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的采写
新京报：疫情让很多人困在家中，不少读者也会选择读书度日，关于读书，你有哪些建议？
谌洪果：在这个封闭的时期，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我的建议是，读书要有方向感，制定合理的计划，而不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一种零零碎碎的阅读，很难塑造一个人的人生。我们需要找出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系统地完成我们的知识。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如果只是追逐热点，或者一味的看热点，是无法实现个体的自主的。如何面对这些大危机很容易被盲目困住。读书，还是要沉下心来，不要太浮躁，不要花很多时间刷屏。
陈洪国：1974年5月生，法学博士，Xi安志武鸣艺术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作者：《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一种思想关系的视角》(2008)；《法律人的自我救赎》 (2011);翻译：《司法审查与宪法》(2005)；《哈特的一生：噩梦与美梦》 (2006);《觉醒的自我：解放的实用主义》 (2012);《哈特论边沁》 (2015).
新京报：从学术学者到辞职创业，疫情对包括书店、文化空间在内的一些行业造成了很大冲击，而知识付费领域却悄然兴盛。你能谈谈你对这些现象的感受吗？
谌洪果：,对我个人来说，我也有焦虑的时刻。因为还没有复工，“知无知”的文化空间还没有打开，我们也面临着租房的压力。那个时候，外面的一切都无法改变，只有改变自己。
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将会有一次大洗牌和一些新的增长点。我们的一些在线课程似乎卖得很好，但这不是一个基本的东西。事实上，互联网上的一些知识支付已经饱和。看似这种形式给文化产业带来了新气象，其实是短期的。如果你想追求文化产业的长期复兴，你需要找到更准确、更独特的文化产品。换句话说，生态需要更多的元。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可能会走向职业化，比如终身学习，总是扩大自己，总是有一个新的位置。不能幻想有一个“铁饭碗”。
新京报：是否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疫情期间你每天的生活、读书和写作是如何安排的？
谌洪果：'s除夕到元旦，辞旧迎新的日子。伴随着对中国的焦虑，我断断续续地读着加来道雄的《人类的未来》，有一种怪诞的感觉。这本书当然谈到了科技的突破。作者有一些乐观的预期：如果地球毁灭，人们可以在其他星系建造更好的家园。
《人类的未来》，加来道雄著，徐珏、二新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7月
在这个特殊时期，我看的另一本有趣的书是阿甘本的《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这位先锋哲学家以其独特而狂野的分析揭示了现代政治的奥秘：在“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话语下，生命本身被政治化，被俘获到政治领域。纳粹集中营是捕捉、控制和征用生命的极端产物。人是神圣的，但人随时都可能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在特殊情况下，公民变得赤裸裸，政治变成了生活政治。更有甚者，例外状态正在成为常态。阿甘本以激进的态度批判了西方现代政治的根本困境。看完这本书，我会有一些错位的感觉。然而，我需要这种错位。
其实我没有关注疫情。当然，我会每天看一看，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情况如何。也可以说是保持了这样一种不是特别深入的状态。在我看来，大事发生得越多，越需要一种超越自己时代的感觉，不是说不在乎，而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姿态，这样会更有利于我们的反思。
新京报：对于这次疫情的暴发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
什么问题？谌洪果：说真的，我经历过SARS，也经历过2008年的汶川地震。这次的事情，比SARS都还要严重，但治理的逻辑没有什么变化。
在这个环境中，我们要关注什么？在自己吃饱之外，一些人可能会关心政治。对我个人来说，我关注人性本身。生命都是短暂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东西都是暂时性的。我由此联想到海德格尔这些大哲学家，在战乱四起时依然在进行学术研讨，中国也曾有西南联大精神的薪火相传，这些都是人类很宝贵的东西。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何等脆弱而渺小。对于生命，人类需要有真正的敬畏与热爱。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总是在危机中发展的。人的在世存在是不断超越和扩展的过程，这是人的独特性所在。然而，进步不仅是在科技意义上的，更紧迫的是如何针对人类的遭遇而进行伦理性的反思。康德说，我们的幸福要配得上我们的道德；套用这句话，我想说：我们应对苦难的方式也要配得上我们人性的高贵。如果没有精神性的改变，一切改变都将不是真正的改变。
每个人都应该问问：当我们在关注疫情时，我们到底是在关注什么？保存生命、活下去，这当然已成为了首要的关注。然而，我忧心这种肉身性的关注遮蔽、遗忘了某些更重要的东西。人是历史中人。有时候，历史的河流平缓得令人窒息，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徒然耗尽一生；有时候，历史掀起的巨浪又会把人席卷裹挟，洪流过后看不到一丝之前的痕迹。
于我而言，我更关注的是那个古老的人之谜的问题——“认识你自己”。 我深入地阅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面的那个疯子告诉世人，“上帝死了！”我还着迷地读着《拉康选集》，试图看清自己的欲望，阅读自己的症状。
《拉康选集》，[法]雅克·拉康，褚孝泉译，六点图书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我期待实现美好生活（good life），为此我寻找答案。我们都有责任成为时代事件中寻找答案的人。我期待不管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还是个体层面，在应对紧急状况时，都能更科学、更理性、把人作为目的。而这，是需要文化土壤的长期积淀的，唯此方能从中蕴育出自由而坚韧的民族精神。人是有限而尊贵的，我更重视那些亲历者所做的个体生命记录。从时间的维度，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显明。我服膺黑格尔的透彻分析，他让我领悟了“理性的狡计”；更让我明白，历史是大写的精神。
采写丨余雅琴
编辑丨吴鑫 余雅琴
校对丨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