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跟着党走》剧本 创业话剧剧本短篇

电影中，焦回老家看望母亲时，全家人合影留念。(图片由电影/图片提供)

越来越多的历史人物通过当下影视剧年轻化、人性化的呈现，成为当代年轻观众的新偶像。《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和《革命者》中的李大钊是“南方人李”，而《1921》中的李达和他的妻子王已经成为“民族夫妻”。下一个“网络名人”可能是扶贫干部焦。

在几代人眼中，焦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教科书上说，焦尤鲁在1962年至1964年任河南兰考市委书记期间，“热爱人民、艰苦奋斗、科学求真、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些精神被后人誉为“焦尤鲁精神”。1990年，李主演的电影《焦裕禄》，让焦这个身穿中山装，因肝病而面黄肌瘦的形象深入人心。

2021年，焦频繁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电视剧《大决战》共49集，两集主要展现解放战争时期的焦。淮海战役期间，26岁的年轻共产党员焦担任原区分局队长，带领1000多人的队伍走了几千里把粮食和弹药送到前线。不料，道路被敌机轰炸拦截，运送粮食的手推车被炸毁。在紧急情况下，焦带领大家向当地村民借粮，但新解放的农民非常抗拒。焦尤鲁感情用事，最终赢得了村民的支持。

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于2021年8月6日上映，是根据焦秘书二女儿焦守云的口述，以及其母亲许君雅所写的书籍和文件制作而成。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焦在生活中的。他和妻子一起做家务，和女儿一起打扮，沿街卖货，和老母亲一起睡觉，像孩子一样宠着.

演员在片中饰演焦，他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这部电影。没事的时候，他整天陪着焦守云，听她爸爸讲故事。焦守云小时候和奶奶一起长大，十岁的时候被带到兰考和父母一起生活。她怎么也想不到，分开多年的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了不到半年，父亲就去世了。聊着聊着，焦守云说：“小董，我最后悔的是我能叫爸爸的太少了。”

“我经常想，当一个人离开的时候，他能为这个社会留下什么？我是一个演员，演员是播种者，播种责任、责任、爱，也在传递温度。今天我有机会在焦尤鲁的帮助下度过这些难关。”郭晓冬说。

以下是郭晓冬的自我报告。

“像两个父亲那样相互安慰”

我曾经被观众熟知，演过家庭都市剧和《中国好丈夫》。这些角色都是我们编的。角色的成长背景和历史背景可以嫁接，可以想象，可以随意组合。焦是一个活生生的传记人物，他的许多故事都是真实的。如何通过我们的理解来真实地传达这些故事，并试图在没有任何不服从感的情况下理解人物，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大概花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去了解焦裕禄，走进焦裕禄。这期间我其他工作都没有接，只是在做案头工作：走焦书记曾经走过的路，去做他以前做过的很多事情，去采访跟他曾经工作过的工友，采访一些兰考当时和他战斗的村民们、当时的一些干部、跟他一起查内涝盐碱的这样一群战友们，包括去到焦书记的老家，老家的村民、左右邻居，我都会采访。当然最重要的是焦书记的家人，他的二女儿，因为这部电影就是根据二女儿焦守云口述的传记来改编的。我跟她聊了很多，这五个多月几乎一有时间二姐（焦守云）就跟我在一起，我听她讲述她对爸爸的各种印象、跟他之间交流的所有感觉。

刚开始，二姐的一句话真的很打动我，也是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找到了突破口。她说：“晓东，你知道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吗？我最遗憾的是在我能够叫爸爸的时候叫得太少了。”这句话一下扎到我心里去了。因为我也娶妻生子很多年了，那一瞬间，我面对焦书记，就像两个父亲那样，相互安慰、相互拥抱、相互取暖的那种状态，我特别懂那个感觉。

电影中焦裕禄一家人在兰考重聚，焦裕禄与儿子难得的亲情时刻。 （片方供图/图）

二姐从小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十岁的时候，焦书记才把她接到兰考一起生活，但这个时候焦书记身体已经不行了。自古忠孝难两全，对母亲、对妻子，包括对孩子，很多人都会欠缺很多，毕竟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对焦书记来讲，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对家人一定是愧疚的，所以当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尽可能让自己多做一些，为孩子、家人多着想一些。

为了从形象上更接近焦书记，我花了很多功夫减肥。那时候我是80公斤，脸都是圆的，我一定要减到能够让自己相信，从外部形态上具有焦书记这样的身形感觉。开机时我已经减掉了22斤，整个拍摄过程我也一直在减，最终从81公斤减到66公斤，后来减得我都有点得厌食症了，都不想吃东西了，甚至魔怔了，就觉得越瘦越好。

除了减肥，拍摄过程中我要求自己不能喝水，尤其在拍摄兰考这部分的时候，我要尽可能寻找那种大风把嘴唇吹干裂的感觉。渴得不行了，我就用吸管喝一口水，都不敢让嘴巴沾水分，生怕又会把风吹干裂的感觉破坏掉。

最后拍摄病床上的戏，那真是几天几夜没有睡觉，就是希望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开拍前我会在现场做很多俯卧撑，我需要那种极度虚脱、极度没有力气的感觉，让自己完全进入那样的状态。

刚进组的时候，我就要求全剧组从那天开始不要叫我郭晓东、郭老师，希望大家都叫焦书记、老焦，大家也都在极度配合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没有穿过自己的衣服，一直穿着剧中的衣服。我翻来覆去听那个年代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跟着共产党走》《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每天只要一睁眼就听这些歌，出工的路上、收工的路上都在放这样的音乐，包括也去听党课、做笔记，方方面面帮助我进入到那个角色、那个年代。

每场戏基本上都是已经成熟的剧本放在那边，那些事件都是存在的，我的工作是琢磨如何把事件变得生活化、合理化。在整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把他演好，我是在感受他。到了那个感觉，这个人物就应该这么做。

什么是“好人”

我们以为对焦裕禄很熟悉，其实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是在课本上看到的、是在之前那版电影《焦裕禄》里看到的，知道他是一个好党员、人民的好儿子，是一个好的县委书记。当我们慢慢走近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极其普通、平凡的一个人，他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是一个爸爸、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普通的干部，只不过他的的确确怀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是闪着人性光芒的普通人。

1950年代，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为了能自主生产出2.5米双筒提升机，焦书记力排众议，大胆起用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年轻高材生陈继光。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他扛下很多、承担很多，他的台词说得很清楚：“在当下没有一件事比2.5米双筒提升机任务更重要，这是国之重器、国之魂魄。”

电影里研发出2.5米卷筒提升机，全厂欢呼，托举陈继光。 （片方供图/图）

中苏交恶后，苏联专家走了，走的时候把所有的图纸都带走了，还撂下一句话：“你们中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来（2.5米双筒体升机），如果要造，你们把所有的零部件运到苏联来，我们帮你造。”这种轻蔑的态度深深刺痛了焦书记，他问陈继光，我们中国人真的比别人笨吗，真的比别人差吗。这一系列摆在他面前的困难，让他觉得没有任何事比这件事更重要，他觉得可以担起这个责任，让陈继光过来跟大家并肩战斗。

在兰考扶贫的那段经历，是焦书记生命中的一段浓墨重彩。1962年，为了能够搞好农业，一些企业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到基层跟大家共同搞农业生产，焦书记也是在那样的背景下被调到兰考，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我走访了很多人，也看了很多资料，了解到，焦书记不是主动请缨去兰考，而是上面直接指派他去的。

那时候大家对扶贫的概念不明确，扶贫是现在的说法，但是焦书记本身具备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来到兰考，看到家里揭不开锅吃大雁屎的群众，看到在火车站为了一口饭去扒火车、出去逃荒要饭的群众，他觉得他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必须带领大家一起战胜内涝、风沙、盐碱这三害。

我记得我拍戏时，焦书记在他弥留之际，给他的孩子说过一句“你们一定要看得见受苦人的眼泪”，还有他老母亲的那句话“你一定要做一个好人”。“好人”这个词其实是非常抽象的，什么是好人？在我理解，那就是点点滴滴都要具有一定的温度，温暖别人，也温暖自己。

正因为如此，到了兰考，他看到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当时的境况想离开兰考回到城里，离家人近一些，可以照顾妈妈，他不会冷言冷语地对年轻人进行说服教育或者阻拦，都没有，而是说，没关系，我力所能及地帮助你，让你离开这里。

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到十年没回的老家去看望母亲，他很清楚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他知道这次回来对他、对娘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看见娘的时候会像个孩子一样，一声一声不停地喊“娘”。当初我就在想，他是觉得喊一声就少一声。

电影中焦裕禄生命的最后时刻，回老家看望十年没见的母亲。图为他临别前跟母亲告别。 （片方供图/图）

我太太看完这部影片感触很深，她说她看电影的时候一直比较恍惚，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程莉莎的老公郭晓东，还是徐俊雅的丈夫焦裕禄。我儿子11岁，我说，你看了？他说嗯。可能再深层次的情感他读不懂，至少他能看进去。那天看电影的时候，他是和好几个同学一起看的，大家都看到最后。对11岁的孩子来讲，能够看懂而且坚持看完，也挺出乎我的意料。

我拍这个戏感触太多了，可能说的很多话还是属于很亢奋或者感觉是很大的一些话，其实都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甚至比说的这些更热血，就是一个人的精神会渗透到你的血液里面、身体里面，回想起点点滴滴还是为之很振奋的。现在大家都在说“偶像”，我更愿意用“榜样”这个词，我觉得焦裕禄是所有男人的榜样，有担当、有责任、有爱、有包容，并且他不言弃、不放弃。我不知道偶像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榜样很明确，我人生的榜样就是一个方向，一个风向标。我觉得焦书记就是。

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中，说实话，我们没有讨论过怎么吸引年轻观众，更多还是想的如何把这个事件和这个人物尽可能还原到位，这种东西没有办法为了迎合大家做修改，因为很真实的事件就摆在这儿。焦裕禄的精神最大的就是科学求实，你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做杜撰的东西，那本身有悖于他本人的精神。但是我认为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不管是任何朝代或者社会形态下，当你的人性具有光辉的时候，这个东西是盖不住的，是共通的。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