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70多岁老人创业,70创业的那个人

2019年3月5日13时20分，一位91岁的“农民”在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去世。下午，他唯一的儿子证实了这个消息。当晚，王健林、潘石屹等领导为这位家属送去了慰问。这位老人的名字叫楚石坚。

一个

褚石坚，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云南华宁县青龙镇人。他的背景很普通，很简单。

抗战时期，父亲在日军轰炸中负伤，于是中断学业，回家接父亲的班，做起了酿酒烘焙生意，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然而这段经历并没有持续多久，抗战结束他又回到了昆明中学。

1949年，他参加了云南游击队，不久就入党了。1953年，25岁的楚石坚换了工作，成为了一名区委书记。两年后，她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马静芬女士，并与她结婚。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分散到洪光农场进行重建。原因是作为“反右”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他没能完成反右任务。获释后，他在农场务农、烧酒、榨糖，妻子也去农场喂猪。

这位农民的儿子可能天生就有“农业”这个词。1961年，干了四年农活的褚石坚终于被摘掉了帽子，两年后，他被派到嘎萨糖厂当副厂长。他似乎不仅擅长农业，而且擅长做生意。1965年，公社级小工厂加萨糖厂在他的带领下实现了30多万元的利润，这在当时是一个商业奇迹。

然而，在那个年代，“做生意”这个词似乎并不受欢迎。他做得很好，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再次受到批评。直到十年后，我才平反，再次站在人生的岔口。

1978年，刚刚平反的褚石坚已经50岁了。当时，玉溪地委书记白水玉找到他，试图说服他继续在地委工作。然而，楚石坚似乎认为他不适合当官员，而更适合当商人。于是他选择了一家叫玉溪卷烟厂的工厂当厂长。

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成就了他的人生，当然也改变了玉溪卷烟厂的命运。

今天，红塔山集团官网上有这样一段话：

“红塔山”真正的增长是在1979年到1996年，期间“红塔山”的销量从最初的1000箱增长到1996年的近90万箱。相信包括他的竞争对手在内，没有人会对这段中国香烟有任何异议。

这十八年也是褚石坚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的十八年。

玉溪卷烟厂成立于1959年，那时的褚时健还在改造。云南产烟，于是从上海调来了30台卷烟机安置在玉溪，一起来的还有36位卷烟师傅。这些师傅和机器，便是这个厂子最原始了资本。

生产出第一批香烟之后，当时的领导以玉溪当地一座元代古塔为原型（这座塔在“大跃进”时期被刷红了），设计了“红塔山”这个品牌，并一直沿用至今。

在改革春风吹满地之时，旧的事物当然也要一并改革，包括这个暮气沉沉的卷烟厂。

1979年，当褚时健接手玉溪卷烟厂的时候，虽然这个厂子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有了60台卷烟机，每年最多可生产30万箱烟，但整个卷烟厂实际却是一盘散沙、士气低落，很多设备也非常破旧。至于该厂的“拳头产品”红梅烟，质量差到被百姓嘲笑为“红梅红梅，先红后霉”。

改革开放后，国外的香烟如潮水般涌入，什么骆驼牌、万宝路等等，凭借其精美的包装和优异的质量，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击溃了落后的国产香烟，而且人家的价格往往高出几十倍。

面对如此困境，褚时健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先是到意大利去学习先进的技术，回来后立马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1982年，褚时健将玉溪卷烟厂生产的香烟分为高端、中端、地段三个档次，分别对应“红塔山”、“阿诗玛”、“红梅”三个品牌。这种定位，在当时中国无疑是走在了前列。

1987年，经过采用“串换辅料”的生产方式、“第一车间”革命、建立“三合一”体质等一系列改革之后，玉溪卷烟厂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行业No.1。次年，国家解封烟草管制，玉溪卷烟厂的凭借其高质量的产品迅速占领全国市场。红塔山、阿诗玛、红梅销量包揽全国前三甲，玉溪卷烟厂也站在了亚洲烟草公司的最顶峰，褚时健也获得了“亚洲烟王”、中国“烟草大王”的称号。

随着企业的发展，荣誉也接踵而至，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不一而足。同时，红塔集团在他历任的1996年，缴税达200亿，相当于当时三分之一的军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工资水平和一名普通工人相当，18年工资总收入为60余万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

1994年，贵州一起涉及5万件红塔山香烟的经济案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由当时的一位长者亲自批复，不能姑息此类问题。随后，河南省内一起投机倒把案件再次将褚时健卷入其中，他的妹妹、弟弟、女儿、外甥被相继逮捕，1995年底，褚时健女儿因不堪压力在狱中自杀。次年年底，褚时健被人也在云南被捕。1999年1月，褚时健因174万美元被判无期。2002年，褚时健因重症糖尿病保外就医。

按理说，一个古稀老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打击之后，或许就此看开，去过一段轻松的人生。但褚时健没有，他像一个战士一样，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战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