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2018年，为了完成论文，他加入了北京的一个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半月的时间做实地调研。他很好奇，全国各地城市里，成千上万的骑手是如何走过街道和小巷的，看似混乱，实则井然有序。他所有的研究总是集中在社会学的一个核心命题上：资本如何控制工人，工人如何反抗？

在一次系统性的调整中，陈龙发现外卖平台在压缩配送时间上从来都不满足，他们在不断考验人的极限。“前几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科没有一个副主任。他去外卖了一天，发了5个订单，赚了41元，然后说自己很委屈。以我的经验，他已经习惯多跑两天了。之后他不会觉得跑5单难，但我还是能跑30单40单，甚至抱怨平台。你为什么不给我下更多的命令？因为你的劳动极限已经慢慢打开了。”

在交付过程中，陈龙意识到平台在不断收集数据。通过智能手机、商家的Wi-Fi网络等。平台持续跟踪骑手的运动轨迹，包括骑手的运动状态、到达商家的时间、停留的时长、消费者的地址楼层等等。所有的数据和每个人的习惯都可以被系统学习和吸收。平台掌握了大量的数据，然后利用这些数据来规划如何取餐送餐，如何给每份订单定价。之所以能有如此庞大复杂的劳动订单，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数据支撑的系统，把一切都带入了可以计算的程度，是一种高度的控制和精准的预测。

他还发现，平台在尽最大努力减少交付时间，不断考验人们的极限。陈龙说，在去人大之星公寓楼取外卖之前，骑手只能从校园北门进入，所以系统计算送货时间时，会以北门为计算依据，大概需要4分钟。但是后来发现，智兴公寓旁边有个侧门，电动车进不去，但是人走了两步就进去了，不超过半分钟。因此，许多骑手会改变路线，提前完成交付任务，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用来运行其他订单。但是，很多人都这样做了之后，平台也发现了，会给你时间去压缩和堵塞这个“漏洞”。

在这个过程中，骑手会反抗。陈龙说：“我后来研究了他们是否真的有自主权，他们真的自由吗？”但在完成调查后，他发现这种抵抗其实很弱。数据会挤压你的自主权。站台推着骑手寻找捷径。找到之后，标准会按照新的捷径来设计。

“你会发现，技术的进步似乎并没有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技术的便利永远赶不上甲方的需求。当你完成当前的任务时，总会有新的需求出现。它不断将人们拖入内卷化的道路，”陈龙说。

我仔细看了关于这位医生的研究，看完之后突然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很有道理，但我隐约觉得不对劲，所以想了两个小时。

按照于博士的说法，这是死路一条。系统优化流程，减少发货时间，降低发货成本，似乎没什么问题。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它是自己的任务，否则，它有什么用？

在骑手方面，目前的生计压力和整体就业环境，他并不这样做，只是从一个火力点跳到另一个火力点，机会成本巨大，而骑手群体，尤其是离开家乡进城打工的骑手，往往承担不起耽误一天的机会成本。更别说反抗了。

所以这种情况似乎没有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不会写的原因。如果我白说了一大堆结果，说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局面是有解决的途径的。

谭政

题之前，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有必要，那就是一个公众头脑中的一个概念。

外卖平台要依靠外卖业务盈利。

大家觉得它砸钱扩张，占领市场，最终要把市场转化为盈利，否则它烧了这么多钱为了什么？

这是传统的经济逻辑，市场终归要转化为盈利，大众也觉得平台必须要把业务转化为利润，所以，大众一方面同情骑手，一方面潜意识里是承认对骑手的压榨的，因为符合逻辑是不是?平台总要挣钱的吧？

平台利用大众的这种心理，才可以打骑手的苦情牌，你看看，我也要盈利啊，我收商家的佣金都给骑手了，我也没办法啊。大众看待这个问题，始终会潜意识里处于两难状态，所以关于平台的问题，很多人的态度是坚决不起来的。

问题的关键是，目前平台这种外卖业务，是不可能盈利的

平台在进入市场的时候，手段就是把这个业务做成无法盈利，只能亏钱，高额补贴即使现在，也是必须存在的，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堵死后续对手进入市场的可能。

我们看看平台是如何做的，比如一份堂食十元的盒饭，成本六元，包括房租水电食材人工，餐饮业堂食基本要有四成毛利才干得下去，平台来了，怎么搞？这份盒饭，平台补贴用户六元，用户只花了四元（平均），还要补贴骑手八元，最终结果是用户花了四元，商家得到了十元，骑手得到了八元，十八减四等于十四元，就是说这一单，平台净亏十四元，一千单就赔一万四，你管这叫商业行为?倾销也没这么干的吧？这种烧钱方式试问创业者可能承担吗？市场越大亏得越多，餐饮业虽然有一定毛利，但是可以压缩的空间很小，十四元的差价怎么从一份盒饭里抠出来?盒饭本身才卖十元啊，你全抠出来也是亏损!

平台这么做真有盈利的可能吗？

没有!你让商家一分钱不收，都不够平台的补贴和运营成本!

外卖附加了打包成本和配送成本，外卖必然比堂食贵，而平台占领市场靠的是外卖比堂食便宜，这是违反价值规律的，所以平台业务的持续，必然靠平台持续补差价来维持。

那么平台靠什么盈利呢？

靠高利贷和金融市场割韭菜

我们这些年经常听到一种说法，那就是“现金流”，即使亏损严重，只要现金流大，就有资本投资，就可以亏股东的钱，套银行的贷款，这种逻辑就是建立在现金流形成资金池，然后用资金池的钱去放高利贷。长租公寓，共享单车，非法集资，都是为了资金池，而外卖业务有巨大的资金池，平台与商家有账期，这个资金池就是平台盈利的方法。

同时，把市场做大，上市圈钱，把股民的钱套现，看看冯导的操作。

所以平台对骑手，商家的压榨，对顾客的杀熟，并不是为了在外卖业务盈利，它也不可能把它亲手搞成畸形的外卖业务盈利，它只是为了扩大资金池和让财报好看一点。

所以，平台亏钱是它活该，它毁掉了行业健康发展的前景，因为健康发展的市场不会有它的机会，看看美国对中东，拉美所作所为，先把社会秩序摧毁，再建立它自己的秩序，外卖平台干的是同样的事。

理顺了这个逻辑，你会发现，平台对三方的压榨，并不具备基本的底层逻辑和理由，只是平台和背后资本的贪得无厌。

当我们认识到平台的压榨跟业务本身的经济效益关联并不紧密，那么我们要思考平台把压榨做得越来越严酷的目的是什么？

控制

外卖平台背后是垄断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在完成垄断之后，下一步必然是参与正治，我们现在看到了阿里的折戟，美团和腾讯也是风声鹤唳，马员外最高调，丝毫不掩饰通过绑架民生来涉足政治的野心，王兴在这一点，更多的是表达对体制的不满，我们在这些表现之下，要警惕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外卖平台相比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金融精英，有一个潜在的力量强大的群体。

骑手

骑手的绝大部分是社会的真正底层，没房没车没老婆孩子，本地土著赚点零花钱的群体在疫情之后基本被越来越短的配送时间和低于心理底线的配送费劝退了，骑手的群体在经过这两年的筛选之后更加纯粹，如果说2018年之前平台对于骑手还是为了基数来者不拒，那么去年到现在，平台是刻意在进行双向筛选，一方面，有反抗意识，注重自身权益的部分主动退出，一方面，虽然忠于平台但是不肯拼命的群体被各种理由封号淘汰。

平台现在需要的，是愿意为平台把命豁出去的士兵。

就给这么点钱，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规则还十分苛刻，就这样还全力以赴的，说明已经形成惯性和依赖性，那么这个群体在将来被组织起来干些帮平台对抗体制的行为，就廉价而便利了。

平台为什么要对抗体制?它背后的主子一直在试图攻击中国的民生。

可以理解为平台现在如此压榨，是为了培养私兵，而私兵中的核心组织，是乐跑和优选，如果国家听之任之，就要做好这两个群体将来被平台指使对抗体制的预案。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外卖平台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刻意制造和激化中国社会矛盾，各位要正视一个问题，那就是外卖平台并不是来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的，而是深入中国民生内部的第五纵队。它是来破坏的，一直在破坏。

毕竟不好说得再深，否则会让人觉得我哗众取宠，外卖平台也可以说我诽谤，毕竟我没有实际的证据，我都是在胡扯。但是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决定写下我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让我看清了平台的真面目。

2019年春，沈阳美团众包准备推出“乐跑骑手”制度，在众包骑手中挑选数据优秀的骑手组成乐跑小组，每组二十至二十五人，单价统一，不再由距离和时段决定单价，不可以拒绝派单，换取的是派单最高优先级。

我所在区域的二十多名王者级别（最高级别）众包骑手征求我的意见，我根据对平台的了解，分析得出前两个月平台一定会给予乐跑骑手较大地优惠力度从而长时间大范围地推广下去。我们由于级别高，第一批的甜头我们可以去尝，于是我们这批人先报名去看看形势如何。

既然分组，就要有组长，这边王者骑手推举我去沈阳总部参与这个地区组长竞选。

推举我的原因，第一是大家觉得我脑子还可以，经常帮大家分析规则，研究对策，第二是大家觉得我心大不小心眼，为人还算公正，第三是觉得我处理问题比较果断，最主要的是觉得我会站在骑手这边，不会把大伙卖了。

在面试环节，总部领导对我提了几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骑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配送过程中有骑手出了意外如何处理，一个是我为什么要当这个组长。

我的回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