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19年第20期《三联生活周刊》，原标题为《许昌：假发制造之都》

无论你在北京某高端假发店看到的各种假发，还是美国人或非洲人戴的假发，有一半来自河南许昌。在许昌，假发是百年老字号，是产业从集聚到转型的典型样本。这里生产的假发产品全球日均销量4万套，年营业额15亿元。平均每两秒钟就有一顶假发被购买并进入全球流通。

在假发厂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

记者 董冀宁

摄影 黄宇

假发的时尚背后

4月13日，一个周末，几个大学模样的女生在为动漫展挑选“装备”。Cosplay一直是国内相对稳定的假发消费群体。其中一位王悦告诉我，这里的假发太贵了，一般都是租来的，或者是从其他团体借来的。不过这个活动对角色完成度要求很高，他们之前也没有遇到过合适的，所以打算去假发店碰碰运气。张淼知道学生不是这里的主要消费者，但她热情接待了他们。王悦从《进击的巨人》聊到《银魂》。张淼插话几句或者时不时给出自己的推荐，告诉他们化纤和真毛的区别。虽然离开时没有消耗，但王悦说：“但草已经种下了。”

动漫知识和时尚潮流是近两年假发企业给张淼的培训内容。张淼觉得这和10年前刚出道时大不一样。当时人们谈论假发时，总是伴随着“隐秘”和“病态”。亲戚朋友甚至认为她只是在和脱发患者打交道。某假发企业总经理杨霞在创业前的市场调研中听到一个故事，说山西某煤老板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使用假发，特意选择了一个周末，利用工厂无人的情况，报销了某假发企业产品团队的往返机票，并约好了办公室为自己定制了两套假发。

但现在，“年轻人终于觉得我们是一个有形象有美感的手艺活。”张淼说：“全手工假发有50多个工序，勾头发是最复杂的工序。一针勾两三根头发，一顶假发需要一万到二万针。一个成熟的织工可以在三周内完成。”

说到这些，张淼的脸上有一种终于被认可的满足感。然而，当王跃称他们手中的假发时，大概很难想到这些物体只有两两重。或许这些原材料来自千里之外的印度，又或许是河南许昌从农村作坊到工厂流水线，十几个人近三周的劳动成果。张淼大概不明白，在700公里外的假发生意发源地河南许昌，“向高端转型”也是“被迫做”。

在河南省许昌市西北张桥村王少锁家门口，假发制作并不是类似的手工制作场景，现场也没有什么高端感。一袋袋编织袋的头发，就像建筑材料一样，一层一层堆积在路边。两个工人操作旁边的一台机器，把编织袋里的头发打散，撒上水，用耙子把头发铺在旁边的地上，像晒谷子一样。那些头发打结，夹杂着灰尘和污垢，颜色暗淡。风一吹，就连头皮屑一样的白色污垢也会飞起来。工人师傅的手上沾满了黑油。“闻起来像油，中午不洗手就吃不下饭。”他们说。

张桥村50岁以下在发档工作的人很少

王少锁的家人雇佣了五名工人负责最初的分拣工作。他们对不同颜色、形状和大小的头发进行分类和发送

“扯、理、撕、挂、拉”，这是档发的5道流程。要想把头发打理整齐，先把分好类的头发一层层放到拉床的底篦上压实，一缕缕从缝隙中把头发抽出来；然后把一缕缕的头发在手里理整齐，拿绳子捆好，用木拍不断拍打；再然后要把拍好的头发放回篦子，用镊子把依旧不整齐的头发一根根挑出来。张芳今年50岁，做这一行超过35年，每天最多也只能处理20公斤。

而王少锁从事的回收分拣，是整个假发产业的第一个环节，也是许昌假发产业发展的起点。

许昌“收头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据当地老人描述，这里最早是给一些京剧班子做戏服、胡子等道具。据1923年的《许昌县志》记载，20世纪初，该村的白锡和与外国来华商人合开了发庄“德兴义”，收购国内的头发卖给德国商人销往海外，制成假发。

在许昌西北的泉店及周边小宫、花王等若干村庄里，这种“院内生产，街上交易”的家庭作坊式头发加工经营方式，持续了近百年。在王少锁的印象里，小时候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做假发生意，每家房前屋后，甚至马路边都堆满了头发，村子里像赶集一样热闹。小宫村村主任陆宝山告诉本刊，鼎盛时期，小宫全村900多户村民，有超过八成家庭从事头发生意。

这也直接催生了改革开放后，附加值更高的假发设计生产向许昌集聚。1993年初，许昌发制品总厂和美商合资创办了现在的瑞贝卡发制品有限公司，这是许昌第一家有能力进行假发设计和精加工的公司。此前许昌当地粗加工好的档发通常被运送至青岛、郑州等口岸出口，由韩国和日本的企业完成深加工。此后，越来越多的许昌企业被带动进入设计环节。根据许昌市商务局发布的数据，到2017年，许昌从事发制品生产、进出口的企业有240多家，依靠假发谋生的从业人员超过30万，出口假发数量能占到世界假发市场的50%。阿里巴巴旗下速卖通发布的数据显示，许昌市生产的假发制品平均每天的全球销量为4万套，年成交额15亿元，平均每两秒钟就有一顶假发被买走。

然而，繁荣似乎正在成为历史。许多老板告诉我，这两年因为人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不断上涨，假发行业是在萎缩和转型的。

假发是高度依赖手工的行业，哪怕是现代化的工厂里，很多工序也只能手工完成。在“瑞美真发”，负责将假发卷上钢管造型的魏孟强平均每卷一组头发用时20秒，这其中包括拿梳子把头发梳顺，根据造型要求把距离发端10厘米的位置梳出一个特殊角度，以及像理发店的造型师那样把头发卷到钢管上。每卷够100根钢管，会有人来收一次，接着送到烤箱里，200摄氏度的高温下，头发能实现远比在人头皮上更加夸张的造型。

靳丽恒来厂里5年了，她所从事的是最后一道“高针”的工序，把已经造好型的假发与发套连接在一起，这道工序容不得偏差，平均每处理一顶假发的时间是20分钟，高针机匝错了一点就要整个返工。厂里实行计件工资，工人们每天大概要工作10小时，手机屏幕偶尔亮起，靳丽恒无暇顾及。

而回到张芳所在的隐于村民家中的假发加工点，近20位像张芳这样的农村妇女坐在一个由塑料布搭起的帐篷里，每天从早上5点半干到晚上5点半，中午休息一小时，只能挣到大概100元工钱。以张芳的年龄，在这一行里仍然算是年轻人，她家里的下一代已经没有再做这一行的了。她说，如果不是之前家里就是干这个的，她大概率也会外出打工。在当地的产业集聚区“档发一条街”，几乎家家企业都打着招工的广告。“四五千一个月，还找不来人。”一位老板告诉本刊。

小宫村村主任陆宝山说，小宫村还在做假发的家庭，现在大约只剩下40%。

如果说劳动力价格上涨尚且属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话，假发行业面临的另一个巨大困境是，当企业试图进入高端假发领域时，高端假发的原材料——优质的人发，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和昂贵。

越来越难收的头发

早上7点，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一个废弃工厂厂房改造的头发市场里，已经有数十个头发贩子按照不同长短、发质，将自己的货物在地上摊开。微凉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属于头发特有的香气。河南许昌商人李会杰不动声色地巡回其间。

从1997年没考上大学开始，李会杰蹬一辆老二八自行车去邻村收头发，他在假发制品行业里摸爬滚打了20多年。入行第三年，他把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收头发的范围扩大到许昌全市；2002年，他攒下了一些钱，摩托车又换成了小汽车，范围继续扩大到全省、全国……这样干到2014年，他盘下现在的工厂，当上了假发工厂的老板，但不时仍要出门收头发。

李会杰算是假发行业发展壮大的见证者。他记得，在90年代他刚入行的时候，会有山东、安徽的头发贩子把假发运到自己的村子，谁家做这个就直接到街上拣货。随着产业规模越做越大，村上货源不够用了，便催生出一批像李会杰这样满世界收头发的人。

头发市场里，买家和卖家都精明。有的卖家知道太短的头发卖不上价，就和长发掺和在一起，还声明“不能挑”。而像李会杰这样来买货的人，随身带着尺子和小刀，头发每差一寸价格相差甚远。而假如小刀在头发表面能刮掉一层油性物质，表示头发被焗过油，也会导致身价暴跌。

都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可头发贩子吴建却做着生意做恼了。在山东人的地盘上，这个四十出头的重庆汉子指着一个转身离开的客商就骂了起来：“你们北方人就是不得行，没得诚信，自己喊出来的价，我答应喽，最后又要砍价，天底下哪有这个样子的道理噻！”

王少锁家屋外堆满了从各地收回来的头发

那位年轻的老板之后不好意思地和我说，自己没有经验，看吴建答应得那么痛快，怕买亏了。行业内管头发叫“黑金”，意思是珍贵，10寸长的辫发每公斤能卖到千元以上。这是一项考验眼力的工作，一把头发值多少钱，有没有掺杂其他动物的毛发，全在买家的一眼之间。“有时候去买原发都是从理发店直接收来的，里面长短不一，原材料如果价格买高了，后面很难把成本找补回来。”

现在头发生意不好做。这次吴建带来了14万元的货，一部分是他在重庆和周边转悠了一个多月的成果，另一部分是他从当地同行手里收的。然而这批货里没什么值钱的货色，“这年头留长发的人越来越少了”。快回去的时候他一算账，这趟赚了还不到1万块钱。

关于收头发，各地有各地的办法。据说在西北山区流行着一种“头发换针”的方式，人们把掉落的头发团成团，然后可以用这种发团和专门回收的商贩换一些小商品。而在更多的地区，还是要依靠像他这样的头发贩子从理发店或者街头巷尾去收集头发。

吴建口中的收头发仿若搭讪——“我们重庆是啷个收头发的呢？就是我骑一辆摩托车，满大街地转，看到有留辫子的女生就跑到她们前头停下，问她们：‘美女，头发卖不卖？’卖的话，就搬个凳子，剪刀一剪，剃刀一修，给钱走人。”

然而现在，“美女”越来越不肯赏脸，还有的“美女”留起了短发。现在对吴建来说，很多学校不允许初中生留长发，小姑娘们在“小升初”的那个暑假集中剪辫子，就已经算是顶好的生意机会了。更多的时候，理发店里收集的头发过于细碎，完全没有回收价值。

10年前，李会杰只需要跑到山东、河北，一般都能找到合适的头发，可是现在跑遍甘肃、四川这些偏远地方，也不一定找得到。在鄄城县的头发市场里，一个上午卖出的最好头发是一段长1.8米、重7两的辫发，卖了2000元。“这也太普通了！”李会杰说。10年前他在甘肃收过最好的头发，“长2.6米，重1斤6两，花了3万块钱”。根据人发每个月长1厘米的平均速度，这个长度，大概需要蓄发20年。

但现在，这样的头发越来越难见到了。李会杰记得，他有一次去重庆收头发，待了一个星期，都没有看到价钱合适的货。最后听说四川的会理县有合适的货源，一咬牙，倒了三班火车，又走了三天，去到这个大凉山里的小县城，才找到一批合适的头发。

前些年因为国内生意不好做，以李会杰为代表的许昌人一度到外国去做收头发的生意。因为宗教信仰，很多东南亚国家的女性不能随意剪发，但知道头发能卖钱，她们就用盒子将平日掉落的头发从梳子上、地上收集起来，卖给走街串巷的头发贩子。李会杰通常是到缅北的口岸，不用出门，当地的头发贩子就会把收来的头发送到酒店给他。和国内相比，国外的头发每公斤普遍便宜3～5美元。

但后来进口人发被中国海关视为“洋垃圾”，海关对人发进口的要求是在国外完成粗加工之后再进口，于是大企业进口假发大都选择在海外投资粗加工工厂。此后收头发的生意越发不好做，2014年，河南海关配合监管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打击“洋垃圾”走私专项行动，抓了几个走私人发的组织，引发了行业内不小的震动。

李会杰不得不退回来，继续从国内市场寻找货源。他显得有些郁闷，这次山东之行，他并不很满意——花了1.58万元买了一批辫发，但他觉得以他的眼光它们只值1.5万元，可是不买又不行，“再不买工厂就会停工”。

等待消费爆发的市场

除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近两年电商的普及带来的竞争也不断压缩着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许昌最大的几家假发企业之一“瑞美真发”的董事长丁仁河告诉本刊，大概在2016年，他们就感受到电商对整个行业，特别是他们这种在传统分销渠道投入了大量资源的企业的冲击。

“原本假发是一个利润率很高的行业，特别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这种成熟市场，渠道建设相当于为产品提供了一套品牌和技术壁垒，也能够保证一定的溢价。然而伴随着电商的普及，这套壁垒很快被打破了。”丁仁河说。

他举例，2008年奥巴马刚当选美国总统时，他们试着推出了一款根据第一夫人米歇尔的发型设计的同款假发，就命名为“米歇尔”。这个版型被当地的经销商注册了专利，出人意料地大卖，连续几个月都是断货状态，企业因此也获利颇丰。然而这种情况现在再也不可能遇到了，“瑞美真发”电商部员工李想告诉我：“现在蕾哈娜开一个演唱会，她的同款发型可能第二天在速卖通和易贝上就遍地都是了。”

假发在许昌是典型的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行业。根据研究机构“观研天下”发布的《2018年中国假发分析报告》，全球发制品市场规模2017年达到121.65亿美元，这其中，消费假发的绝对主力是黑人女性。目前全球第一大市场美国市场的规模约43.24亿美元，第二大市场非洲市场的规模大概为31.59亿美元，两者占据着假发消费市场六成以上的份额。许昌市商务局电子商务办公室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许昌83%的企业只有出口业务，完全不涉及国内市场。

“这主要是由黑人的发质决定的。”被一家国内假发企业派驻尼日利亚10年的杨丹说，“如果说对亚洲人或者欧洲白人来说，假发可能还属于装饰品的话，对黑人女性来说假发是刚需。她们戴假发，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她们天生的自然发细碎卷曲蓬松，根本梳不直，而且还容易脱落。”不过他同时说，也正因为是刚需，黑人假发市场普遍对发质没有很高的要求，尤其在非洲，大量产品就是低端的化纤发，因此对设计和制造技术的要求相对低。

“化纤大概在20年前被应用到假发行业，本来被视为假发行业革命性的创举，一方面能够降低假发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化纤的一些特性可以为假发带来更夸张的色彩和造型。然而对于很多小厂来说，他们直到现在还不了解每一种化纤的特性，只知道化纤便宜。”

“瑞美真发”董事长丁仁河分析说：“从90年代瑞贝卡、瑞美率先从韩国引进技术和人才开始，许昌假发一直走的是一条追赶的道路。从低端产品、低端市场入手，逐渐取得了市场的主体地位，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企业没有想着未来的转型，竞争加剧就掉队了。”此前在瑞贝卡负责质检的沈鹏告诉我，由于涉及工业生产，假发设计师实际上要了解各种美学、材料学、工业流程方面的知识，每设计一款假发，还要编撰一本类似说明书的生产流程手册供流水线使用。很多小的工厂没有这种设计能力，所以只好模仿。

相较于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以高端产品为主的市场。“妙洋假发”是一家一直专注于国内市场的许昌假发品牌，老板杨霞告诉我：“从一开始，国内消费者就接受不了‘假’这个字，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内假发一直以全真人发为主，价格方面居高不下。国内销售的假发对企业技术和精细度要求更高，订单量却相比国际市场小很多，所以少有企业涉足。”

丁仁河在企业的展厅内。假发制品更新速度很快，每年会有上百种款式上市

《2018年中国假发分析报告》中提到，全球最大的发制品市场美国，年人均发制品消费为15.75美元，相当于108元人民币。而中国的发制品年人均消费仅为2.55元，中美人均消费差距42.4倍。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公布的“中国脱发人群调查”数据表明，我国脱发人群约达2.5亿，其中男性脱发人数约1.6亿，女性0.9亿。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然而相比于这两年风靡的头发种植技术，假发的市场认同感似乎一直不强。

“其实大家光看到假发‘假’的一面，假发便利、对头发没有伤害，而且在短时间内实现多变的造型，这些优点被无意间忽略了。而这些优点对应的比如拍照、参加聚会等非刚性需求，可能反而是未来行业爆发的增长点。”丁仁河分析道。

杨霞说她之所以坚持做国内的假发市场，一是因为这个市场单价高，竞争更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一直相信这个市场早晚有爆发的一天。她始终记得市场调研时听到的一个故事：给北京一家幼儿园看大门的一个人，三十出头，10年之前也就挣着2000块钱工资。为了谈对象，他花了1万块钱买了一头假发。

杨霞觉得对国内来说，对假发的需求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只是没有得到正视。当国际市场的竞争趋于饱和，人们又重新开始审视国内市场，包括瑞美、瑞贝卡在内，最近几年都开始大力推广线下门店。

“国内最大的壁垒还是在消费心态上。”杨霞说。回到最开始北京东三环的那家假发店，尽管有了越来越多的像杨悦那样懂得欣赏假发之美的客户，可从事假发销售10年，店员张渺每天回答最多的问题从没有变过——“我戴着假发会被看出来吗？”。她销售的假发，能够出现在米兰时装周、格莱美颁奖典礼甚至某些政要的脑袋上，然而她每天还是得面对消费者的“灵魂一问”，“而且是一票否决，只要你的回答让他们稍有担心，绝大多数人马上掉头就走”。

张渺无数次遇到这种情况——试戴假发的女士们对镜子中自己的形象无比满意，可就是迈不过假发是“假的”这一道坎。甚至这还影响到了假发的命名，许昌市发制品产业协会每年开会，有代表说“假发”这个名字听着就不好听，能不能换个好听点的，比如叫“发妆”什么的。

杨霞听着觉得有些好笑，她说，当年网球明星阿加西摘掉那一头飘逸的金发，露出光头，落了个英雄幻灭，少女心碎。怎么过了20年，人们的观念并没有多少变化。她从去年开始尝试把自己的假发品牌向一些高端理发沙龙推广，希望告诉人们，假发其实可以成为一种更主动的选择，“比如你可以在短发的时候，尝试长发造型”。

她很喜欢在日本考察时，日本老人对待假发的态度。“他们家里摆着四五顶假发，每次出门前认真选一顶戴好，回来后再取下来摆好。不就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好看一点吗？多朴素的愿望，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