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暑假，补习班没有高调竞争。
去年这个时候，教培机构在互相厮杀：花式冠名综艺节目，花大价钱让人说话，线下营销步步紧逼。今年，尽管暑期业务仍在正常发展，但监管方面频繁的重拳出击，正让行业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前不久，15家教育机构因价格欺诈和虚假宣传被罚款3650万元。随后，监管政策不断升级。6月15日，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专项监管部门，业界和外界屏息等待“双减”政策出台。
7月9日，教育部发布明确通知，指导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暑期托管服务。早在一个多星期前，全国不少地方就正式宣布启动小学暑期托班，这被视为落实“双减”政策的一项举措。
监管风暴中的教育培训机构面临着业务受损、资金退出的尴尬局面。在重磅政策文件落地之前，不少机构曾在观望积极裁员、“熄火”广告的同时，积极寻求出路。如何在规范中“求变”，成为教培机构的一致诉求。
暑假期间，我给孩子报了私教。父母说他们“没有资格买包。”
"教学培训机构暑假可以正常补课吗？"
“如果培训班中途停了，孩子该怎么办？”
张女士的孩子在北京西城区一所小学读四年级。她蜷缩在家长群里，早早就听到了谣言。过去几周，她一直忙于儿子的暑期辅导。她做了两个准备：333，546。她在6月初支付了网上数学课的费用，并和三位家长组织了一个小组，要求进行英语私教。她在社区租了一所房子上课。
“特别麻烦！忙了一个多月。”张女士说，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孩子的成绩要差不多，家长也要通风，更难找到好老师。在一位校长家长的推荐下，她终于邀请到了这位从牛津大学毕业，从新东方独自外出打工的90后女老师，这是孩子们都喜欢“很能唤起课堂气氛”的类型。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承认这源于焦虑：“我讨厌焦虑营销，不得不屈服。有些教学培训机构的作用可能是‘鸡肋’，但还是会被报道。”
5月底，暑期学校即将报名时，教培机构的老师总是“哞哞”几声深层次的问题。孩子出乎意料地被难住了，老师趁机安慰道：“这些题80%是学生不会的，但是暑期班会讲，你学完可以补。”
在这次英语课上，张女士还发现儿子的很多同学已经开始“一对一”辅导，这进一步加剧了她的焦虑。对于班里大部分同学都学过的内容，老师会不会关注没有家教的孩子的落后？
经过一番努力，张女士笑称，学习一个单位的费用可以顶一个名牌包。“我现在没有资格买包。”
自称只想“平躺”的广州家长胡女士也很焦虑，尤其是孩子成绩远远落后于同学的时候。几个月前，学习和思考的工作人员告诉胡女士，暑期补习班的延续会优先考虑“老学生”，然后大一就开放报名。为了不错过名额，她给孩子报了一个数学网上课程，花了几千块。
7月9日，南方记者查看学而思App发现，教学形式、班级规模、课时、难度等因素决定了班级价格。以五年级数学为例。如果孩子选择本地网课，优课840元/7节课，优课2700元/15节课。学校优秀和培训优秀的区别在于难度：一个适合稳定在校高分学生，另一个
家长不自觉发起“鸡娃”大赛，学校老师有时会头疼。北京丰台区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孙告诉南方记者，不同的老师对同一课程内容有不同的想法和方法。学生“跑”在学习上不扎实，必然导致学习上的困惑，而且
容易导致课堂开小差。“都是拿时间补焦虑。”她说。
“双减”政策出台在即，多地试点暑期托管
南都记者咨询后发现，尽管政策收紧，但各大机构的暑期招生仍照常进行，只是多以线上形式开展。新东方在北京尚未恢复线下授课，高思教育仅北京部分地区有线下班。与此同时，也有机构试图以夏令营、脑力训练等形式包装课程。
一位头部在线教育机构的负责人透露，今年暑期上课不太会受影响，距离政策细则出台应该还有一段过渡期，教培机构都在观望。
业内屏息以待的，正是今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会议强调，要严肃查处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题的机构。同时要求明确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行业变成逐利产业。
按照中央部署，多部门已经开始行动，加大校外培训的监管力度。
6月1日儿童节，市场监管总局通报对15家校外教培机构予以顶格处罚，共计3650万元。违法者有的虚构师资称“教研团队超过85%来自985、211”，实际占比只有不到15%；有的夸大培训效果扬言已“培养数十名中考状元”“押中97道考题”；还有的虚构优惠折价，诱导家长买单，宣称现价仅售12元的课程从未以430元的原价出售过。
6月15日，行业专门监管机构正式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将承担面向幼中小学生的校外教培管理工作，推动“双减”工作落地见效。
7月2日，该部门公布由俞伟跃担任司长，杨剑波和陈东升担任副司长。此次任命前，俞伟跃曾在2020年12月公开发言表示“该是学校办的必须回归学校，校外培训机构要做好自律，不能代替学校去承担学校该做的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让监管主体及其责任更明确，意味着监管工作进入常态化。
在地方层面，南都记者盘点发现，广州、重庆、南京、天津等地也相继推出配套政策。以广州为例，广州市教育局5月底发布了《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行为提示书》，严禁无证办学、超前超期预收费、超纲超前教学、虚假广告宣传、严格规范师资条件。
7月9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早在一周前，武汉、北京、上海、潍坊就已先后启动面向小学生的暑假托管服务，为学生开放学习场所、阅览室，有组织开展文体活动、作业辅导等。部分地方适当收费，对家庭困难学生免收费。
储朝晖告诉南都记者，公办学校暑托服务主要是为解决一些家庭假期孩子照应的问题，同时也减少校外培训对孩子的影响，能起到多大作用目前还不好判定。
可以预想，一旦孩子暑期有了新去处，校外教培机构的生源很大程度会被分流。未来随着“双减”政策的推进与落实，教培行业受到的冲击或许远不止于此。
行业降温：资本退出，裁员减招，广告收缩
细则尚未明确的“双减”政策，拦不住甚嚣尘上的市场传闻。
在头部在线教育平台工作的王洋（化名）注意到，除了寒暑假、周末不能上课，培训机构做广告和融资上市也被传闻面临严格限制。“如果传言都是真的，行业将萎缩30%-40%，甚至超过50%。”
去年，在线教育在疫情催化下成为新的风口，颇受资本青睐。网经社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在线教育投融资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在线教育行业共发生111起融资，融资金额达到539.3亿元，是2016年以来的最大值。
猿辅导更刷新了中国互联网领域单笔最大融资记录。2020年10月，猿辅导交割了由腾讯、DST领投的22亿美元融资。去年猿辅导共完成三次融资，规模高达35亿美元。
另一头部企业作业帮，融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半年内累积了23.5亿美元。作业帮CEO侯建彬曾表示，融资后继续聚焦K12大班课，持续加大科技投入。
但今年以来，嗅觉敏锐的投资者开始悄然离场。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一季度，高瓴资本直接清仓好未来和一起教育，老虎环球基金也在同期清仓了高途。
资本撤出，机构纷纷收紧现金流。首选动作是节省人力成本，部分机构陆续传出裁员消息。正值毕业季，不少应届毕业生反映原定入职时间被延迟，还有的遭遇用人单位毁约。
王洋阐述机构现状：“各家不再大规模招员工，很多机构在砍业务线，从以前的战略扩张变为全面收缩。”
广告的减少，也是家长和机构实实在在看到的变化。
根据移动互联网服务商Quest Mobile《2020移动互联网广告洞察报告》，2020年单月教育行业广告投放一度超20亿元，平均每天烧掉6000万。去年与电视节目合作的在线教育公司就有37家，参与节目69档。
白马广告公司的一名业务员坦言，过去在线教育广告打得非常猛，投入极为大方，广告公司内部甚至有专门对接的团队。在最昂贵、竞争也最为激烈的公交站广告上，在线教育的占有率一度遥遥领先。但几个月前，所有广告活动戛然而止。“没有高危词，没有典型案例，突然全部停了。”
杭州微著网络有限公司旗下在线家庭教育产品家学堂的CEO喻美林告诉南都记者，现在教培机构的网络广告、电视冠名很少，而且用语也注重规范。针对教培机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行为，“前前后后罚了几家，起到导向作用，很多机构都在调整。比如说课程原价4980元，优惠价只要200元，这肯定是不行的。”
在她看来，监管肯定会对教培行业带来冲击，在广告投放、市场份额、组织架构、公司战略调整等方面影响机构。但监管的目的是希望行业更加规范，回归到内容和服务的本质上，实现教育的普惠和公平。
让教培机构回到原本的位置
创业三年多，杭州一家运动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孙剑的整体感受是：目前行业处于劣性竞争的循环，内卷得厉害。
正值暑期招生旺季，他所在MUTUUS运动公园最近打出广告：体能训练、篮球、跳绳、空手道等暑期课程售价2980元，两个月期间不限课次。几乎同一时间，楼下新开的跆拳道馆也推出售价2880元的16次课项目，不仅买两个月送三个月，还附赠道服。
同在一栋楼办公，两张暑期宣传海报放在一起，对比鲜明。
孙剑告诉南都记者，“我们有800平方米的场地，能容纳多人上课，所以推出了不限课次的服务。对方为了抢生源打价格战，我们只好再做优惠，规定多人报名最高可以减200元。结果就是我们赚得少，他们也一样，大家一起‘卷’。”
对教培机构而言，“价格战”的打法可能一时奏效，但实际饮鸩止渴。作为一项非标准化服务，教培行业的用户忠诚度低，获客成本高。缺乏对内容建设的长期投入，企业很难在行业站稳脚跟，更遑论靠课程付费来持续盈利。
怎么活下去？企业寄希望于投融资。“漂亮”的业绩才能讲好故事，打动投资人。这也就不难理解一些企业为了业务增长“不择手段”，引发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焦虑营销等市场乱象，陷入被资本绑架的怪圈。
“外人觉得教培赚钱、门槛低，所以‘一窝蜂’钻入市场，但真正落地后发现并非如此。”
孙剑密切关注监管动态，认为随着监管趋严，入局者会减少且更为谨慎。不少局内者也会选择退场，因为大部分机构还在亏钱。
喻美林也认为，监管将带来行业洗牌，但也会找到新的出路——本轮监管重点指向K12教育，不少机构选择转向素质教育，积极开拓艺术或编程学习等业务。
也有观点指出，职业教育才是未来赛道的潜力股。6月7日，施行25年的职业教育法迎来首次大修，草案明确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要求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业成果融通互认。
还有业内人士指出，教培机构进校提供课后服务，作为公立学校的补充，可能是一个机会。
储朝晖对此持怀疑态度：课后服务本身具有公益属性，政府拨款需按照成本，机构从中获益将非常难。更深层的矛盾，过于单一的评价标准、学校资源不平衡等问题，也难以靠课后服务解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分析，一部分培训需求是机构通过焦虑营销、提前教育制造出来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还有一部分需求是客观、真实存在的，需要通过不断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去疏导。
熊丙奇直言，不去有效引导这部分需求，家长还是会给孩子补课，那么校外培训机构就会转为家教上门辅导，转到地下经营。要取缔这些机构，需要投入大量监管力量。
他强调，“只要不演变为‘全民培训’，教培机构存在有其价值和意义。”
做教育不是做生意，“一刀切”叫停校外培训机构，也绝非监管本意。熊丙奇认为，让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回到原有的定位上，成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为受教育者提供差异化选择，才是关键所在。
采写：南都记者李玲 黄慧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