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8月，法国人在上海徐苑的“友谊村”茶馆放映了《西方皮影戏》，这被认为是电影正式传入中国的起源。从此，到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城市，拥有100多家电影公司。因为数量多，很多电影经常鱼龙混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于1930年、总部位于香港的联华电影公司，以非常规的姿态，于1931年在上海成立了联华分公司，并设立了包括北平在内的多个拍摄子场。接下来，“联华”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推动下，千方百计“革除奇、迷信、狰狞、杀戮的民族电影风格”，“崇尚艺术，弘扬文化，启迪民智，拯救电影工业”，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其中不乏传世佳作。其中，《渔光曲》成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的第一部获奖影片。
永安公司屋顶上的拍摄机
因执导电影《武训传》而广为人知的孙瑜，堪称联华元老。1929年，孙瑜第二年进入电影圈，当时他正在为上海民信电影公司写剧本《野草闲花》。当时，民信的经理黎民伟正在为拍摄经费不足而苦苦挣扎，突然接到华北电影公司总经理、总部设在香港的联华电影公司三位创始人之一罗明佑发来的北平《故都春梦》电影梗概。罗福新表示，希望能和民信联合拍这部电影。看完故事梗概，孙瑜觉得不错，于是向李自荐，主动提出担任这部电影的导演。随后，罗明佑前往上海，与黎民伟商讨合作细节。与此同时，罗还观看了孙玉刚的《野草闲花》拍摄的电影剧本，并表达了自己的欣赏之情。最后，他决定和敏欣联合拍这两部电影。能够与罗合作，缓解了困扰“民信”的财务困境；对于罗来说，当时上海只有几家影院有音频放映机，而罗运营的影院没有一家有音频设备，因此与民信联手可以实现双赢。
签约后，民信总经理黎民伟、导演孙瑜、摄影师黄少芬、演员阮於陵于1929年12月赴北平拍摄《故都春梦》外景。这是寒冷的冬季，尤其是在北方。但大家都以极高的创作热情抵御严寒，紧张拍摄了两个月，然后在第二年3月回到上海。之后，又花了两个月拍摄内景。全片于1930年5月完成，先后在南京、上海上映。本来想以“华北电影公司和民信电影公司联合出品”的名义为《故都春梦》做个预告。这时，罗提议成立一家新公司进行进一步合作。李同意了，于是《故都春梦》正式上映的时候，就贴上了“联华电影公司出品”的标签。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上流社会的道德败坏和生活腐化，艺术处理严重，因此也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复兴民族电影的革命军，对抗进口电影的先锋，北京军阀时代的燃烧的犀牛，中国家庭生活的镜子。”言语或夸张，但关键是打好“民族电影复兴”的旗号，有号召的意义，有唤醒聋人的效果。这部电影一鸣惊人，打破了当时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
联华一号工作室
然后，在今年的夏秋两季，孙瑜完成了上海联华成立后的第二部电影，就是他执导的《野草闲花》。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富有的年轻人黄云不满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愤然离家的故事。他在棚户区租了一个木匠来创作。他发现木匠的女儿兼花童莉莲有唱歌的天赋，所以他悉心栽培她。后来莉莲出名了，和黄云订婚了。黄家知道后，百般阻挠，但态度坚决，最终与被视为“野草花”但品质很高的丽莲结合。他们开始奋斗，一起生活。阮在片中饰演聪慧、勤劳、天真、纯洁的莉莲。之前她在《故都春梦》里演过一个荡妇，两个角色反差很大，但是她演得很成功，很受观众欢迎。那年黄云只有二十岁
="0">金焰。他塑造的勇敢乐观、富有朝气的青年音乐才俊的形象，为他赢得了好口碑。《野草闲花》在当年叫好，离不开在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孙瑜曾回忆说，当时摄影机镜头“从永安公司的屋顶上，鸟瞰俯摄南京路、浙江路口电车轨道交错、车马杂沓的情况，作为活动背景，叠印字幕，再由字幕‘化入’叠印卖花两姊妹带着含泪的微笑，持着花束，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兜售张望的近景”，即是一例。再如将电影插曲和主题歌融入影片，这些手法在当时着实让观众体验了一把满满的新鲜感。聂耳加盟“联华”
初创出成效，这让罗明佑信心大增。他在1931年建立一个庞大的联合经营体系的同时，又先后考察日本、旧金山、好莱坞和欧洲电影业，以开辟海外市场。发展离不开人才，其时他延揽的导演就有史东山、蔡楚生、吴永刚、沈浮等，蔡楚生是离开明星影片公司转而加盟“联华”的。演员除了阮玲玉、金焰外，又有林楚楚、陈燕燕、王人美、黎莉莉、郑君里、蒋君超、刘琼等加盟；摄影有黄绍芬、周达明、姚士泉等。这一年孙瑜又写出了电影剧本《自由魂》，剧本原名《碧血黄花》。故事背景是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反抗清王朝的斗争，影片讲述一个马戏团卖艺青年，在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中经历磨炼和成长、最后壮烈牺牲的故事。这样的电影在当时的进步意义显而易见。
阮玲玉
当时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社，在南洋群岛和国内许多地方演出正火，“联华”瞅准时机，及时将其吸收，改名为联华歌舞班。当时才20岁的聂耳，就是这个歌舞班的小提琴手。其演员除了前文提到的王人美、黎莉莉，还有薛玲仙、胡笳、白虹、于斯咏、英茵等，当时她们都才十五六岁，有的甚至更小。那时孙瑜和一位同事合租今常德路、北京路口大鹏坊一间亭子间，和联华歌舞班相距不远，聂耳、金焰、王人美、黎莉莉等人时常在这里相聚，谈天说地话艺术，亭子间俨然成了一个热闹的小沙龙。在孙瑜的印象中，聂耳满怀革命激情，平时刻苦钻研作曲和阅读进步书籍，休闲时则是一个活泼幽默、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大孩子”。正是由于和这些年轻人的相处、交流和了解，九一八事变后，孙瑜怀着一腔民族激情和义愤，写出了带有反帝内容的电影剧本《野玫瑰》。影片讲述上海郊区苏州河边家贫却性格倔强的渔家女小凤，她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打仗抓敌人的游戏，由此产生了爱国思想。此时有个艺专学生江波来乡间写生，注意到了勇敢且充满青春活力的小凤。后来小凤不幸失去亲人，她和江波及后者的两个穷朋友住在一起。四个乐观向上的年轻人无所畏惧，互相激励，最后在上海街头响应号召，加入东北义勇军，一路高歌前进。片中演渔家女小凤的，就是当时才6岁的王人美。导演孙瑜评价王人美“她以特有的体形和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大胆泼辣地塑造了一个新型的天真活泼、健美勇敢的少女形象，使当时有些女‘明星’所表演的‘捧心西子（施）’式的病态美，受到很大冲击”。孙瑜还在这部影片中，重用20岁的“新人”郑君里，出演画街头大广告的小李。孙瑜说：“王人美有歌舞表演的实践经验，郑君里有参加进步剧社的理论知识，两人都是初上银幕就担任主要角色，并且取得很好的成就。”
王人美
没有怯弱，只有热情
上海“联华”的成就有目共睹，即使在“一二八”日军炮火中，他们和其他同业一样，拍摄出新闻纪录片《抗日战史》、抗日故事片《共赴国难》等进步影片。当然，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联华”一家分厂就毁于日军炮火。但这丝毫阻挡不住“联华”拍摄进步影片的决心，如1933年，蔡楚生编导的影片《都会的早晨》，通过一个家庭的悲剧，反映了旧时代的黑暗和新生力量的成长。再如孙瑜编导的影片《天明》，则借一个因协助北伐革命军而被捕的纺织女工之口，在天明被枪杀之前，喊出了“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呼声。这些都从一定层面，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内心的声音。而最具亮点的是这年由蔡楚生编导、王人美主演的影片《渔光曲》。这部影片生动地刻画了吃苦耐劳的东海渔民，在渔霸剥削压迫下的血泪人生。这部影片曾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连映84天，创下中外影片在上海连续放映天数最高纪录。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该片主题歌，更以凄婉悠扬、荡人心魄的曲调，使影片产生震撼的效果。由王人美独唱的唱片，也因此畅销全国。
孙瑜编导的影片《大路》也在这一年推出。影片讲述一群坚强勇敢、团结乐观、藐视一切艰难险阻的筑路工人，带领农村群众反霸抗日的故事。影片塑造了由金焰、张翼、郑君里等人扮演的筑路工人“没有怯弱，只有热情；没有自私，只有团结；没有退后的路，只有向前的心”（《大路》说明书中语）的英雄形象。聂耳的音乐天分在这部影片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片中孙师毅作词的序歌《开路先锋》、孙瑜作词的主题歌《大路歌》，均由聂耳作曲。“背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的《大路歌》，铿锵有力，节奏振奋，听罢令人浑身陡增力量。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据孙瑜回忆，因为《大路》主题歌是筑路工人们在拉大铁磙时的中、远景里唱的，没有近景和特定镜头，所以可以不用录音机同步录音。但是序歌《开路先锋》是金焰“唱歌”的特写，这就必须在片子上同步录音。可“联华”当时还没有这个录音条件。最后多亏聂耳的“最强大脑”，“他用一个弹簧音乐打拍机指导金焰和同时扮演路工的演员们，在太湖边拍摄炸山筑路外景时，跟着打拍机的节奏，唱《开路先锋》。当时烈日当空，汗流如雨，聂耳和我们在山坡和路边奔走指挥，摄影师裘逸苇……拍摄了全部歌唱的外景，再回到上海在百代唱片公司，以音乐打拍机用同一节奏灌录《开路先锋》和《大路歌》的唱片，最后由刚成立不久的电通影片公司负责录音和完成片上发音的剪辑工作”。由此可见，一部好影片的诞生，有多艰辛和不易。何况其中还有许多无法预知的情况发生，如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成立“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下设“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和“剧本审查委员会”，一下子给当时的电影创作设置了许多障碍，比如对“鼓吹阶级斗争”的影片，就要“严厉制裁”。对此，“联华”采取的策略是，坚持反帝反封建大方向原则，避免与当局直接冲突，运用多样化手法创作，以绕过“电影检查委员会”设置的障碍。
影片《大路》剧照
“联华”的悲与喜
1935年对于“联华”来说，堪称悲喜交集。喜的是，这年2月25日至3月2日，在苏联举行国际电影展，中国共选送了七部影片，其中就有“联华”摄制的《渔光曲》和《大路》。影展闭幕，共评选出六个国家十部影片得奖，《渔光曲》名列其中。这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影坛获得荣誉。
《渔光曲》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奖状
但是就在《渔光曲》载誉而归不到一星期，演技精湛、平易近人、深受友朋尤其是广大观众热爱的“联华”一代明星、年仅25岁的阮玲玉，因不堪旧社会恶势力残酷迫害，于3月8日凌晨服毒自杀。此事引发全社会震惊，鲁迅也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杂文《论人言可畏》。阮玲玉出殡那天，上海市民列队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历时三天，不下数十万人，真可谓“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还有一个大悲是，这年7月17日，23岁的聂耳在日本海滨不幸溺水而亡。他为蔡楚生导演、孙师毅作词的影片《新女性》主题歌作的曲，也成为他留给“联华”的一首“绝唱”。而聂耳出国前的最后作品，便是电影《风云儿女》中由田汉作词、他作曲的主题歌，即那首名传遐迩、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所以聂耳的离世，不仅是“联华”最大的损失，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所幸他的音乐仍在激励着人民奋勇前行。
1937年，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尤其是八一三事变后，“联华”和许多同业一样，被迫停业。之后大家就走向街头，用活报剧、短剧等各种形式，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洪流之中。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题图为电影《渔光曲》剧照
来源：作者： 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