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启领采访了柳传志。
这应该是我目前记者生涯中最紧张的一系列采访。没有任何伏笔，以为是微风细雨，但冲进去发现是疾风骤雨。
大概是5月6日的一个下午，被告知去509开会。社长、总编辑都来了，副总编辑贺龙生、副社长张学东、执行编委王海涛也来了，一屋子的领导只知道这是寻找中国创客的动员会。周末，我很快参加了一个由经纬、真格、K2VC组织的创客派对。本想向别人学习，扩大人脉，却意外感染了“鸡血病”。当我看到“创业”和“投资”这两个字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兴奋，现在还没恢复。
5月11日，第二次会议确定了10位Maker导师的总体汇报方向。会议结束时，王宗(王跃春)淡淡地说：“第一份报告将在下周发表！”
下周，下周.嗯，霸道的女CEO就是这样。
会后，我做了一个计算。我的导师很有影响力，也很好说话。最好的候选人是熊晓鸽和李开复。我很快给他们俩发了信息，介绍了事件的背景。李开复说他在美国，下周就来不及了。我的心凉了一半。
与此同时，投资机构应该相互联系。然后进行资源整合，项目分类选择，整理数据库。总之，事情很多。另外，导师的预约也不顺利，那几天我每天都焦虑又抓狂。
直到15号熊晓鸽才最终确认，18号他让我去他的办公室采访。第一期的采访人物终于定下来了。一块石头终于落在我心里。
但是，这份报告将做些什么，需要做些什么来与之合作？整个团队都在摸索，直到采访熊晓鸽的前一天晚上，我才决定谁来拍摄这段视频。面试前十分钟，我还在跟王先生确认导师是否会说一句话。20日下午，我做了这个版本，直到20日晚上，我还在向许小平的秘书确认“导师的话”。因为这个，我被一个来自正格公关部的女生微信黑了。
所以第一次导师面试基本就是在这样狼狈不堪的节奏中完成的。幸运的是，熊晓鸽非常合作。在那天的采访中，他基本上回答了问题和答案。采访结束后，熊晓鸽的秘书说，我很久没有看到熊晓鸽这么好的状态了。
但是因为第一次报道，事情比较复杂，直到20日上午才有时间把采访内容写成文字。写了6000多字，但第一次导师报告只有一版，里面放了一张大照片。最后报纸上的文字被删到了2000字，基本上就是把整个标题都删了。于是，何总(何龙生)评论了这篇文章：“视频比稿子更出彩！”
21号，何先生和我谈过一次。有一句话最让人印象深刻。他说：“你应该把受访者当成你的约会对象。”
约会.约会，嗯，霸道男总裁的思维也很犀利。那我试试约会。
当时我被安排前两周做导师报告，所以觉得第二节课很轻松。虽然和李开复的约会有各种错误，但他从美国回来后，26日下午6点半在创新工场的休息区接受了采访。
我认识李开复很多年了。第一次采访他是在2009年，当时他宣布离开谷歌。后来，他创办了创新作品，接受新京报的周年采访。后来，他生病了，康复了，回到北京，保持联系。
因为熟悉，他谈了很多话题，比如他的病，他对生活的理解，他的创业，投资等等。面试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最后8点左右，在助手的催促下，他匆匆赶去参加另一个晚宴。
他向助手抱怨：“她一上来就关心我的健康，问了很多健康问题，最后我8点都吃不下。”我不得不做鬼脸，表现得像个无辜的女孩。“谁叫你迟到的？”
那天晚上我心情特别好。这意味着我有两周的时间
27日下午3点，501有个会。过了4点，王先生突然问，这期的导师是谁？
我赶紧说导师每两周做一期，但是这一期没有人。李开复昨晚才接受采访，速记会议还没有整理出来。这期肯定来不及了，下周做吧。
p style="font-size:15px;">王总听后默默不语。少顷，转过头来说：“你还是别开会了，回去写李开复吧。”我：……
录音笔还没带在身上，传说中的“末路狂花”，也就大抵如此了。
好在第二期采访的时候，我做了更多的笔记，整理起来相对容易，最后也给了两个版的空间。而且因为谈到了他生病前后，对生命的态度变化，人物也变得立体起来。用编辑何晨曦的话说，看完之后，基本就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性格脾性的人。
第二次“约会”算合格。
但摆在面前的问题又来了，我下周的约会对象在哪里?!这也成为后续所有导师采访的第一个难题。这些优秀的老男人们，每个都很忙，恨不得隔两天就去一次美利坚，要保证每周约会一个，何其难!
第二难则是，不是每个约会对象我都熟，都能一下子找到他的“痛点”和“爽点”(这是熊晓鸽的名言)。
第三个导师徐小平，6月1号晚上敲定采访，6月2号下午就做完了。徐小平人称“老顽童”，但他一开始回答还是不够“坦诚”，习惯性用一些采访标准答案来套，我就只好不停逼问他。
比如谈到他的“识人术”，他不停地举案例，但背后的逻辑只字不讲。几轮交锋之后，他掏出手机，告诉我，秘密武器是一款神奇的软件，但更多时候他也不很明白背后的科学道理，但是懂这方面科学的人告诉他，能让他他兴奋的人，至少是在某个方面给了他强刺激，所以他识人的逻辑还是说的通的。
最后他悄悄说，上一个让他兴奋的记者是彭博社的，还嘱托我要参加他的一个什么峰会，希望有机会合作给他写传记。好吧，他后来就再也没提写书这件事了。
后面采访的两个导师：郭为和周鸿祎，之前都曾专访过，相对熟悉，所以整个采访双方都比较轻松。只是周鸿祎的采访当天，他正在启动手机价格战，整个360公司员工“杀”的眼睛都红了，老周本人嗓子也基本坏掉了，几度发不出声音来，神情很疲累。在他这种状态下，我还要挑战他的神经，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采访中，他有两次停下来说：怎么连你也这样说，你都采访我这么多次了!!
汗，亲，没办法，有时候，采访是这样的哦。
回顾前五个导师采访，基本都是我比较熟悉的人，采访相对比较顺利。只是在采访内容上，一次又一次地调整，希望展现的不是一个光辉导师，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点成功，也有烦恼，同时说点真心话。
导师俞敏洪的采访充满坎坷，甚至有点“火药味”。一开始我从常规话题开始，谈新东方，谈在线教育，俞敏洪看上去很不耐烦。但话题一转，谈到《中国合伙人》，他快速兴奋起来，之后非常开放地分享他的感受、心情、愿望甚至不满。
当你找到一条通往这些“导师”内心的路，就会发现，不管有多大的商业成就和影响力，他们其实和所有普通人一样，也有挣扎，有彷徨。
沈南鹏还保持着“华尔街节奏”，他的时间表是以分钟作为刻度区分的。所以这个采访是在红杉上海的办公室完成的，刚进入红杉的豪华办公区，真有点不适应。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内部的隔断也是透明玻璃，整个办公区就这样透明地展现在你面前。高层俯瞰，一边是成片的老上海低层西式建筑群，一边则是新派摩天大楼，一瞬间，会有种时空交错的迷幻感。
沈南鹏一开始给定的采访时间是半个小时，他的语速跟走路一样，飞快。结果畅聊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看到，红杉的其他同事弹射进入会议室，扫荡之前所有的采访迹象，几分钟后，视频会议已经开始。
柳传志的采访是几个导师采访里最困难的。因为老柳一直很坦诚，也很愿意分享，他创业31年来，接受了无数次各种采访，联想控股也在做“柳问”、“柳答”这样的平台。所以采访前，我做了大量的准备，精心设计了几十个问题，最后对问题进行排序，挑选核心问题。事实证明，所有的准备都是必要的。整个采访，你能感受到柳传志的心怀坦荡，正如他所说，和他聊过的人，就不会怀疑他说过的话。
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很有趣，“约会”真的是一种很好的采访心理。
新京报经济新闻部资深记者 林其玲
本文首发于公号新京报传媒研究(xjbcm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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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