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哈佛商学院上海校友会举办的全球创业大赛亚洲区总决赛在上海落下帷幕。
每年有哪些创业项目入围，投资者如何评价，总会在来年给一些行业一些新的启示。
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入围的很多项目都与“居家经济”“远程共享”有关，与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关。
对参赛项目的分析和点评，也是从投资者的角度窥豹，探讨上海如何走数字化转型之路。
项目几乎都指向在线经济
评委们的大疑问是，AI的辨别能力到底有多强？
今年进入总决赛的8个创业项目中，4个来自中国队，其余来自印度队和新加坡队，地域特色鲜明。每个项目将在8分钟内逐一路演，评委将立即提问和评论。气氛热烈而紧张。
与往年在陆家嘴郭进中心的现场路演相比，今年除了参赛选手和评委之外，还有100多位投资者在线参与，气氛更加国际化。就拿参加活动的评委和风险投资家来说，他们前几年受到当地人的限制，但今年更多的人来自世界各地。
那么，今年的创业项目有哪些特点呢？答案指向线上经济，几乎所有项目都与数字化转型有关。
例如，健身计划。创业团队通过手机App和AI监控，随时监控人们的姿势变化，AI可以立即判断姿势的准确性。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锻炼。
企业家认为，健身的困境在于，每个人都想保持健康，但出于总是努力节省体力的本能，很难保持锻炼。目前中国市场的健身布局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实体健身房和直播间，另一种是线上家庭应用设备、家用跑步机、划船机、智能手表和Keep应用。无论哪种，现有的服务还是比较初级的。
健身房有私人教练指导，锻炼效果不错，但是很贵。此外，由于实体店的地理限制，在路上需要时间，人们也不容易坚持。在线健身App、免费健身视频等。具有成本低、无交通费用、不受地域限制等优点，但缺乏专业教练的指导和监督，个性化的互动，而且锻炼的整体效果差，这使得一个人很难靠自律坚持下去。
针对痛点，这个创业项目的主要模式是在线辅导AI。这个项目有一个小规模的测试，组织了一个为期7天的减脂训练营，一个教练教了7个学生。价格从每班50元到100元不等。学生可以随时直接通过微信小程序访问。在教练端，AI会根据标准姿势进行判断，屏幕会直接标注：学生A状态良好，学生B姿势错误，学生C表现最好，学生D已经完成.最近一周活跃用户比例为80%，课程完成比例为100%。
评委们的大疑问是，AI的辨别能力到底有多强？创业者回答，团队有一套自己开发的算法，AI可以准确实时识别高速运动造成的图像模糊，深度学习，构建自己的运动数据集。当然，技术其实比想象的要复杂。比如在家锻炼时，人站在复杂的背景前，AI检测动作时，也涉及到背景分割、提取和重映射。
健身结束后，AI会进行数据分析。比如学生的临界深蹲次数为4次，准确率为98%；抬腿和侧踢的临界次数为11次，准确率为80%.最后，将发布一份详细的个人行动报告。
技术的不确定，是一大掣肘
一开始判断新经济、新事物并不容易。起初，大多数人没有看到前景
“这些项目是疫情后人们产生的新需求。”哈佛商学院上海校友会会长龚彦滟评论称，在新的疫情形势下，线上消费场景和服务场景开始大幅推进，带来了人
那么，与传统产业相比，新数字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孵化和发展有什么区别吗？
龚彦滟认为，首先要看市场空间和未来应用前景。比如在家庭健身领域，未来有没有市场？目前投资者和评委的一致回答
是有，潜力巨大，一旦做成，其规模和效应难以估量，因此都给项目打了高分。但几年前，滴滴打车刚出现时，许多人并不觉得它有市场潜力。有人认为出租车扬招方便，出租车公司也有订车电话，人们为什么非要使用打车软件呢？结果市场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不少投资人觉得虚拟货币只是个概念，可结合区块链技术，未来就难说了。
对新经济、新事物，最初的判断并不容易做。很多新技术，一开始大部分人没看出前景。新赛道没有标准可言，带有一定感性成分，不同领域的创投人意见可能会截然相反。“但这毕竟是一个概率游戏，你看不到，总有人能看到。”龚彦焱说。
新经济的第二个难点则是技术。技术能否突破？何时才能突破？没有人知道。近几年，AI领域的创投人一直期待着机器与人的交互达到较高水平。目前，视觉、听觉等传感器已经发展到很高级别，然而机器整体依然不能像人一样进行“灵魂感的交流”，即便深度学习，依然能力有限，迟迟没能技术突破，也让一拨热潮渐趋冷静。技术上的不确定性，是发展新经济的一大掣肘。
此次大赛的健身项目，属于“Motion AI”（动感AI），这项技术的发展方向一直备受投资人关注。比如从体态、表情，可大批量分析孩子对学习是否有兴趣，可大批量线上面试应聘者等，人与物的交互技术一旦成熟，场景与商机简直突破想象力，科幻片中的画面都有可能成为现实，如家庭护理机器人。
然而，受制于技术，目前“Motion AI”的应用场景并不明晰，光看微表情、动作，机器很难准确判断人的内心，与人有效交互。本以为这个领域就此搁置，没想到疫情倒逼出了新灵感，健身应用仅依赖AI分析人体固定的姿势，针对性强，技术容易实现。一些专业游泳教练、网球教练等，过去自己拍视频观看来分析运动员的姿势问题，现在AI算法说不定可以极大帮助专业训练，未来可能拉动中国体育产业更上一层楼。
而最难的，归根结底还是对人的判断。要看创业团队是否靠谱，是否能顶住压力、披荆斩棘，人是所有创业成功与否的根本，这个宗旨始终不曾改变。
数字化转型，企业大势所趋
现在几乎所有成规模的公司都愿意为线上服务买单，只看工具体验是否足够好
创投人周浩（化名），对另外两个高分项目颇为肯定。
其中一个是“云聚会”在线服务App。疫情倒逼之下，在家办公的员工越来越多，大批企业开始全面数字化管理，市场上类似的应用迎来一拨热潮，如钉钉、ZOOM、飞书等。通过App软件，员工们在家就可以团队协作、策划项目、开视频会议、举办比赛、报销账目等。
然而在线办公的普及，也有一定弊端，让企业传播文化、凝聚员工变得越来越难。在线办公时，工作相对显得更加事务性和契约性，甚至有人开始怀念与同事的互动和联系，员工心理健康受到一定影响。由此可见，紧密联系的场所依然不可或缺，甚至对企业发展人力资本至关重要。有学术研究认为，在公司的欢乐时光里，有那么多不同部门的员工在一起，这些促进人际关系发展的小事情，或许才是生意成功的关键。
该项目创业者认为，目前市场上的在线应用并没有真正培养人际关系，只是注重一般的功能联系。在家工作没有问题，但员工关系和情感联结同样不可忽视。他希望研发一个体验更好的“云聚会”工具，根据智能算法，自动判定对话场景，鼓励创造性协作、多样化包容，无缝集成各类场所，包括聊天、开会，甚至举办大型会展活动。
周浩分析说，下一代在线企业服务已是一个风口，市场上诞生了大量工具App。比如2021年新年，钉钉推出的“年会包”特别好用，3个人就能把一场大会轻松揽下。
疫情之前，可能还有人顾虑，企业是否愿意为额外的线上服务付费，但疫情发生后，这个不再是问题，各行各业都意识到，线上服务、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现在几乎所有成规模的公司都愿意为线上服务买单，只看工具体验是否足够好。以此来看，今天现有的在线工具还在功能早期阶段，面向未来的下一代产品，塑造更逼真的场景体验、更人性化的情感联系，确实是一种发展方向。
第三个高分项目则来自印度团队的在线教育。今年大赛有3个项目都与在线教育相关。中国市场目前已有不少案例，学而思、作业帮、猿辅导等，几乎都已成为数百亿元级别的公司。说到底，亚洲竞争激烈，人口众多，教育是破圈的投资，无论经济怎么变化，对人的投资不会降低，加上服务的在线化、数字化，布局在线教育是最不坏的选择。
“3个高分项目都在说一个故事：服务的线上化。”周浩说。另一位创投人王德荣也有同感：“今年的每个项目几乎都与数字化相关。实际上，这些工具一直存在，但疫情倒逼下，有了新的用户需求、服务环境，创业项目就有了新特征。”
疫情新常态下，除了医药生物板块，就数科技类板块涨幅最快。大量传统行业线上化是大势所趋，这个方向其实已经明朗——谁先抓住在线经济、数字经济，谁就有可能在未来10年独领风骚。
别轻视生活服务的创新
如果有关部门能成体系地扶持，顺水推舟，其实能事半功倍
整体看，如今新经济的创业门槛貌似低了。云服务、AI计算已经变成底层服务技术，几乎所有项目都会涉及，它们不再是亮点，而是常用工具。科技投入、疫情加推，云服务商近两年有了较大发展，购买服务变得容易多了。
但另一方面，对创业者的要求反而更高。今天的创业者，不太可能是一个“技术小白”，他或他的团队必须熟知在线技术、云、大数据等底层工具，才能创造出有价值的新经济内容。
那么，在这拨数字化转型中，上海有哪些优势呢？
龚彦焱认为，前一拨互联网创业热中，深圳具备了完备的供应链，北京纯互联网模式的项目多，而上海生活服务类项目更多，比如携程、拼多多、大众点评等。这可能与上海人热爱生活、对生活品质更为关注有关。
如今，上海的优势仍然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优势产业，如生物医药。长三角周边康养类生态已经日趋成熟，上海也不乏高端技术人才。二是生活服务类，比如在线健身这个项目特别典型。
生活服务类看上去“不起眼”，听起来“不高端”，但实际上如滴滴、美团、饿了么等，可以大量带动就业，激活社会资源，累积城市新型技术人才。上海在生活服务类上更容易做出成绩，并非偶然。
王德荣在新加坡长大，又在中国香港、北京住过几年，目前住在深圳，由于投资搭档住在上海，4年来，他频繁地在上海与深圳之间穿梭，对几个城市都很熟悉。
他认为，首先，上海的优势是消费氛围好，零售方式多样、消费服务丰富、生活方式精致，如24小时便利店、各类大型商场、不同类型超市、多元的零售环境等。上海消费者购物要求高，愿意尝试新事物，在全国比较超前，所以消费品类数字化转型，上海走在全国前列的可能性很大，这个领域的创新是上海的机会所在。
但目前政府的产业扶持不太关注消费服务领域。“如果有关部门能成体系地扶持，顺水推舟，其实能事半功倍。”周浩说，就像苹果手机那样，做到极致，该领域同样能影响全球，别轻视生活美学、消费服务类的创新。
相对而言，北京传统文化厚重，大型商场并不算多。深圳比较年轻，愿意尝试新东西，文化、娱乐、生活方式不占优势，互联网科技上则优势明显。
其次，从上海整体经济结构看，国有企业不少，数字化空间潜力大，只要有适合的工具，耐心分析和规划，国企的数字化转型可率先展开。
再者，新经济产业，如电动汽车、无人驾驶、AI等，上下游很多产业布点在上海，是激发创新的温床。尤其是AI应用和大数据，前提条件就是要有大量数据、人口密度、多元玩法。
在上海，想象空间大，只是有了数据远远不够。数据的抓手是什么？切入应用的角度和场景是什么？万事开头难。
上海新经济的腹地在哪里
就像纽约的人才流向新泽西，上海也得有腹地支撑，才能为低成本创业带来可能
上海当然也有一些短板。
上海的创业成本相对较高，而监管规范又相对严格。从社会治理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典型如上海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交口称赞。然而到了发展新经济、数字经济这类新领域，优势有时候反倒容易变成劣势。
新事物诞生之初，原有的法规和条例往往滞后，比如星巴克烘焙工坊，把生产过程搬到消费场景中，当时需要突破各部门原有的行业规范条例才能成功落地。星巴克尚且如此，那么一些初创企业还名不见经传时，又该怎么办？
如今回头看，能坚持从上海起家的互联网企业，如B站等，几乎都偏重生活美学，依赖文化生活方式来驱动。因为上海有更多理解动漫文化的人，有更多喜欢电竞比赛的观众，有一批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消费阶层，所以这类企业权衡利弊后，更看重上海的文化氛围。在发展早期，员工们往往用粉丝一样的心态在工作。
但其他类型的互联网企业若想在上海活下来，面临的是比别的城市更严的行业管理标准。当然，监管规范严一定是好的，但对新事物，某些条例如果滞后，有没有一套灵活的、专业的判断和资源协调体系发挥作用，而不是一句“不符合规范”就拒之门外？
又比如城市智慧大脑是一个新兴领域。尤其是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对此需求强烈。但周浩认为，现实未必如此。
当社会治理本就不错的情况下，管理部门对技术的渴求反倒没那么强烈。“我遇到过一些二、三线城市管理部门。”周浩说，“基层执行力不强时，他们反倒更倚重技术手段。”
另一位创投人则表示，创新成本高一直是上海的“老大难”。上海至今仍然没有地方像杭州余杭区那样形成品牌效应。
他提及一个创业者的心理：当思考公司注册在哪里时，且不说税费、房租这些优惠政策，杭州的人才性价比显然更高。而如今，杭州、深圳大量数字人才外溢，甚至开始往长沙、武汉流动。
长沙、武汉也是教育大城，房租成本、生活成本相对长三角较低。同级别大学毕业生，长沙、武汉的人力成本比上海低很多。企业可以在长沙、武汉建立人才中心、营销中心、物流中心。事实上，小红书等一批新型企业已纷纷在武汉等城市成立分中心。
如今，上海企业培养出来的顶层人才，一旦辞职创业，还是不得不离开上海，采取北京+深圳、杭州+深圳、深圳+武汉的模式。
上海的优势是顶层人才，顶层人才舍不得离开上海丰富而优质的生活。那么未来，高科技研发中心在上海、顶层人才在上海，能否形成上海+苏州、上海+长沙等“头部+腹地”的模式？
就像纽约的人才流向新泽西，说到底上海也得有腹地支撑，才能为低成本创业带来可能。张江一度是上海的腹地，而现在“五个新城”究竟是各自发展，还是成为上海整体发展数字经济的腹地？
哪里是上海的硅谷？一切回到这个问题。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