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斌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从事国旗业务。自8月份以来，她店里的一些中国小旗和70周年纪念徽章都收到了大量订单。因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她早在去年年底就开始备货。“有很多国际订单。”

全世界都找不到地方。和义乌一样，成功向19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小商品，但总是和卖的廉价小商品一样不起眼，甚至无法让北方、广州、深圳的精英仰视。

全球化属于东京、香港、华尔街，也属于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众多摊位。

无论是出入万豪、香格里拉酒店的国际顶级贸易商，还是来自海印、福田、王斌小商品市场的五湖四海的男人，每一个来到义乌的人，或许都想在这个连接世界的小镇上找到自己的故事。

沈喜欢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马路对面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有时候有空的时候，他会数一数停车场里的车，或者根据外国商人的肤色猜测他们来自哪个国家。

2002年底，义乌秀湖广场竣工时，年仅24多岁的沈和同村的几个年轻人一起去看剪彩仪式。那天晚上放了烟花，比新年还热闹。

对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城来说，这个宏伟的广场看起来很神奇。这个巨大的广场相当于大约12.5个标准足球场，几年前还是一个充满户外厕所的乡村。

当地人没有文化，但他们对孩子的名字非常讲究。“峥嵘”二字由算命先生买单，另一位候选人叫长生。我父亲想了两天，没有给，“他觉得多事之年更现实，更繁荣，他不敢想它”，沈说。

在70年的漫长岁月里，义乌有一半的时间只是一个小县城。像浙江中南部大部分城市一样，山连绵、交通闭塞、土地贫瘠、人民受困于贫困，鸡毛换糖的传说就此诞生。

80年代改革开放后，沈的父亲开始挑起货郎的担子，趁着农闲时节外出谋生。他的行李里装满了廉价的小玩意、摇铃、塑料台球、发夹、头带、牙刷和电视明星的照片。他对买卖知之甚少，口口相传的经验只有一句话：继续走，继续喊。

二十年后，沈站在绣花湖广场时，他的父亲已经是义乌福田小商品市场的知名摊主。有许多关于老年人的传说。他曾经接手过一个非洲大订单，一个月就送来了5个集装箱的木蛇玩具，几乎收集了当时整个小商品市场所有的木蛇。

走街串巷的第一代义乌商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卸下一个又一个的肩膀，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义乌国际商贸城一期与秀湖广场同时投入使用。这个超市完全建成后将有75，000个摊位。如果你每天在每个摊位前停留5分钟，逛8个小时，你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逛完。

外贸圈有句话：没人敢说自己去过义乌国际商贸城。

第一代义乌商人

这个理由在义乌没有反驳。

这是一个极度商业化的城市。在街上讨价还价，大声谈论买卖被认为是成功人士的标准。更确切地说，义乌国际商贸城诞生后，国际贸易已经注入了这座城市的血液。机场、高铁站、客运站的指示牌几乎都是中、英、阿拉伯文。很多出租车司机可以用蹩脚的英语卖给你一家“离好货源最近的廉价酒店”。

张宇第一次落户银湖二区

他决定“曲线救国”，先应聘去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做职员。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做饰品生意的老板，在货物装车时，指着一小箱首饰，让张俞猜猜这里面有多少利润。

“我说大几千吧”，但那个老板得意地说，“这里面有好几万的利润。”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每一个出海的货柜中，都意味着真金白银。所有的核心理想，就是为了赚美元。

2004年底，他结实了沈峥嵘，两人一拍即合。

他们在商贸城附近的城中村里，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一间拿来住，一间当仓库。他还买了一辆摩托车，一台电脑，开始创业。外贸在义乌如同家常便饭，是一项成本极低的事，几乎每栋居民楼里，都做着联通世界的大生意。他们从小商品市场采购，再转手卖给国外的贸易公司或者个人。

一个月后，张俞已经把买QQ的梦想抛在脑后。因为第二个月，他和沈峥嵘就拎着25万现金买了一辆日本进口车。

失败者

一千个义乌人的心里，就有一千个版本的义乌故事。沈峥嵘说，要听故事，你最好就去找罗振中，“你想要的故事，他都有。”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南门外，我见到了传闻中的罗振中，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头发凌乱，眼袋很深，他跟两个更年轻的小伙子并排坐在路边的隔离栏上，一辆昌河面包车开着门，车窗上放着一张拉货的红色纸片。

他们的背后就是义乌海关，再远一点，就是义乌新建的综合体，LV、chanel等国际一线奢侈品牌的广告挂在最显眼处，万豪和香格里拉两家顶级酒店各占一栋高楼，门前的六车道拥堵不堪。

“我是个失败者。”他直截了当。

2008年之前，罗振中在商贸城一区拥有两个档口，一个卖玩具一个卖水钻，好的时候一年净赚数十万。有一天，意大利的一个朋友问他，有个热水器的大单子，三个货柜，敢不敢接。“为什么不接，义乌人眼里，没有做不了的生意。”罗振中说。

但是货发到意大利之后，他才获知当地的进口商已经倒闭，货压在港口，上千万货款也不知道跟谁去要，意大利人跟他说，经济危机都来了，还做什么生意。

“货款拿不回来，资金链就断了，工厂找上门来，房子、车子、档口，但凡值钱的东西都被收走。”当时无家可归，亲戚朋友都不敢收留他，生怕要债的找上门，他只能去商贸城的走廊下将就了几晚，“再也不想干外贸了，大起大落不能来第二次。”

他开始帮人拉货，先是用平板车，帮人把仓库的货拉到货车上，后来买了货车，就帮人把货从市场拉到物流公司，再后来，他开了一家国际货运公司，帮人把货从义乌发往中东和非洲。

“那些车都是我们老板的。”其中一个年轻人指着海关门口停着的一排银色面包车，一共有六辆，“我们老板在四区五区还有很多车。”

罗振中不以为然地把烟头扔在地上，突然从栏杆上跳下去，快步朝路对面跑去，一个女人此时正拖着一人多高的几箱货从市场里出来。“谁的货？中东人的？”他显然是认识女子的，实际上，整个一区二区就没有他不认识的档口老板。

搬货中途，档口女老板随口跟罗振中提了一句，“我手里有一个50平的摊位，一年15万，如果买下，一口价430万，要不要？”罗振中不应答，只问她，货送到哪？

朋友比生意更重要

罗振中把货送到约旦商人艾兰的公司楼下，一个500平米的大仓库，早年曾是一个农用机械厂。

艾兰是个进出口贸易商，在义乌已经将近14年，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有中文名，早年刚来中国时，朋友觉得他长得挺帅，就叫他“大帅”，后来慢慢地懂中文了，他便给自己改了名，叫“和平”，“希望自己的国家不要再打仗了。”

“我有几百个中国朋友。”他来回刷着长长的手机通讯录，这是他跟同胞炫耀的资本，作为最早来到义乌创业的约旦人，他比任何同胞都懂在这里做生意，“朋友比生意更重要”。

“他是个真正的冒险家。”艾兰的朋友，来自伊朗的艾哈麦德说，来中国之前，艾兰去过东欧、北非和南美洲，“他在玻利维亚还干过一些不好的事，和当地的的农场主产生了矛盾，就来了这里。”

他只做水烟以及相关配件的生意，从义乌备货，发往中东各国。

他在义乌还经营着一家名叫“佩迪”的餐厅，翻译成中文就是“我家”的意思，那是一家纯正的阿拉伯餐厅，就在稠州北路与宾王路一带，那里是主要的外商聚集区。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义乌就出现了不少国际倒爷的身影。据义乌市政府统计，每年到义乌采购的境外客商近50万人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万多名境外客商常驻义乌。

艾兰每年都会带很多朋友来到中国，“我会跟他们说，嘿，伙计，那个城市遍地都是机会，我们一起去冒险吧，也许你能成为下一个亿万富翁，然后他们都来了，我的一位兄弟赚了不少钱，他把3个孩子都送进了约旦最好的学校。”

年轻的冒险家们

来自美国、欧洲，甚至战火纷飞的某个中东国家的客户曾是义乌档口老板们眼中的摇钱树。他们常常会一次性订走几个货柜的拖鞋、发卡或者打火机。这些不起眼的订单，却能换来非常丰厚的回报。

义乌档口老板们并不避讳谈论不太景气的外贸环境，对他们而言，这都是不算事儿，因为义乌的冒险故事还在继续。

2010年，浙江大学毕业的80后男生张新刚在义乌创办了骑行单车品牌“洛克兄弟”，一边做跨境B to C，一边打造自己的品牌。那一时期，在义乌做跨境B to C业务的不到50家。“如果把增长数据拿出来看，那是很夸张的，吓死人。”

张新刚完全没有预料到，洛克兄弟几乎在一夕之间就崛起了，通过速卖通迅速打开俄罗斯、西班牙、巴西等国市场，在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美国设有自营仓库，每年实现近1.5亿人民币品牌创收。

如果说，张新刚的头上环绕着名牌大学的光环，那么来自义乌工商管理学院电商创业班的90后男生吴文鑫和他的同学，更像是从义乌商业土壤中自然萌发的希望。

如果以成绩论，这几乎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学渣班，每年的录取分数线不过两百多分，但义乌向来英雄不问出处。吴文鑫是抱着创业的念头来到这所学校的，在他之前，有不少优秀校友，背靠义乌数十万的小微企业和丰富的商品，在尚未毕业时就已创业成功，“我现在的淘宝店一年也能做上百万的销售额。”

说这话时，吴文鑫还是个大三的在读生，他所在的创业班一共6个同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有人做淘宝，有人做拼多多，有人做跨境，也有人做义乌最传统的外贸，他们就像野草一样，春风一吹，蓬勃生长。

作为义乌商人的代表，张俞、沈峥嵘、罗振中、张新刚都曾出现在义乌工商学院的创业课堂上，吴文鑫都去听了，他们在讲课前，无一例外都会提到绣湖广场，那里有一座鸡毛换糖的铜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