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日报
镍和钴作为重要的战略材料，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金属材料。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面临镍钴短缺的困境。当时从国外进口一吨镍需要15吨好虾或者73吨优质小麦。
1958年，地质学家在甘肃河西走廊广阔的戈壁上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镍矿——金川铜镍硫化矿——。60年来，金川人民始终秉承以资源、以产业报国的崇高理想，谱写了中国镍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多彩乐章，站起了中国镍钴工业的脊梁。
创业记——
去戈壁打造“镍都”，走出戈壁重新创业
在金川集团档案馆，编号为“001”的档案其实是一张小纸条，上面标有两组化学符号和数字：“民乐C1:Cu %:0.06；ni %:0.11；永昌C2:Cu %:16.05；Ni%:0.90英寸.这张泛黄的纸记录了金川镍矿的发现历史。
祁连山和河西走廊下，为共和国寻找矿产资源的队伍匆匆而过，沉寂了亿万年的荒凉戈壁开始苏醒。1958年10月，祁连山地质队对两个矿样进行测试对比，发现永昌采集的矿石含镍0.90%，含铜16.05%。
“如果搞三五万吨铜，那就不算什么；如果能拿到三五吨镍，那就不一样了。你必须把号码挂在北京和地质部。”看到测试结果后，时任祁连山地质队工程师的陈欣激动不已。陈欣将这张小纸片收藏了40年，1999年捐赠给金川集团，并亲自书写了测试单的来历。
1959年，国家决定建立永昌镍矿，开启了我国镍钴工业的发展史。大学生、技术员、工人.来自世界各地的建设者聚集在茫茫戈壁，成为金川最早的企业家。他们有不同的教育水平，不同的个人特长，不同的口音，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尽快为共和国摘掉“穷镍”的帽子。
何焕华，广东人，1960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成为金川冶炼厂筹建处技术员。"虽然是技术员，但当时干得最多的是体力活."80多岁的何焕华回忆说，当时无论是什么岗位，都要自己扛。虽然他住在窝里，吃着吃不饱肚子的粗粮，但每个人都充满了能量。
建厂初期，为了早采早产镍，在设备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一线开拓开挖采用人工作业，用钢钻和锤子钻孔，用耙子和簸箕手工修整，提筐上架运输。自行试验、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全部采用国产设备的金川一期工程，在短时间内开辟了生产工艺，奠定了我国镍钴生产技术体系的基础。
1964年9月，设计年产高镍锍1200吨、电解镍300吨的第一套冶炼生产工艺在金川建成投产。当年生产高镍锍2041吨，电解镍22.43吨。随后几年，金川镍矿先后提炼出铂、钯、金、银、锇、钌、铑、铱八种贵金属，为金川成为中国镍钴生产基地和铂族金属提炼中心奠定了基础。1966年邓小平视察金川时，曾称赞金川的矿产资源是国家不可多得的“黄金娃娃”和“聚宝盆”。
“金川矿产含有21种有价金属，目前我们已经能够提炼出16种。”金川集团董事长王永前表示，经过近60年的建设和发展，金川集团已生产镍20万吨、铜100万吨、钴1万吨、铂族金属3500公斤、金30吨、银600吨、硒200吨、化工产品560万吨。
从荒芜的戈壁滩到企业创办的年轻城市金昌，金川第一代企业家见证了“镍都”的诞生，经历了中国镍钴工业从小到大的历程。但金川人深知，即使拥有亚洲最大的铜镍硫化矿，企业也要走出去，延续资源基础。从1990年开始，通过招标承接巴基斯坦山达克铜金矿项目的部分建设任务，到现在出国寻找资源，金川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
“截至2018年，我们在境内外直接股权投资68笔，其中境外直接股权投资11笔，占股权投资总额的47%。”金川集团国际资源与资本部总经理王红林告诉记者，金川目前通过收购国内外矿业公司，拥有10个部外矿山。曾经生活在祖国西北一隅的金川人，乘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走出了跨国经营的海外创业之路。
邢启基——
“金娃娃”有“传家宝”，还要用“传家宝”
“金川的头发
展史，就是一部科技进步史”，这句话不仅金川人耳熟能详，在国内镍钴工业领域也有广泛影响。说起科技攻关，金川人都会骄傲地说，“这是我们的‘传家宝’！”这个“传家宝”从何而来？要从“方毅八下金川”的故事说起。金川镍矿的发现，为新中国提供了紧缺的镍钴资源，但是受矿山复杂地质条件等影响，金川生产建设和发展十分缓慢。
“上世纪70年代末，露天矿老采场趋近闭坑，主力矿山二矿区遇到技术难题，迟迟未能建成投产，金川面临‘无米下锅’的严重威胁。”从最初的鼓风炉，到矿热电炉，再到后来的镍闪速炉，金川集团原冶炼技术高级工程师刘安宇是经历了金川各种冶炼系统的技术员。这位83岁高龄的老人回忆说，金川一期工程规模设计年产1万吨电解镍、5000吨铜、60吨钴，但一直未达到设计生产能力，镍产量长期在六七千吨之间徘徊。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金川被列为全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大基地之一。当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视察金川，在第一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对加速金川镍矿开发和综合利用作重要指示，拉开了金川第一轮科技联合攻关的序幕。此后9年间，方毅同志8次亲临金川，组织科技联合攻关工作。
“金川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国务院分管领导8次到一家企业组织科技攻关，这在全国范围内都很罕见。”刘安宇至今仍记得当年科技联合攻关的盛况：全国50多家单位的数百名专家同金川科技人员一道，进行了跨系统、跨行业、多层次、多学科的联合科技攻关，攻克了制约金川发展的矿山建设和生产进度缓慢、镍铜金属选冶回收率低、伴生金属综合回收和环境保护等诸多技术难题。
持续10多年的金川第一轮联合科技攻关硕果累累：取得重大科技成果154项，其中113项应用于生产实际并获省部级以上奖励，2项获国家“六五”“七五”科技攻关奖，5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9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89年“金川科技联合攻关与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3年至1985年，金川公司3年迈出三大步，镍产量突破万吨大关，达到2万吨。
自此，联合科技攻关的协作精神成为金川人的“传家宝”，也让金川人创造了一个个有色冶金领域的“世界领先”。贫矿资源的综合利用是长期困扰金川的技术“瓶颈”，2006年，金川集团联合澳斯麦特有限公司、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开发JAE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将富氧顶吹浸没熔池熔炼技术运用于镍熔炼工艺中，不仅代替了原有高能耗的电炉镍冶炼工艺，也大幅提升了企业镍生产能力。
“通俗地说，这台炉子就是专吃‘粗粮’，不仅消化公司自有的贫矿，每年还有30%到40%的加工原料需要外购，一天就能吃掉3000吨的‘粗粮’。”金川集团镍冶炼厂办公室主任张永恒指着富氧顶吹炉告诉记者，这项重大技术创新属于世界首创，环保性能优异，烟尘率仅为2%至3%。
用活“传家宝”，持续开展科技联合攻关，金川集团收获了多项重大核心技术，亚洲第一座镍闪速熔炼炉、世界首座铜合成熔炼炉、世界上连续回采面积最大的机械化下向充填采矿法等国际领先的装备和工艺技术相继在金川诞生。
2012年12月，第19次金川科技攻关大会全面启动了新一轮科技联合攻关，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目前，参与金川产学研攻关合作单位数量超过60家。同时，致力于解决我国镍钴资源综合利用的关键和共性技术难题，金川集团联合中南大学、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等知名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共同创建了镍钴资源综合利用产学研创新技术联盟。
金川集团科技部副总经理程少逸告诉记者，“十二五”以来，金川集团组织开展各类科研攻关课题400余项，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26项，已取得重大成果149项，其中60%以上的成果已应用于生产实践。
转型记——
不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也要将资源“精加工”
“妖镍”“过山车”——近年来，由于有色金属价格震荡，这些词在市场频现。
“高质量”“转型”——随着市场变化，这些词也在金川集团决策层中频频提及。
“近10来年，镍价从每吨40万元一度跌到五六万元的低谷，金川也经历了一次浴火重生。”王永前说，“缓过劲儿来”的金川集团在思考，如何由传统的粗放式经营，迈向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内在要求的高质量之路？
2013年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金川集团兰州科技园时，对金川的发展寄予厚望，强调“必须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核心和培养造就创新型人才这个关键，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总书记的嘱托，为金川人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注入了新的活力。据统计，2016年至2018年，金川集团申请专利1558件，获授权专利1099件，其中发明专利155件；获得软件著作权141项；制修订国、行标36项，成为国家首批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国际标准研制创新示范基地。
在人才培养方面，金川集团按照“适者为才、人尽其才、尊重价值、多元激励”的人才理念，采取多种方式鼓励科技创新，为各类人才成长和施展才华搭建平台。在金川这样一个科技创新有着雄厚家底的企业里，杨秉松从一线的仪表工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人尊敬的“创新能手”，并破格进入人才济济的金川镍钴研究设计院。
“有些仪表使用寿命太短，经常要更换，我自己也觉得烦。”因为嫌麻烦，杨秉松开始琢磨如何改进仪表。2013年以来，杨秉松先后开发出高温氧化还原电位电极、炉壳真空计、萃取液色度测量仪等28种自动化仪器仪表，创造经济效益2800多万元，并取得了20项专利授权和40项软件著作权，有些产品不仅完全替代进口，还出口到国外。
在金川，几乎每个车间都有像杨秉松一样喜欢琢磨钻研技术创新的工人。为此，金川集团不仅设立了科技进步奖、专利奖、标准奖等科技创新奖励体系，还设立了职工技术创新奖等群众性创新奖励体系，每年用于科技奖励金额1000万元。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指示精神，金川集团根据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公司发展规划和技术需求，确定了12个重点领域及各领域的攻关方向，启动了“低成本镍矿冶炼关键技术及工程化应用研究”等6个重大研发项目，开展新一轮的科技攻关。
“近几年，我一直在关注信息化、智能化、新能源这三个领域，思考我们的铜产品和贵金属产品能在这些产业里做点什么？”嘴上说是在思考，金川集团铜业公司董事长汤红才实际上早已动手实施了。2017年，他们就开发了用于印刷电路板电镀的高纯硫酸铜产品，用于储能领域的电解铜箔也已投放市场。
汤红才们的思路转变，正是因为前几年的“生存保卫战”。“以前粗放经营，我们只管生产，不算成本，也不管销售，最多的时候40万吨的铜精矿大仓堆得满满的。那可是上百亿的资金啊！”汤红才说，2016年通过管理模式变革，铜业公司在当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现在一年的库存原料只有6万吨，从最严重时亏损10多亿元，到2018年实现盈利3亿元。
铜业公司的变革，是金川依靠改革创新转型的缩影。“不能只靠卖资源，还要做好产品结构调整来筑牢百年基业”成为金川人的共识。
“我们从市场低谷中活过来，价格因素占30%，成本节约和产品结构调整的贡献分别占40%和30%。”王永前告诉记者，2018年4月，金川集团制定出台了绿色高质量发展战略体系，提出到2020年公司有色金属及新材料年产量超过200万吨，化工产品接近500万吨，总产值达到1100亿元以上的目标。在总产值中，有色金属新材料及生产性服务业产值达到474亿元，占比超过43%。
从矿山开采、冶炼，做大自然的“搬运工”，到瞄准科技前沿、市场前沿，做有色金属精加工、深开发，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上，金川人已经启航。（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