中转站。得益于永兴镇浓厚的商业氛围，陶华碧一直受到商业和教育的影响。

除此之外，陶华碧的开阔思路还与浙江大学分不开。民国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有过一次沦陷区高校迁往内地大后方的潮流，清华、北大迁往了昆明，复旦迁往了重庆北碚，浙大则在1940年迁往了湄潭县，永兴镇也分担了部分浙大院校师生的接待工作。虽然浙大只在当地待了不过寥寥7年，但是一所高校带过去的新思想无疑让当地蒙昧的老百姓开了眼界。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童年时的辛苦除了让陶华碧不得不辍学，还让她学会了众多做饭手艺。毕竟，粗茶淡饭也要能吃起来有滋有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商业发达的地方必然饮食也发达，永兴镇有着浓厚的饮食文化。在做饭这件事上，陶华碧第一次展示出了与众不同的一面：勤劳、好学且有天赋。

勤劳、不偷懒是中国农民的优秀共性之一。陶华碧将农忙后的闲暇时间用在了钻研如何做好菜品上，钻研的方式就是尝遍当地百家菜，集齐众家私房菜的优秀特点，然后自己将特点融为一体。依靠的天赋就是她敏锐的味觉。陶华碧能够通过舌头，分辨出细微的味道差别，而且能够记住食物的味道。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她味觉之发达：

有一次厂里的一个工人说某个地方有种辣酱很好吃，味道独特，恐怕对老干妈有威胁。陶华碧听说了之后就从工人那拿了一点尝了尝，结果她说：“这味道太平常了，我也能做出来。”结果回到厨房没多久，陶华碧端出了她制作的辣酱，和工人带回的一模一样，根本分不出彼此。围观的众人只能拜服。

多年来，陶华碧为了保证她的味觉系统不退化，一直只喝白开水，连茶都不沾。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她这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

1967年，20岁的陶华碧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步入婚姻的殿堂。

虽然陶华碧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却“高攀”上了一个知识分子：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206地质工程队会计。第二机械工业部就是后来的核工业部。在当时人看来，能嫁给这样的技术人员，未来肯定是衣食无忧了。刚开始也的确如此，陶华碧随着丈夫住到了地质工程队所在地，贵阳市龙洞堡。婚后陶华碧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李贵山，小儿子李辉，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尽管丈夫有份不错的工作，但是依然生活得很拘谨。为了补贴家用，陶华碧在照顾两个孩子之余，出去去工地上的临时工。因为在地质工程队附近，陶华碧干的活都是一些男人做的重活，从挥舞“八磅锤”击钎碎石，到挑运泥块“平机场”，凡此种种。因为她的吃苦耐劳和丈夫的兢兢业业，家中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追赶上了周围的邻居生活水平。

丈夫患病去世

1984年，陶华碧的丈夫因为患有严重的肺气肿生病住院，家中的顶梁柱倒了下来。除了地质队每月30元的补助以外，再无任何收入。丈夫在医院亟待治疗，两个孩子尚未长大成人，面对这样的绝境，陶华碧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发达的广东南方打工。

一个人的打工岁月无疑是难捱的。陶华碧担心病榻上的丈夫，挂念两个孩子，但是她却只能咬牙挺住。除了生活的重担让她喘不过气来，就连最简单的一日三餐都不舒心。陶华碧生活在“辣不怕”的贵州，去了滴辣不沾的南方，当然觉得每顿饭都味同嚼蜡，没滋没味。

为了解决自己的饮食问题，陶华碧开始替自己做一些下饭的佐餐调味品，也就是制作油辣椒，这就是后来的“老干妈辣酱”。

尽管陶华碧没日没夜地挣钱养家，丈夫还是不可挽回地抛下了他们孤儿寡母。临去世前，丈夫对陶华碧说：“两个还是未成年的孩子就全靠你了。”希望她能够“自己带上饭碗”，自力更生。

没了丈夫的日子苦不堪言，但是陶华碧也只能默默忍受。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陶华碧不能远离家乡打工。刚开始她还能带着孩子去工地上做临时工，但是紧靠那点微薄的收入，根本解决不了肚皮问题，杯水车薪，而且每天累得半死半活。

后来陶华碧说起这段时光的时候，一向以坚强形象示人的她都会忍不住流泪，因为当时的处境实在是太惨了。丈夫的离去给了她很大的打击，娘家也是穷得叮当响，帮不上忙，至于亲戚、邻居，那是“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但是惨不是理由，更何况还有李贵山和李辉两个儿子。

要么被饿死，要么思变。

在这样的绝境下，陶华碧开始了她的人生创业之路。白天她在工地上找活干，晚上在家中熬夜做“素粉”。所谓素粉，就是贵阳本地人最爱吃的一种早餐食物，其实就是凉粉凉面、米豆腐。

与北方人爱吃面条一样，湖南地区、贵州地区、广西地区，都偏爱同样属于面食的米粉。四川、重庆地区也叫做米线，这几个地区的米粉不尽相同，贵阳地区的米粉由于水质和工艺原因，偏一丝酸味，所以又称为“酸粉”。

酸粉可谓是贵阳人吃早餐的首选了，之所以分为“素粉”，顾名思义，不素的就是加有荤菜佐食的，例如贵阳特有的脆哨和肉沫、榨菜肉丝等；素粉就是全素的，连片菜叶子都没有，那怎么会好吃呢？秘诀就是全靠辣椒。可以这么说，上好的油辣椒是素粉的灵魂！

恰巧，虽然陶华碧没有其他技能傍身，但是提到制作贵阳民间食物，那是当仁不让的高手。她除了能够制作各种各样的素粉，更制得一手的油辣椒，因此吸引不少回头客。

贵阳虽是个省会，但地方不大，算是在二三线城市之间，属内陆消费型城市。当地人就好美食，哪儿有好吃的，口口相传，竞相追捧，就算是小街小巷，也会钻头觅缝地去尝尝味道。这是这个城市的特点之一，至今依然如此。

一来二去，陶华碧摆在贵州省警校门口的小吃摊成了“名摊”。不仅周围的人经常来吃，也有不少人慕名前来品尝。就这样，在小吃摊的生意带动下，陶华碧挺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几年。

回看陶华碧创业时的情景，没有今天人们主动创业时“改变世界，实现理想”的热血与激情，有的只是“不创业会被饿死”的辛酸与泪水。如今人们在分析陶华碧为什么能够如此勇往直前时，似乎忘记了她从来就没有退路这一事实。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期望强度”，指的是一个人在实现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过程中，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所能够承受的心理限度，简单的说就是欲望的牢固程度。如果一个人的期望强度很低，那么他在残酷的竞争和艰难的挑战面前很容易就会缴械投降；而一个人的“欲望”足够大，他对自己的未来就会有很高的期望强度，那么就能扛住所有痛楚。

陶华碧的“期望强度”无疑是非常大的，因为她有太多不能失败的理由，一旦失败就是万劫不复，生活的“窄胡同”逼迫她必须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