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富不过三代。”一提起这句话，首先映入脑海的是一系列充满贬义、反映当下现实的词汇，如“败家”、“坑爹”。诚然，铺张浪费确实是从古至今富裕家庭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除此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三代不富”的理由吗？我们有必要寻找这种财富不能长久的另一个真正原因。
“富不过三代”这句老话，来源于《孟子离娄章句下》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然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孟子的这句经典语录的本意是：正人君子的美好品质，到了第五代子孙之时，基本上就看不到了。
那么明确的讲质量，怎么才能“拉”财富呢？这是因为人们发现品质和财富的传承很难代代相传，必然会由盛转衰。那么为什么保存起来这么难呢？而失去的财富在哪里？这必须从古代社会制度中剥离出来。
以上_长子继承制
一、先秦时期的嫡长子继承制与战争侵略
先秦时期，贵族和士大夫的爵位和财产的继承基本遵循长子继承制。这种制度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继承的安全性，又能保留原有的实力。
这样，除了二把手和一把手的氏族，其他的氏族就会离贵族越来越远。基本上三代之后，只剩下所谓“贵族后裔”的称号，落魄是自然的，所以是“富不过三代”。至于三朝，贵族阶层的独特特征和品质很可能会逐渐从这些“贵族圈子”之外的贵族后裔中分离出来，“五代之后斩”也是如此。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不是还有一代一代给“富人”上保险吗？确实如此，因为古代有一个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富贵随势”。贵族拥有特权和权力，财富自然掌握在这些人手中。
以上_农耕社会的贫农
二、对民间资本的强大压制
以上例子似乎只与上层阶级有关。为什么穷人“富三代”？看“大一统”后的个别制度，可以窥见一二。
虽然“有权即有钱”，但毕竟民间还会剩下少量的财富。如果普通人想在权力之外致富，基本上有两种方式：
1.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和积累，才有可能取得一定的财富；
2.经商。通过智慧和勤奋，我们可以更快地聚集财富，获得财富。
上图_秦板(秦统一货币)
那么在古代，君主对于民间财富的发展，态度又如何呢？
众所周知，秦能够完成“大一统”的原因之一，就是充分发挥了法家制度的作用。而法家的基本思想，或者说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重君轻民”。表现之一是为国家或君主剥削民间财富。
在法家思
想看来，人民富有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认为人民富有了就不会老老实实地听君主的话，就有了敢于触犯君主权威的资本。正是在法家这般极度偏激的思想左右下，秦王朝严厉打击民间财富的发展。对于勤劳耕作之家，强行推行“分家”制度。也就是说儿子娶妻成家之后，必须要从父亲那分割出一部分财产，如此一代接一代的分割下去，自然很难“富得过三代”了。
上图_ 汉代的豪门生活
秦亡汉替，原本在文景两帝“无为之治”的大方针下，民间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地方上出现了不少富庶大户。如果硬说我国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笔者认为可能也就是“文景之治”这一时期了。然而，武帝在位时期，为了加强中央财政收入，先后推行的“算缗”与“告缗”等一系列政策，强有力地将地方商业寡头们收拾殆尽，顺道也来了一次民间大搜刮，而寡头们的私有产业也归为“国有”。至于这种“国有化”其中之利弊，乃不言而喻，就不做赘述了。
在这样政策指导下，民间财富完全被散沙化，确实有效地实现了普通百姓“富不过三代”的官本位梦想。而且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政策并没有随着秦汉王朝的灭亡而消失，相反却被后世王朝奉为根本国策而发扬光大。直到甲午战争之后，迫于无奈的晚清政府才摒弃了国有垄断的政策而鼓励发展民营经济。
上图_ 明朝官员
三、对士族家族资本的有效限制
前文提及，封建帝王们致力于对民间财富的打压，还有就是“财富随着权力走”，其实此二者乃相辅相成之。帝王们想要实现打击民间财富以达到敛财目的，就离不开官僚集团，这就给了官僚们贪腐的机会。因为有利可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官僚集团也确实展现了尤为多的热情与积极性。再加之官僚阶层原本的特权以及汉朝“察举制”这一变相官僚世袭制度的实施，使得这一阶层权力与财富迅速膨胀，甚至到了足以抗衡皇权的程度。
这一时期，官僚阶层又称士族阶层，确实实现了“富过几代”的逆向“非规律”之发展，而势头之强劲，这一阶层俨然成为了新贵族。对于这一阶层的尾大不掉之情形，历经几个朝代，几位雄才大略的君王，都不能很好地弥补这个皇权统治下的大漏洞，直到中国历史上真心最伟大的制度突破的出现与壮大，实现了这一问题的基本解决，这个制度就是科举。
上图_ 古代科举考试分级取士详解
科举，起源于隋朝，发展于唐朝，而完善于宋朝。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广为人知的对于文化改变命运的诗句，都源自于宋朝。可以讲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地位之高，赵宋一朝可谓是空前绝后。
科举制度不但为“穷人家孩子”，提供了一条改变命运的光明大道，更是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僚世袭这一政治弊端，从而起到了进一步加强皇权集中的目的，这是帝王们真正喜欢的。
当然，科举之所以能打击士族做大做强，仅仅是解决了官僚世袭问题，并没有根除士宦特权问题。因为士宦特权是吸引知识分子为皇帝所用的筹码，更是封建社会严苛等级制度的根本，这同时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体制制度的根本原则之一。因此科举只能为这一制度服务。
上图_ 魏晋士族
既然世袭制度已经被打破，那么能否延续甚至超越父祖辈的成就就得凭本事“考”来，因此那些官宦之家特别重视对子弟们的文化教育。以此寄希望于子孙后代能够持续金榜题名，保持家族名望，这也促成了“家风文化”的形成，这对于君子品质的传承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然了，并非投资教育以及寄予希望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对于那些落榜，又纨绔之徒，致使家道中落，是完全正常的，因此原本的官宦之家“富不过三代”更并非鲜有。
同时，相对贫弱之家族，也可以举全族之力，给予年少子弟们尽可能好的文化教育，期望期间终能出一二才子能够光宗耀祖，从而改变家族命运。实际上“富不过三代”还有后一句，就是“穷不过五服”，这也是穷人为之奋斗的原动力。
应该说，科举被给予了太多，非拥有绝对特权阶层人民的希望。
上图_ 《明状元图考》
上图_ 清代举人官职牌
通过上文综述，“富不过三代”与古代封建社会制度有很多关系，当然其中的个人因素也不容忽视。
然而另一方面，“富不过三代”也并非完全如此，由于特权阶级在封建社会的持续存在，“富不过三代”的社会普遍规律并不适用于这类人群。而更是由于不劳而获的财富，使得这些特权阶层逐渐沦落为社会与国家的蛀虫，更成为了吸食民脂民膏的魔鬼。这也是封建王朝周期性轰塌原因之一。在笔者看来，这些都值得当代人乃至当今社会引以为戒。
文：王金百
参考资料：《简读中国史》 张宏杰/著 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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