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提出“后摩尔时代集成电路潜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构想。今天，结合“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概念，谈谈我对中国产业政策范式转变的初步思考。
一个
要谈产业政策范式转变，首先要搞清楚我们一直在实施的产业政策范式是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如何评价它的有效性。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大多数产业和企业都远离全球技术前沿。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正处于技术赶超阶段。其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引进、吸收和本地化外国先进技术。本土化是指基于我国资源禀赋特点的适应性创新。而且，这些进口技术可以用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从而实现经济赶超的大目标。可以说，这是理解中国产业政策的逻辑起点。
经济追赶阶段中国产业政策最大的特点是费涛在书中明确提出，也是很多学者指出的“选择性”特点。“选择性”不仅指选择特定的行业，也指选择特定的企业来实现追赶的政策目标。也正是在这一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特征：(1)目标主体上，产业政策偏好扶持大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大企业的特点往往是资本密集，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或者更倾向于支持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帮助其尽快做出大规模的项目。(2)工具选择上，产业政策偏好要素价格干预型政策工具——，比如打压利率和打压工业用地价格。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长期经济政策一直以金融抑制为特征。我们也可以理解，实施金融抑制政策是为了配合产业政策。抑制利率配置金融资源，抑制工业地价配置土地资源，从而使被支持企业在规模化过程中降低成本。此外，各级政府也更倾向于采用鼓励企业并购的产业组织政策来设立龙头企业，以实现规模化效应。(3)行为导向上，产业政策偏好鼓励出口,还是产业选择，偏爱有利于出口的产业和企业。因为大规模生产可能会让我们很难依靠国内市场消化它的产出，所以我们必须利用国际市场来完成这样一个过程。这三个方面是选择性产业政策非常明显的具体特征。
如何评价赶超阶段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效果？从结果来看，这项政策似乎相当有效。毕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制造业环节的比例最高。为什么这个产业政策相对有效？在我看来，两个因素的存在降低了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潜在错误概率。这两个因素中的第一个是制造环节或服务环节本身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如果这个行业真的具备规模经济的特征，相应的产业政策就有可能成功；二是在追赶阶段，成熟的前沿技术有相对明确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路线，降低了选择错误技术路线的可能性。相对成熟的技术也意味着产生新技术的机会有限，降低了中小企业尤其是新创企业选择权的价值。中小企业被忽视，牺牲的机会成本很小。刚才，何军老师谈到了高铁的成功。我认为高铁符合这两个特点：规模经济和技术路线清晰。高铁固定成本巨大，规模经济突出，高铁的很多技术都是在德国、日本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我们有自己的创新。因为这两个因素，选择性产业政策出错的概率大大降低，换句话说，就是
此外，选择性产业政策之所以有效，还有另外两个原因。首先，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权力分享结构，中央政府的权力高度同构。基于理论模型，我和我的合作者发现，在这种分享制度下，地方官员为了兼顾政治晋升和个人物质利益，往往会支持生产力最高的企业，因为这是他们的最优行为策略。只有尽可能支持高效企业，才能实现企业家的最大租金，企业家的最大租金也意味着官员权力的最大租金。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选择贫困企业的动力较弱，这也是选择性产业政策有效的原因。
二是选择性产业政策追求出口导向，出口导向的内在要求是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选择性产业政策选择的很多产业确实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对于官员来说是不符合激励的，因为更难实现他们想要追求的产业政策目标。出口导向恰恰促进了中国参与全球分工，有利于提升企业
生产效率和提升竞争力。即便如此，我们并不能认为这种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上是帕累托最优的。前面我们认为它大体有效，但恐怕很难说它达到了最优。原因同样有几个方面：一是地方官员往往是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当中而不是在全社会去选择效率最高的企业，所以，这种选择本身往往包含着削弱竞争的色彩。地方官员不能让跟自己没关系而更强的企业把自己选上的企业打趴下。这导致被选出来的企业一旦被保护起来以后，就会慢慢失去其既有效率，最后变成企业内部无效率——Ｘ无效率现象，这个现象会随着时间而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后果。
二是因为选择性产业政策偏好采用对生产要素价格进行干预的政策工具，导致中国的出口虽然有比较优势因素在发挥作用，但是又掺杂了绝对优势因素。降低生产要素的价格会降低企业的绝对财务成本，从而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这是人为创造的虚假优势，导致相比于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评判的最优出口量，企业的实际出口量或者说产业的实际出口量往往是过度的，我们出口太多了。过度出口不但没有效率，而且诱发中国和国际上其他国家严重的贸易摩擦现象。这种现象跟选择性产业政策所使用的工具本身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第三，价格干预型工具容易滋生寻租和腐败。因为优惠价格给你也是给，给我也是给，谁跟政府有关系就更容易拿到低成本资源，企业就会去寻租。寻租本身最大的浪费是寻租过程所消耗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被白白损耗掉了。由此引发的更加严重问题是，被公关的政府官员把追赶阶段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某些目标——比方说要去追求更高水平的技术、追求规模经济——都被放弃了，最后选出的不是有更高技术水平的企业，不是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当然，也会导致被扶持企业规模过大而变成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所以，和计划经济相比，政府用选择性产业政策代替计划，这的确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提高了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促成了中国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和理论上的帕累托最优点相比，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成效恐怕会有相当大差距——尽管严格意义上我们并不知道那个最优点在哪里。即便跟标杆国家比如美国相比，这种产业政策的缺乏效率也是显而易见的。今天公布了最新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的几篇论文，其中有一篇是谢长泰和Klenow讨论中国和印度的生产率与美国生产率相比有多大的差距。他们发现，中国和美国的生产率差距大约在30-40%，显然这是相当大的差距。
二
我们要进一步阐述，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部分企业、部分行业逐步走到技术前沿，更重要的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对于那些既有技术会产生创造性毁灭效果，使得中国和技术前沿国家在传统技术中的差距变得不重要了——在传统技术上中国跟先进国家本来是有差距的，但颠覆性技术一来就抹平了。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出现使得中国的部分企业、部分行业和原来技术先进的国家有可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中国一直以来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尽管过去看上去产生了一定成效，但随着这个新时代的来临，正面临着全面失效的危险。为什么它可能会全面失效？过去的成功为什么会成为未来的陷阱？对此，我想强调几点：
第一，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确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如汽车行业的无人驾驶技术，如刚才贺俊特别谈到的5G技术。尤其是，现在中央非常关注的半导体行业，随着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半导体制程节点已经来到5纳米，正在向3纳米前进，到达5纳米后，量子效应就要出现。不是说物理意义上不能继续，而是量子效应出现后，测不准原理起作用了，从而使硅基半导体集成电路器件功能失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过去基于摩尔定律以提高晶体集成度来降低成本的技术路线必然要被打破，这一点是确定的。现在不确定的是，颠覆性技术新路线的方向在哪里？是开发新材料吗？碳化硅、氮化镓、氮化铝，还是金刚石？有这么多新材料可供我们去开发，但人类尚不知道哪个方向会有更好的发展。还是要开发新工艺，要把芯片架构搞得更复杂些？还是要引入新的设计理念，从单个系统集成到多系统多功能集成？现在这些方面都在被加以尝试，最终需要市场竞争来决定颠覆性技术突破方向。
第二，颠覆性技术的不确定带来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规模经济不再重要了，甚至是危险的。为什么？选择性产业政策一旦选错了技术路线，前面砸的钱就全军覆没了，甚至由此失去技术开发的先机。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高清晰电视上选择模拟技术是一个失败的惨重教训，今天对我们依然具有警示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目前中国5G发展战略的评价我更愿意持保留态度，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中国的5G技术路线未来能否成为世界主导的技术路线。譬如，马斯克希望把上万颗卫星打到天上去，形成所谓“天网”，那个东西弄出来我们的5G网络的价值会面临巨大挑战。今天我们砸海量的钱上5G，但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并不知道。也许有人会说，天网技术可能太超前了，就像当年高清技术电视要做模拟技术的时候，日本也有专家认为，数字技术要传输的数据量太大，短时间根本不能商业化。但谁知道一个非常小的公司，通过算法把压缩和解压缩技术搞出来了，迅速降低数据传输的成本，最终碾压了日本的模拟技术,让日本此前的10多亿美元的投资付诸东流。在技术前沿领域，我们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技术真正有前景，这要通过竞争才能最终被市场筛选出来。由此，规模经济可能没那么重要，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发展的最初阶段。
二是中小企业的选择权价值开始高度凸显，因为潜在最优技术路线很有可能就掌握在某一个中小企业手里。因此，一个国家要在前沿技术竞争中取得优势，一定要发展足够多的中小企业。正是这些中小企业给出的方方面面的技术路线当中，存在着最有前景、最有希望的技术路线。所以，颠覆性技术创新时代中小企业的发展将变得非常重要。
这两个变化直接导致中国过去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成功经验丧失掉其价值，甚至恰恰会成为未来失败的根源和陷阱。我们最近一个经验研究发现，中国“选择赢家”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被选中企业最后果然成了赢家。在高技术行业，政府补贴助推被补贴企业进行更多技术创新，成功地增加市场份额，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没有被选上的企业则出现了生产率下降，因为市场份额被窃取，甚至最终变成僵尸企业。问题在于，恰恰是这些没有被政府选上的中小企业，在颠覆性技术革命的时代里具有重大的选择权价值。如果说在追赶阶段，牺牲掉它们的价值损失不大的话，到了今天，我们要继续坚持选择赢家的产业政策就会非常危险。只有促进创新创业，尽可能多地发展中小企业，让它们快速成长起来，才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重要的选择权价值。由此，产业政策范式要实现从选择性向功能性的转变——这也是飞涛在书中反复强调的——确确实实非常重要、非常迫切。
三
那么，功能性产业政策范式包括什么？特征是什么？有哪些政策诉求？这个问题很复杂，刚才贺俊、飞涛谈了很多，我从自己的理解谈几个初步的想法。
第一、以阿罗上个世纪60年代经典论文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政府必须要鼓励普遍性技术创新。我们团队的上述经验分析文章还发现，一个行业能不能够一般意义上拿到更多的政府补贴，对于促进这个行业的技术创新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用平均补贴率来看功能性产业政策对一个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发现政策相当有效果，哪怕在过去追赶阶段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政府普遍性助推创新活动，帮助企业迈过创新死亡陷阱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怎么补贴还要做非常细致的机制设计。在我们看来，不应根据企业的某些特征去筛选被补贴企业，比如说投资金额达到多少，研究人员有多少，这些东西未必是重要的前提条件。而应该实施基于规则的财政支持政策，比方刚才讲的研发抵免税，你有研发投入我就给你抵免税。今后需要运用更多基于普惠规则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工具。
第二、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时代，颠覆性技术创新机会必须要建立在科学繁荣的基础上。最近中信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范内瓦·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这是科学政策的开创性著作，其中特别强调了企业开展技术开发得到的实用知识都是来自于科学资本，来自于科学本身的繁荣。因此，未来功能型产业政策要和科学政策更紧密地相结合。但是，当前中国的科学政策体系非常破碎，甚至是不科学的，导致基础研究过于薄弱，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
第三、随着中小企业的选择权价值越来越凸显，未来功能性产业政策必须要和竞争政策进一步相结合。如何构建有利于创业创新的营商环境，包括最近讲的反垄断监管，这是竞争政策的核心内容。目前，大量的各种新技术中小企业被并购进大企业、大平台公司，由此其技术被雪藏起来，甚至直接遭到扼杀，这种行为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有足够的监管措施跟上，反垄断监管越来越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第四、科学繁荣和技术创新活跃都要依靠人才。科学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在目前阶段显得越来越重要。这就要求功能性产业政策必须和人才培养政策更紧密相结合。
很遗憾的是，当前中国上述各方面的制度环境都存在很不适应的地方，导致了巨大的激励扭曲。比如说，科学作为基础研究需要以政府的财政收入作用主要融资机制，并且政府不应该干预科学家的研究自由。但是中国的情况是政府给得钱很少，干预得却很多，要求科学家的研究必须服务于政府的特定目标。由此，科学家不得不从社会和企业获得财务支持，从而把社会和企业、乃至政府的有目的性需求变成对科学家课题选择和研究活动的压力，导致科学活动背离了基于好奇心对自然及其一般规律加以探索这一基本目标。
再比如说科学家的考核、评价机制问题。按照范内瓦·布什的话说，科学家就不应该被考核，因为生成新思想所付出的努力是难以衡量的。对科学家成果的评价是可以的，但是谁来评价？国际通行的规则是由学术共同体来评价，而不是由行政机构来评价。在中国，恰恰行政机构主导着对科学家的评价。外行管内行怎么办？数论文篇数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一旦以论文篇数定英雄，大家便选择容易发表论文的研究主题，而那些具有基础性重大理论价值，而发表风险极大、研究成功风险极大的文章就不写了。从提高本国基础研究能力的角度看，这种不容易发表的文章，可能失败的研究一定要有人去做。遗憾的是当前的激励机制下，我们的科学界可能发表了太多理论价值不大的文章。
此外，应用技术开发按道理应遵循市场化机制，从市场上取得融资。但是，恰恰在这个方面中国政府又给予了太多支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设立了无数技术创新基金，鼓励企业搞应用技术开发。企业来申请，只要符合政府设定的目标就给钱。导致在中国哪个产业的政府基金规模越大，这个产业就越没希望。因为企业的研发目标不是为了讨好市场，不是去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而是为了讨好政府，能够拿到政府基金。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现象：中国有大量的技术成果被开发出来以后要等着搞转化。如果技术开发研究一开始就是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的，何来需要市场化转化？技术开发出来后还要大力搞市场化转化，恰恰意味着这种技术开发一开始就没有遵从市场需要，这是制度扭曲带来的问题。
总之，要想在颠覆性技术创新时代转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范式，重要的是需要转换政府职能以适应新的要求。如果政府职能转换和体制改革不能往前推进，过去的经验就会成为未来失败的最重要来源。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一定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甚至落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