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穆金凤
一幅叶圣陶1979年5月写给丁玲的书法，挂在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C座一楼丁玲的书房里。
启关狂喜/难记何年别/相看旧时/容态执手无言说/塞北山西久旅/所患惟消渴/不须愁绝/兔毫在握/赓续前书尚心热/回思时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姻缘/注定今生辙/更忆钱塘午夜/共赏潮头雪/景云投辖/当时儿女/今亦盈颠见华发
丁玲同志以居高临下，侃侃而谈的方式做了这个礼物。
1979年，75岁的丁玲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她一定居北京，就和丈夫陈明第一个去拜访了85岁的叶圣陶先生，他一直在为弟子们主持仪式。他们已经二十年没有联系了。
在这次会面中，丁玲向叶圣陶讲述了她几十年的旅行，并谈到了他们早期的相识。丁玲感激地说：“叶老，如果你没有发表我的小说《梦珂》，我可能不会走这条路。”叶圣陶先生一听，只是热情地笑了笑。第二天晚上，叶圣陶“半夜醒来，感觉到丁玲的来访，想到要作为礼物送给她。”所以，叶老大连续两三个小时没有睡觉，很快就做出了上面有意针对丁玲的话语。
“文字原因”一词，是指叶圣陶在1927年编辑《小说月报》时，对丁玲第一部作品《梦珂》的独特选择，并安排在当年12月的重要位置发表，《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期。小说《梦珂》感情深厚，描写细腻，特色独特，出版后在上海引起反响。自此，丁玲的文学之路得以开启。
当时叶圣陶实际上是代表同事郑振铎临时编辑《小说月报》。《小说月报》之前，茅盾努力改造，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经过郑振铎等人的不断努力，《小说月报》在全国文艺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7年，因为郑振铎忙于其他事情，他请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朋友叶圣陶临时编辑杂志。正是在这期间，叶圣陶在一次偶然的投稿中发现了来自北京的小说《梦珂》。看完之后，叶圣陶觉得这部小说很有新意，于是立即安排出版。
《梦珂》的出版极大地激发了丁玲的创作欲望，她随即开始创作自己的另一部作品，这也是她后来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这部《日记》中，丁玲刻画了一个被五四反封建家庭运动攻击的叛逆女性沙飞的形象。沙飞寻求个性的解放，却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她追求灵与肉合一的爱情，却陷入失望和痛苦。小说创作完成后，丁玲把稿子送到了《小说月报》编辑部。不久，叶圣陶在1928年2月的重要位置上发表了丁玲的新作《小说月报》，第《莎菲女士的日记》卷第19期第2期。因为小说性表达的真诚和大胆，震惊了当时的文坛。对于自己的作品，丁玲晚年谈到过：
“《莎菲女士的日记》不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沙飞追求的，从根本上说，是人生的意义。因此，她对待爱情，不考虑伦理道德的约束，也是严肃、认真、纯洁、神圣的.沙飞是沮丧和尴尬的，因为她从来没有死于理想，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这种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真的很震撼。出版它，我们可以看到叶圣陶的远见和勇气。
之后，丁玲又发了一篇小说《阿毛姑娘》给叶圣陶。叶圣陶于1928年7月《小说月报》日迅速发表。同时，叶圣陶给丁玲回信，希望丁玲能将这些手稿加在一起，编成一本小说集。他还问丁玲是否愿意在她工作的明凯书店出版。并表示如果丁玲同意，可以代表他和明凯书店协商。小说出版是幸运的，这让初出茅庐的丁玲更加惊讶。丁玲立即回信同意了。不久，在叶圣陶的帮助下，丁玲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于1928年由明凯书店出版。随着小说和小说集的不断出版，丁玲在中国文坛越来越出名。
ze:15px;">后来，丁玲在回忆叶圣陶先生当年的提携之情时曾动情地说过：“一个才写了四篇小说的学徒工除了对叶先生怀着感激之情外，还能有什么意见呢。但用八十年代的眼光看来，这个学徒工实在是一个傻瓜，竟然没有想到应该请叶先生为这本小说集写序题词至少写几个字在封面上；或者请书店的责任编辑写几句评介本书内容、介绍作者的话；这一些都没有……我的第一本小说能在开明出版，我引以为荣。对于开明书店的编辑先生们，我一直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师长。几十年后，现在回想他们那时的工作、作风，仍使我感动……
叶圣陶对丁玲的大力提携，沈从文在1934年出版的《记丁玲》一书中也有过记述：
“她（丁玲）于是开始写了《在黑暗中》以次诸篇章。对于这个新作家的写作，给了最大鼓励的，实为那时《小说月报》的负责者叶圣陶。《小说月报》用了她的文章，且随即就寄给了一笔出乎两人（指当时生活在一起的丁玲及胡也频）意料以外的报酬。……作品刊载后就证明了编者（叶圣陶）的见识，超人一等，对于这无名作家作品的采用，并不见得错误。”
正因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有了这样好的开始，也为了以后更大的发展，1928年丁玲与爱人胡也频从北京来到上海“闯世界”。在安顿住下后，丁玲很想见到大力提携自己的这位素未谋面的编辑叶圣陶。当见面后，叶圣陶的温文淳厚使丁玲感到了长者般的温暖。其实那时叶圣陶刚刚三十四岁。叶圣陶在发表丁玲作品时，其实也不知道作者到底是男是女。当《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上海许多编辑向他打听作者情况，叶圣陶竟无从说起。现在年轻的丁玲站在自己面前，一直不善言辞的叶圣陶对感激他的话一再推辞，只是谆谆叮嘱丁玲：“继续写吧，认真地写。”
除去关心丁玲的文学创作，叶圣陶还十分关心她的生活。一次，他与老友王伯祥、徐调孚等去海宁看钱塘潮，叶圣陶也不忘约丁玲和胡也频一起去。这在他们彼此的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上海，追求革命的丁玲渐渐与瞿秋白、冯雪峰等革命者接触频繁。这一时期，丁玲出版了关注旧中国农民无穷尽苦难的小说《水》和反映上海工人生活的《夜会》等作品。1933年，丁玲还担任了“左联”主要负责人，成为了当时有名的革命作家。
尽管叶圣陶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左翼”作家，但在这个时期，丁玲与叶圣陶在大的事件中，看法基本是一致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由鲁迅、茅盾、陈望道、胡愈之等五十余人联名发表的《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叶圣陶与丁玲均名列其中。丁玲在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时，在约稿名单中，列在最前面的就是自己以师礼事之的叶圣陶。
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当局绑架了丁玲，并很快由上海带往南京关押。丁玲被捕之后，文化界为营救她及同时被捕的潘汉年，组成了“营救会”。蔡元培、胡愈之、邹韬奋、林语堂、郁达夫等著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请查明真相，将人释放或移交法院办理。叶圣陶正是签名者之一。
丁玲出狱后并不自由，她被国民党严格管控。后来当她可以有一点自由时，获知消息的叶圣陶立即给她写去一封约稿信，希望她能为纪念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写一篇作品，以便收入纪念文集。1936年5月3日，丁玲写给叶圣陶一封回信。在信中，丁玲对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情况做了汇报：
你的信真使我喜欢得跳了起来，我是晚上收到的，我一夜也没有睡好。一点什么东西来到了我的心头，我来回想着一句话：‘我一定要赶忙写一篇文章给他们。’你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所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呵！只是我很难过，我怕我锈烂了的笔尖写一点生硬到可怕的东西；我最怕的，最使我难受的，就是我会使一些爱护我的朋友们失望，我不愿以我的不努力来伤了什么人的心。不过我总写就得了，如果写得不好，你就莫放进去，等下次有比较看得的再放在什么地方好了。我很愿意以后可以写点好的才好！
这封署着本名“冰之”的信里提到要写的作品，便是短篇小说《一月二十三日》。此作品后来收入1936年7月开明书店的十年纪念文集《十年》当中。
1936年秋，丁玲从南京逃出，去往延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先后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等职，并主持了《文艺报》《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为培养青年作家，丁玲还建议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名“文学讲习所”），上级批准后，让她任所长。为搞好教学，她曾多次请教自己的恩师叶圣陶。五十年代，丁玲曾在一篇《“五四”杂谈》中，对当时中国的作品作了回顾。除鲁迅外，她仅列举了两位作家：冰心、叶圣陶。由此可见，丁玲对叶圣陶的作品评价相当之高。
1984年3月，年逾九旬的叶圣陶在参加了老舍85岁诞辰纪念会后，因胆结石住院。住院期间，丁玲与丈夫陈明带着花篮前往医院看望。叶圣陶十分感怀，手术第六天，他便在病榻上写下《丁玲陈明馈花篮问病作此奉酬》一诗：
三色苍兰一篮盛，红黄粉艳露犹莹。
对花历历念旧情，深感丁玲与陈明。
敢告手术经过好，已能扶起纵远眺。
昔年剖胆今割了，自谓胆量尚不小。
当读到这首诗时，丁玲表示“令人感奋，欣喜，不能自已。”她随即写下一篇“附记”：
“叶老曾是我的师长，这次他在病魔面前显示出的顽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旺盛的生命力，浓郁的诗兴，更策励着我辈不敢枉自言老，不敢稍懈自己的斗志。”
1986年3月，丁玲去世。年届九旬的叶圣陶得知此消息后，久久无语。后来，他怀着悲痛之情写下了《悼丁玲》。在谈及1979年丁玲来看望他的场景时，叶圣陶这样写道：
“那一天，她跟陈明一同来我家。突然见到她，我真是又惊又喜。人当然老了，鬓角有了白发，但还是那样热情、健谈。……突然她说：当初要不是我发表了她的小说，她可能不会走上文学这条道路。我不同意这句话，走上文学道路是她自己的选择，也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可是我理解，她并无埋怨的意思，只是表明她虽然经受了非同寻常的折磨，却毫不反悔，而且打算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对于丁玲的逝世，叶圣陶遗憾地说：“要是她多活几年，或者在过去，就让她多写个十来年，那该多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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