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章伟升
编辑 |李红冰
解决气候危机是世界上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在影响地球系统平衡的15个已知气候临界点中，有9个已经被激活。这些临界点包括北极、格陵兰岛、大西洋和亚马逊河.几乎覆盖了整个地球，气候灾难正在迅速逼近。
4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也提出了“3060目标”。碳中和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但在野心背后，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一、压力同步增长
我们先来看几组数据。
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接近100亿(大部分来自碳排放高的城市)，城镇化率将达到68%，人类对食物、能源和水的需求将分别增长60%、80%和55%。
据估计，到2060年，世界建筑存量将翻一番，这相当于连续40年每月再建造一个纽约。原因主要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有关。
与此同时，随着这意味着，人类将面临“超越任何历史时期”的资源环境压力。,需求的如此大幅度增长，交通、工业、农业、电力和供暖(所有碳排放高的行业)将会给气候带来多大的压力？
r />二、全球合作体系脆弱
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一样，不存在哪个国家扫好“门前雪”，就能独善其身。但是，新冠疫情完全暴露了全球合作有多脆弱，让各国超越政治达成一致有多么困难。逆全球化浪潮令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更加凸显。
4月1日，印度能源部长RK辛格猛烈抨击其他大国的2050、2060目标只是“画大饼”，他表示发达国家应着眼于净负排放，而不是净零排放，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被迫将自己的排放削减到净零。
印度并非孤例。2020年气候雄心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巴黎协定》提出在本世纪将全球升温幅度尽可能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但“各国在巴黎所作出的承诺并不足以达成这一目标，而即便是这些承诺都没有得到兑现。”“《巴黎协定》签署五年后，我们仍然未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全球性能源转型旷日持久
经济发展与化石燃料脱钩是大势所趋，但国际上对各种新能源生产或存量替换即将大获成功的预测，也曾一再落空。人们常常低估能源转型的难度，对转型的效率和速度盲目乐观。
多家NGO联合发布的报告《银行巨头与气候乱局2021》显示，自2016年《巴黎协定》生效至今，全球最大的60家银行对化石能源产业的投资不降反升，五年内融资量累计高达3.8万亿美元。
在全球，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行业，每年市场规模仍高达5万亿美元。中国花费了70多年的时间，才建立起以煤炭为基础的庞大的能源体系。近年来，一些国家又重新加大了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使用和布局。一艘行驶在峡谷里的大船，要转身必然挑战重重。
大经济体或全球性能源转型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并且转型可能会产生巨大阻力，遇到大量不可预见的对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及环境的影响，比如失业。1979年撒切尔夫人强制减煤，铁腕关闭英国所有煤矿，煤矿工人上街游行，甚至打出了“绞死撒切尔”的口号。2017年，特朗普也以遵循《巴黎协定》将造成美国270万人失业等为由，退出了这一协定。拜登上任总统后，美国又重新加入。
四、需要庞大资金长期投入高风险领域
中国实现“3060目标”所需人力财力，各方的预测存在较大差异，大概需要数百万亿元级的投资和持续数十年的努力。就全球碳中和而言，更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和长周期。从科技创新的角度看，能源、交通、建筑、工业、农业、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低碳、零碳技术还不成熟，需要重大领域的科技突破。这又意味着投资的回报周期可能很长，且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显然，仅靠政府和银行难以填补资金缺口，需要依靠社会资本。国外对此有许多成功经验，但将庞大的公共与社会资本相结合，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比尔·盖茨回忆，《巴黎协定》正式签署的2015年，投资绿色技术的社会资本已经趋于枯竭，因为投资回报太低、监管太严，很多风险资本公司选择退场。为此，他努力引入新的资金和专门为清洁能源定制的新策略。
如何激励社会资本参与碳中和，也是中国今天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实现碳中和任务艰巨，但地球正迅速逼近气候灾难的临界值，必须立刻、马上行动。而且碳中和也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比尔·盖茨认为，那些建立起伟大的零碳企业和产业的国家，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引领全球经济。
对于中国而言，实现碳中和应该以市场力量和技术进步为重要推动力。因此，企业家精神是关键变量。
首先，企业家可以引领丰富的社会资本进入碳中和领域。
如2021年一季度，远景科技与红杉中国共同成立总规模为100亿元的碳中和技术基金，协鑫能科宣布与中金资本合作发起设立一支以碳中和产业基金，规模也达百亿元。在新能源技术、材料、工艺等“绿色新基建”领域，高瓴资本按照碳中和技术路线图，布局了光伏、新能源汽车和芯片等产业链上下游。
实现碳中和需要大量的前期资源投入，也需要更多从业者提供创新型的解决方案。PE/VC 具备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可以帮助早期创新公司顺利度过死亡谷。
当然，热潮之下必须要有冷思考。如何让“碳中和概念”带火的资本和商业热潮真正有助于解决气候危机，而不是新一轮“资本狂欢”、名实不符，也是一件大事。近期，中外对话一篇文章提醒所有企业，要想真正抓住这个长期的商机，并避免在全球绿色经济转型中落后，应该从现在开始就避免与碳中和的目标南辕北辙，不把碳中和作为“洗绿”的噱头。
其次，企业家是国际合作的重要推动力。
主权国家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行为体，但私营部门正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多的治理作用。在中国企业家群体里，王石是一个典型。
在《我的改变》一书中，王石说起自己参加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一件往事。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看见王石很惊讶，问他怎么参加这样的会议？王石解释说是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等身份参与的，代表中国企业家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解振华）当时的态度给我的感觉是，这主要是政府间的谈判，和你们关系不是很大。你们的行为固然好，但是能起作用吗？有点将信将疑。”
会议期间，解振华又问王石，中国政府做出了减排承诺，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担心企业受不了，你怎么看？王石说举双手赞成，他还记得，解振华听到之后好像松了一口气。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承诺2020年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0％到45％。有专家介绍，万科在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上的经验，为中国政府做出这一承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2011年，解振华打电话给王石，邀请他参加那一年的多哈气候变化大会，并邀请万科和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联合创建中国馆。王石在书中写道：“中国谈判团的官员，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博弈中，企业和民间NGO组织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也在那一年，万科与WWF合作，推动上下游企业的绿色供应链，拒绝采购非法砍伐的木材。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王石已经以应对气候变化企业家联盟（C-Team）创始人的身份参与。到今天，C-Team大约得到了100万家中国企业的支持与认同，他们通过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协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从哥本哈根那一年起，王石几乎每年都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21年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他将代表1000万家中国企业表明“碳中和目标下的中国企业行动”。
第三，企业在创新和规模化应用上有天然优势。
世界上最富裕的16%人口，产生了40%的碳排放量（这还不包括在其他地区生产但在富裕国家消费的那部分产品的排放量）。但是，新兴国家也要发展经济，需要更多空调、热水、汽车、建筑来改善生活。还有一些如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他们对气候变暖责任最小，损失却最大，不仅数以亿计人口仍处于极端贫困、饥饿、缺水、缺电的状态，还要承受气候变暖导致的旱涝、高温等灾害，他们更加需要发展和资源。
因此，尽快开发和部署新能源、低碳技术，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推进能源转型是要害。但是，如果没有企业在制造端和技术端的努力，没有成本的大幅下降，能源消费革命就是空中楼阁。
在创新和规模化推广上，企业始终是主力军。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极其重视碳中和，对如何利用自己的技术以及微信、小程序等C端平台支持碳中和有很多畅想，比如利用AI技术优化火电厂锅炉的燃烧率、灵活调配电力、实现智慧用能；对新能源电池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环保处理，提升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效率，甚至近海探索海上风电。
在《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一书中，比尔·盖茨提醒，创新不仅仅是指新技术或新工艺的发明，它还包括与商业模式、供应链、市场和政策相关的新方法的提出。创新既是设备和技术的创新，也是做事方式的创新。
在做事方式的创新上，蚂蚁森林是一个典范。截至2020年底，该项目已带动参与人数5.5亿人次，在荒漠化地区种植真树2.2亿棵，种植总面积300万亩，保护地守护面积420平方公里。
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说，碳达峰碳中和的意义不亚于三次工业革命。
某种程度上，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产物。每一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和普及，背后都是企业家的故事。哪怕十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也是当时最有企业家精神的移民。
另一方面，在碳中和目标下，中国仍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发达国家也未有先例。它需要从技术到模式的全面创新，快速降低碳排放、对现有产业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同时，保持相对理想的经济增速、应对能源转型风险，其中压力可想而知。
因此，保护企业家精神便成了重中之重。我们必须真正认识到，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和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
企业家精神和创新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在《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一书中，张维迎写道，由于创新不仅投资巨大，而且回报周期很长，是一项高度不确定的事业，只有当企业家和投资者具有长远考虑和相对稳定的预期，他们才会积极从事创新投资。因此，创新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和敏感度非常高。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如果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企业家不大可能有积极性创新。中国只有逐渐创造出适合创新的制度生态，才能激励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此外，在金融体制、政府监管、反垄断法、产业政策、国企改革、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等方面，都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让企业家能专注于创新和企业发展。
比如当下反垄断大潮，就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规范与发展、改革与法治的关系。2020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以发展为主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在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上，应当较多地考虑如何促进产业发展，既强化反垄断又防止伤筋动骨，既加上“紧箍咒”又确保产业活力。反垄断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又好又快的高质量发展。发展一定是反垄断的必然取向。
参考资料：
《重构地球》【美】网大为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美】比尔·盖茨
《能源转型》【加】瓦科拉夫·斯米尔
《报告：近五年国际银行巨头化石能源融资逆势上升》 财新网
《迈向2060碳中和》 高瓴资本
《专访马化腾：首期投入500亿，“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究竟是什么？》 南方周末
《孔祥俊：论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宏观定位——基于政治、政策和法律的分析》 比较法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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