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货币理论在“支持政府赤字”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它忽视了用赤字推动经济增长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保罗克鲁格曼
文/巴九龄
与他不断在聚光灯下制造麻烦的前任相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拜登无疑是低调了许多。主要看到的是新政策的出台,而不是椭圆形办公室的真人秀。
拜登上台后,经济政策给人的印象是“放手一搏,一起冲高”。
2021年1月,拜登启动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总额1.9万亿美元;
2021年5月,拜登提出政府预算要求为6万亿美元,比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政府支出水平高出约35%;
2021年6月,拜登和国会就1.2万亿基础设施计划达成协议.
拜登在基础设施计划与两党参议员达成协议后发布的推文显示,美国民主可以很好地运作
短短半年时间,各种法案和预算相继出台,让人不禁疑惑:指出拜登政府对经济刺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思路的“学长”是谁?
“拜登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和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有很大的关系。
: #333333; --tt-darkmode-color: #A3A3A3;">这个名词本身就很有误导性,因为现代货币理论并不是指当代主流的货币理论,而是金融理论里面的一个很小的流派,在学术界并不占主流地位,其支持者包括石溪大学经济学教授凯尔顿、伯克利政治经济学教授艾肯格林等少数几位。虽然支持人数不多,但是这些人的政治能量不小。因为该理论的很多立场和看法,都是美国政府难以抗拒的诱惑。
01.货币与财政运作的规则
在讲述“现代货币理论”之前,我们先看看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和财政体系是怎么运作的。
一般来说,财政的支出来自税收,而不足的部分需要发行国债,这就会产生财政的赤字。尽管现代政府不像古代那样追求财政平衡甚至结余,而是会容许一定的赤字,但是赤字依然是政府的负债。是债,那就需要还。
政府对于不断上调的赤字,要么需要拿出经济表现来向国债的购买者证明国家的前景好,未来一定还得起,要么就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比如加税、节省其他方面的政府开支来削减赤字。
而央行则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着眼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充分就业,执掌货币发行和监管。
比如说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恐慌的投资人开始卖掉大量资产换取现金,市面上流动性出现短缺。于是美联储开始“扩表”——降低基准利率,并通过量化宽松来“放水”,大量地购入市场上的资产,释放出短期债和现金来调节市场上的流动性,尽量减少经济危机的影响;而等后来经济慢慢恢复之后,美联储还会进行逆向操作,卖出当初收购的资产,把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再给“缩”回去。

政府主导财政政策,扩张或者紧缩决定了财政赤字的高低;央行主导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来管理市场的资金流动性。
02.“现代货币理论”试图改写规则
战国时代的辩士公孙龙,讲过一个“楚弓楚得”的故事:
楚王张繁弱之弓,载亡归之矢,以射蛟兕于云梦之圃,而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
当年楚王打猎把弓丢失了。身边的人打算去找。楚王说:“不用了。楚国人丢了弓,楚国人拾了去,又何必找呢?”
左右都是楚国人的东西,何必分彼此呢?央行和财政同属于一个国家,目的也都是为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又何必分彼此呢?——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财政赤字货币化。
它背后的逻辑是:财政赤字,并不是财政真的钱没了,因为钱只会转移,不会消失。政府本身不是一个实体,政府只是一个收钱和花钱的中转站。
如果政府出现财政赤字了,就意味着“国退民进”,也就是国家把钱花给了某些私人企业或者给个人发工资了。所以政府的债券有什么意义呢?政府的债务已经转化成了社会的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给政府记一笔国债,然后假模假样地让国会去批准赤字上限,是完全自缚手脚的事情。也就是说,当赤字货币化之后,央行和财政部事实上合并,政府的财政部可以直接通过释放流动性的方式来当作财政政策。
这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楚弓楚得”的故事。
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地论证,政府就是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开销越多,负债越多,反过来在私人领域的盈余就越大。那么彻底放开赤字对政府的约束,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这种“政府不应该过度关注赤字”的观点,对于深陷于疫情、亟待振兴的美国经济而言,不亚于雪中送炭。
“拜登经济学”如此激进的态度背后,很可能受到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这个现代货币理论铁杆支持者的影响。
03.听着有道理,其实副作用很大
上面的理论听起来也不无道理,但是为什么现代货币理论没有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呢?
问题在于,央行和财政部,尽管宏观上大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两者的具体利益并不一致。
央行执掌的是经济的水龙头,看重的是长期的货币系统的稳定和保持失业率在一个恰当的低水平;而政府的财政政策更加短期,更容易被具体的事件和政府自身的利益所左右。这就决定了政府更喜欢使用扩张的财政手段来解决一些本来不必要,或者最好不要用财政手段解决的问题——这在美国选票政治的背景下尤甚。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债是对政府融资能力的一个制约,是国内和国际投资人对政府信用的一个“锚”。
国债如果高于政府的偿还能力——当然这个偿还能力也是主观的,那么就会引起政府的融资困难和主权债务危机。而政府因为这个制约,会更加审慎地考虑自己的钱到底怎么花——即便是赤字,也要有章可循。
放开这个镣铐,把央行捆绑上财政的战车,形成超级财政部之后,政府的政策空间当然是更大了——但是事实上这个锚并没有真的消失,它只是被掩盖起来了。
这个时候财政赤字和发行货币合一的副作用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料,而投资人还是会默默去估算扩张的财政政策给经济带来的后果,默默地估算政府的信用和未来对货币的增发幅度。说到底,它过于简单地把凯恩斯理论的一个方面——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推到了极处。
这样一旦再遇到危机,就再也没有“最后的贷款人”来平抑市场的恐慌了。
04.拜登经济学的前景
中国自古以来有两句看似矛盾的话:“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和“事急从权”。
看起来是对立的两个观点,但是其中也包含着统一。央行和政府分掌货币和财政,央行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更照顾长期经济发展,这是目前的基本架构。
如果因为当前经济困难而“事急从权”,不断地把央行架空,或者彻底地更改基本架构,由财政部合并央行。那么到恢复到常态之后,超级财政部是不会再次分开的。之后的市场将更加脆弱,更加依赖于财政刺激,而一次又一次的财政刺激也只会让市场更加麻木,从而丧失独立央行所一直希望保持的长期货币信用。
为了一时之利,把经济的定海神针给抽出来用了,这远远超过了“事急从权”的范畴。
如果拜登政府四年内,一直试图通过这样的财政扩张来振兴经济,碰到现代货币理论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副作用可能会更快。如同宏观经济学巨擘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
现代货币理论在“支持政府赤字”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它忽视了用赤字推动经济增长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美国五六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暴涨所预示的通货膨胀,就已经给才实施了半年多的拜登经济学拉响了警钟。


本篇作者 | 司马懿 | 当值编辑 | 武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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