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陈媛媛实习生陈玉玺罗赛丽柯文司马有佳本报记者任武
陈对的“双减”有点意外。今年年初至今，她一直在江苏南京的一家培训机构教英语。
7月24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颁布，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成都、郑州、长治、威海、南通为全国试点地区。
上述政策中，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占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寒暑假组织纪律培训。
为了应对“双减”和“突然刹车”，陈选择了“急转弯”，过程看似“戏剧性”:她临时决定考公立学校的代课老师，而能报考的学校只招语文老师，所以她不得不在几天内迅速切换跑道，准备语文课的试讲。
教育机构中的教室。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教培之变
7月27日，在组织的视频会议上，陈了解到，南通作为“双减”试点城市，周末不能再带家教。当时南京的同事对对策半开玩笑。有人说补习机构变成了书店，辅导班的老师变成了服务员，书店老板要求家长按月、按季、按年卡收费。还有人说，学生和家长去咖啡馆辅导，可以一起学习。
陈直到看了央视新闻，会后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虽然培训机构的校园领导告诉老师们不要想太多，要维护群体，要和家长保持粘性，但是陈的心思已经从——，如何测试和编辑，变成了体制内学校的老师。
陈关注各区教师招聘到微信官方账号，每天登录几次。8月11日上午，她刷了各区的招聘信息。结果，她没有招英语老师。她打电话问，对方建议她试着申请一个语文老师。
虽然觉得荒唐，但8月12日下午，陈报名参加了语文老师的考试，从那以后就一直在看三年级的语文课本。她根据自己上英语课的经验，制定了上语文课的框架。因为焦虑，她的心膨胀了，突然她怀疑了自己一会儿。“明明是英语老师，为什么还要考语文？”
陈早就计划申请公立学校的教师职位。在教培机构工作近三年后，她经常感到不被尊重。“他(父母)认为你在一定意义上是老师，但还是把自己当成‘上帝’。”
与此同时，复课的压力笼罩着她。通常，虽然她能认真地教学和研究，但当她到达复课周时，她变得担心起来。“看来最后的定位是让学生留在你们班。”
8月14日，在她所在机构的校园里举行了一次线下会议。队里有十名老师。负责人“敞开心扉”，与大家畅谈未来计划。如果有人想考公立学校或者公务员，他也会鼓励，告诉大家不会因为政策给半年时间过渡。之后，他可能会选择离开。
陈的其他同事突然紧张起来：“你自己走了，我们该怎么办？”负责人承诺，如果他想离开，他会提前一个月发言。
她觉得会上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她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想着第二天好好考考教师编制。坐在她旁边的语文老师小马一直在看书，翻笔记，准备考试。
在教育培训的“地震”下，考编变得火热，裁员、减薪、雷爆的消息频频传出。
李明是一家在线教育平台昆明分公司的课程销售人员。7月31日，他的部门有500人，300人被裁员，主要是业绩不好的员工。作为刚进大学的新人，只有李明一个人留了下来。“因为我做得这么好，公司没有理由裁掉我
到8月5日，该公司大幅提高了目标，要求每个员工每月至少下8个订单。对于教培市场来说，学生暑期课程报名已经在7月份结束，8月份是淡季，新指标很难完成。李明仍然有信心完成它。早上，他还在试着打电话推销课程。下午开会的时候，主管突然宣布：“公司走了，昆明公司下岗了。”李明在现场听到了抽泣声。
第二天，李明本来要离开公司，但主管明确告诉他们“一分钱都不补偿。”同时要求签署分居证明——，上面写着“双方之间”。
存在任何劳动争议、纠纷以及未支付的薪酬费用”。但当时公司没有结付员工7、8月份的工资。之后，李铭和同事找来了民警、劳动局工作人员和记者。他又在网上发布了维权视频，一些网友在底下评论，“当初骗家长上课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今天？都不是什么好人。”
他觉得这些批评的声音“挺正常的”，“（我们）就是用尽所有的办法来引导家长去购买咱们的课程，所有的销售都是这样。”李铭说，他家里还欠债，大专刚毕业想做销售多赚点钱。
8月16日，经过劳动局调解，公司重新拟定了离职证明，注明了工资的发放日期，他拿到了工资，放弃索回离职赔偿金。
相比于李铭可以理直气壮维权，杨月憋屈多了。她是公立学校的高中地理老师，参加工作十年了，现在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刚到4000块，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她在一家中小型在线教育平台做兼职教师，主打“一对一”学科辅导。
杨月透露，在线“一对一”授课模式需要大量老师，为了减少开支，机构用低于全职教师的课时费招了不少兼职老师，其中部分师资来自公办学校，“并不是像广告中说的都是名师”。
公司的注册地在上海，兼职老师来自全国各地，平时靠一个工作群维持联系。“双减”之后，公司群没多久解散了，杨月无法找到负责人，“我们好像没在这个公司存在过一样。”因为兼职教师没有合同，而教育部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不得参与有偿补课，她难以走出维权这一步。
“急刹车”之前
“双减”地震之后，教培老师成为大众批判校外教育的靶心，参与课外补课的学生则被戏称为受害者。
“我们好像不能见阳光，甚至是害群之马。”李涵认为网上的声音将教培老师妖魔化了，“我们没有那么无私，但也没有那么坏，行业里面大部分人都是（把教培）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
李涵从事教培工作11年，目睹了行业的畸变。2014年，她所在的机构出现了一些家长，希望孩子通过校外培训赢取奥赛证书，以获得升学的敲门砖。此间，她看到“超前教育”层出不穷，一年级小学生学乘法，三年级学用方程解题。两年后，资本进军教培行业，竞争愈演愈烈，市场上的免费课变多了，她所在的机构也顺势提供免费试听。在教培内部人士的培训班上，她也曾看到一些机构，在续班窗口期到班级里拉横幅——你来我就培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
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明星教师”成深对此也深有感触。十年前，他刚从师范院校本科毕业，课外培训只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他在教培机构教授《新概念英语》。但从2016年开始，教培机构成为应试教育的加油站，学生竞争的起跑线也被不断提前，他的英语班上甚至出现了一年级小朋友，刚认识字母，书写能力也弱。
他曾劝过家长，孩子不适合这个课程，但家长仍然坚持。“家长对小孩子的认知是有偏差的，他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成深说。
家长们纷纷给教培机构抛出难题：如何证明我的孩子比别的孩子好？
成深说，机构需要向家长证明，花在我这里的钱更加值得。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大大小小的教培机构开始拼作业量、学生成绩、服务，“你没有这些谁来报……有线上的、线下的、有课后服务的、有点评作业的，又要非常快。”
行业的动荡与焦虑并存，教培机构的一线教师成了高压的直接承受者。在“双减”政策出台前的半个月，因为高强度上课，李涵先兆性流产住院，“到了续班的点，学生不愿意学，你会质疑是不是自己教得不好，到了学生考试的点，你会比学生更焦虑，担心没有交代到位。”
教培机构之间竞争激烈，超前续报在教培机构是常见的现象。王慧在北京海淀区做英语教培老师，她说，目前所有的教育机构都是统一的，会以各种套路去让家长提前缴费，“比如说十个月的课程，孩子才学了三个月，它（公司）就会通过一些活动的形式，跟家长聊，让他们续报。”
在王慧待过的一个大型教培机构里，隔一段时间就有沟通培训，培训教师怎么说服家长续班。到了该续班的时候，晚上十点多，办公室的门还锁着，主管拿着钥匙，让老师们给家长打电话，“打不完就不要回家，走可以，交两百块钱。”王慧复述。
工作的六年里，作为教师，虽然王慧不能接受机构的超前收费套路，但还是会去做，“为了生活。”遇到家庭条件好的家长，王慧心态还好，但碰上一些做外卖骑手的家长，她拿着钱心里“蛮不舒服的”。
李铭所在机构的系统里有一份特殊的家长名单，内部人员称之为“藏金阁”，上面全是打过多次电话却没有购课意向的家长。
电话售课过程中，李铭发现，最担心孩子成绩的是家庭条件欠佳的家长。这些家长担心孩子成绩差，将来像自己一样打一辈子工，之前补习过没用，现在想再找，又怕没效果。“他们最想报班课，因为便宜，就是图个心理安慰。”李铭说。
张薇是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校外培训及治理政策的研究。她比较研究发现，国内中产和中产偏下的家庭培训焦虑最强，此类家庭的教育期望集中在孩子中高考成绩和国内的大学文凭。从供需两端来看，一方面家长有需求，另一方面教培机构制造需求，回应市场。
在教育竞争的环境里，学生接收着来自学校、教培机构、家长和同学等各方的焦虑讯号，承受着课业的负累。在成深的英语课堂上，小学生们的英语造句看上去缺乏想象力，有说在家里做作业的，还有的说在操场做作业的，都在做作业。
“双减”之后，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对成深说，“老师以后好像不能上课了，我好开心。”成深调侃他，“你不读书，以后不是更开心。”没想到学生说，“老师，我还是会读书的，因为不读书，以后就没有好工作，没有好的生活。”
改道
应对政策变化，不管是家长、还是教培机构，都在寻求新的出路。
在公司周一的例会上，领导在上面发言，张楠在下面盯着手机为儿子抢面授课。他的儿子在上海一所公办学校就读，即将步入小升初的“关键年”。
8月14日，他收到教培机构学而思的系统通知，受政策影响，家长们报好的秋季面授课程，全部自动转成了线上班。不过，机构已经在周一到周五晚安排了面授课。儿子作为“老生”，张楠有机会替他再抢面授课。
他记得，第一次抢的时候，名师的课程基本秒光，之后反复好几次，他终于抢到了数学和英语课，与“双减”之前的抢课并无二致。
等开学后，工作日张楠和妻子要上班，准备请老人帮忙带孩子去上课；周末要忙工作，再多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班，当作托管。
近一个月来，教培机构班主任许晓雅的手机信息不断，不停有家长来问，周末能不能开课。家长说，如果开网课的话，能录课就行，“周末的时候再补上。”还特别叮嘱她，开课了一定要提醒，给孩子留个名额。这让她感觉自己和大部分家长“在一条船上”。
和家长聊天的过程中，许晓雅发现一些家长已经在寻求小团课，即几个学生找一个教师去家中或咖啡馆补习。想要获得孩子周末补习的机会，家长得付出更高的价格。她明显感受到家长们的焦虑，“她们（家长）私下里还是很焦虑的，很多家长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不管是初三，还是初二的家长，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在很关键的一年。”
成深说，有家长邀请他周末去家里上课，这些家长一般是经济条件优渥或者与他比较熟悉的。成深仍在观望中，他宽慰自己，也许“双减”是一个好时机，可以接触到更优质的家长，缩小客户范围。
校外培训又被称为影子教育，“随着学校本身公立教育的改革，培养人才的作用被弱化了，很多看不见的东西被转移到学校外面去了，所以影子教育会加深教育的不公平。”李昂然说。他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教育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
在他看来，“双减”正是从公共教育的角度出发，力图解决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公立教育的减负制度催生校外培训的火热。李昂然认为，教育政策的发布具有连贯性，从减负开始，到2018年国家发布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教育部门一直在对国家的教育事业进行布局，“双减”并非突如其来的“一刀切”。这次看似更加严格整顿校外培训市场，是因为疫情加速了在线教育行业的发展，资本进入了教培市场。
李昂然表示，政策落地之后的影响，还有待研究。从1980年代韩国出台的类似“双减”政策来看，富足的家庭只是不让孩子去教培机构了，直接请一对一的家教，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提升得更快，这导致后来韩国分化出了精英大学。
转型
在教培人圈子里，流传着一种声音——“宇宙的尽头是考编”。陈春禾说，身边多数教培老师把培训机构当作跳板，最终目的是进体制内的学校任职。“双减”更是加固了陈春禾考编的决心。
8月15日早上，陈春禾去参加区里的招聘考试。下午四点多，成绩公布，陈春禾排名第四，入选公办学校代课老师。
在当地，非师范生想考编，必须到公办学校先当两年代课老师。学校实行编内编外同工同酬的制度，陈春禾代课期间每个月只能拿到三千左右的工资，不足她做教培老师时的五分之一，但她很满足，“毕竟学校里比较稳定，不像机构要去做销售，终于可以专心只做教育。”唯一的缺憾是，她的专业是英语，现在却要去教语文，她怕会在课堂中赞许学生时冒出一个“good”。
成深所在的教培机构已经把周五晚上和周末的学科培训课程挪到了周中，同时在周末开设了大量的素质教育课程，比如机器人、画画、演讲、围棋等等。
期间，公司做了一个调查，问在职的教师们会不会教美术、体育等，成深发现应者寥寥，“大多数老师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
“双减”和疫情的双重压力之下，王慧所在的公司亏损严重，她索性主动辞职了。她明显感觉到形势严峻：以前，她辞职后，在网上更新简历，一天至少能够接到15通以上面试邀请电话。而这次，几乎没有人联系她，至今仍待业在家。
2015年，王慧英语专业本科毕业后，一直在教育机构教课，今年30岁了。政策之下，她看不到本职发展的希望，又面临转型的难题，“我一直在教育行业干，不干了之后能干什么呢？”
李昂然认为，对于教培行业来说，现在属于静默期，一些劣质的教培资源会逐步被清理出去，优质的教育资源还是会留下来。这个行业有很强的韧性，只要有一点点小火苗，又开始燃起来了，毕竟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课外教育是像买房一样的刚需。
“理想的教育生态是学校、家庭、校外培训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协同育人，我们都承担着教育孩子的责任。”张薇说，学校教育具有普惠性、大众性，更加标准化，也更稳健；校外培训相对个性多元、灵活多变，“校内外如果可以增加理解、沟通甚至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对于整体教育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除专家外，皆为化名）
责任编辑：彭玮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