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首都,肯尼亚创业需要什么

当中国人在肯尼亚做生意时，他们并不富有。有许多风险必须避免。比如当地支付周期较长，需要准备充足的资金周转，资金不足的商家可以选择支付较快的零售运营。在经营过程中，商家要从长计议，着力塑造经营的可持续性，保证商品的质量和商家的良好口碑。

初入非洲

刘汝谦去非洲是因为他别无选择。“单位里的年轻人都去欧美了。没有人想去非洲，所以我去了。”1997年，他的中国燕兴公司准备开拓国际市场，并派出员工在五个非洲国家拓展业务。41岁的刘如谦带领团队前往东非国家肯尼亚考察当地机械市场。回忆起“在非洲的第一次经历”，刘坦言，“当时我没有讲过肯亚，就连非洲也完全没有概念。”但没有人想到，这次出差改变了刘汝谦未来的人生道路。

肯尼亚是东南非洲相对发达的国家。曾在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非洲的希望”，经济增长率达到5% ~ 8%。经过15个小时的长途旅行，飞机降落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出机舱门，我就懵了，”刘如谦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我眼里全是绿，绿化比北京好。”“第一次去，我真的低估了非洲。”刘如谦说。在刘汝谦的印象中，当时内罗毕的经济水平相当于80年代初的中国。

肯尼亚内罗毕机场

肯尼亚的发展似乎是中国的翻版。比如，节水技术的推广应用。

在非洲，根据降雨量，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旱季几乎半年不下雨，守河的地方比较好。如果没有河流，就要打井取水灌溉农田。但当地紫外线辐射强，水分蒸发快，农田必须保持水分。当时肯尼亚人不停水，就像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做法，把稻草铺在地上，浇上水，效果当然很差。

刘汝谦看了之后，拿着国内已经用过的农膜，效果非常好。当地人非常喜欢使用它，很快当地就建起了一个工厂来生产这种产品。据刘如谦说，“我这个商人，偶然在内罗毕成了一个农艺师”。

肯尼亚并非“满地黄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刘汝谦这样的“公众人物”，在内罗毕街头涌动的中国人，过去大多是个体户。“我去的时候，大部分当地华人都是个体户。东北和浙江更多，后来福建来了。”

据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统计，当地华人约有5000人，主要集中在首都内罗毕。这些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随公司前来协助肯尼亚或承包项目的工程师、经理和销售人员；小投资者，如餐馆和中医诊所；来上班的服装厂工头和技术员。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大多以销售国内轻工业日用品为主。比如东北的商人大多做服装生意；浙江人主要卖鞋。"各种各样的鞋子都卖得很便宜。"。

这些去外国淘金的中国人，有一部分成功了，“发了大财”。据刘如谦介绍，北京昌平的一对杨姓兄弟，从酿酒起家，如今资产已达数亿先令(9肯尼亚先令约合1元人民币)，是“那里最好的中国人”。起初，他们在当地开了一家酒厂，生产一种叫做“一号”的混合酒。这是一条便宜的路线，它不是装在酒瓶里，而是装在装满果酱的小塑料袋里，以每包10先令的最便宜价格出售，这让当地人买得起，卖得很好。后来甚至有很多本地学生买了喝。为此，肯尼亚总统夫人介入此事，不再允许小包装销售这种酒，而是要求包装在300毫升以上的玻璃瓶中。

杨的兄弟后来转行做了别的事情。现在，他

们在当地拥有一家房地产公司、一家水公司以及一家制衣厂。仅水厂生产的矿泉水，除供应肯尼亚本地之外还出口到乌干达、苏丹等周边内陆国家。

相对于杨姓兄弟的成功，刘汝谦的从商经历，在当地华人圈子里似乎更具代表性。

在给公司打工的同时，刘汝谦也尝试着做一些小本买卖。最初他投资做“菜农”。但是，巨额的连续投资，碾碎了刘汝谦在异国做“菜农”的想法。后来，刘汝谦还尝试过别的：“酒厂算一个，因为执照拿不下来就没有再往下做；又跟人合开了一家生产火腿肠的厂子，也黄了；还组装过电脑、做过光盘；七七八八的做过很多，但都没有做成。”几年曲折的创业经历，也让刘汝谦对于在非洲经商有了一些更切合实际的体验，在他看来，中国人在非洲经商，并非是满地黄金，有许多风险必须要懂得规避：

首先，在肯尼亚做生意，账期比较长，大部分都在一个月左右，你给超市供货回款至少要三个月，“给国家或部队那都得论年说”。除非是零售商，否则资本小了实在是周转不开。

另外，当地人对机械生产很陌生，很难雇用到合格的技术工人，逼得你购买设备的时候一定要配备全自动的，无形中又增加了很多成本。

商人眼光要放远

2003年，在刘汝谦看来，是一个“拐点”。那一年，他所在的公司因未达到预期收益，撤出了肯尼亚。作为留守人员，刘汝谦开办了一家新的公司——肯尼亚燕兴科技公司，自任经理，在当地开展一些中国商品、技术的咨询服务。刘的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内罗毕的华人圈也在同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涌入内罗毕，涌入肯尼亚。

“过去的三年中，中国是在肯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肯尼亚贸易工业部长穆西萨·基图伊表示，“这说明肯政府为吸引中国投资所采取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嗅觉敏锐的中国商人，从浙江、福建、广东跨海而来。他们有极强的生存能力，似乎对什么都不在乎。“就跟过去游击队似的，背着个小包就过来了。”刘汝谦说。

没过多久，内罗毕的街角就冒出了一家家小店：20平米不到的空间，堆满了从中国运来的廉价的小电器、艳俗的胸花和孩子们用的小玩具。门口挂着的牌子上，用中英文写着：“北京商场”、“长城饭店”，或是“上海大超市”。“东西质量普遍不太好，我看还不如国内的一元店里卖的商品。”刘汝谦曾在这样的店里买过一床棉被，“一洗，就缩成很小的一个团，尺寸都不够。”由于劣质商品，甚至假货鱼目混珠，中国的一些产品在内罗毕逐渐失去了传统市场。小的日用品，比如纺织品、毛巾什么的，让印度、斯里兰卡人给占领了；当地人现在也宁可买欧洲的拖拉机而不买中国产的，即便要多花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