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民报,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

中国历史上有专业的“革命家”，始于清末。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正式标志着这一“职业”已经完全组织化、公开化。

这些来自大清国的“汉奸”大多来自地主、士绅、官僚甚至华侨家庭，他们的家庭相对富裕，以至于唐德刚说同盟会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但为了避免牵连，很多人都与原生家庭划清了界限，除了一些有官费的人，大部分没有正式工作，身无分文，流亡海外。说得好听点，是“留学生”，但实际上是“盲目的社会流动”，难以生存。这些，看《留东外史》的平江卜小生很清楚。

比如“民国袁勋”章太炎，1906年流亡日本时，曾担任革命党“核心刊物”《民报》的主编兼出版人，但收入微薄，这位年近40的国学大师不得不靠“盐饭”养活——人的三餐。所谓“盐饭”是浙江方言，指的是拿筷子蘸一小碗盐。而这是一种小小的奢侈，往往连这样的饭都吃不上。就连孙先生的妻子和孩子也一度依赖于他的大哥孙梅，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章太炎

但是要进行一场革命需要花费很多钱。我们需要场地、动员、招募、武器、报销、组织和烈士抚恤金。有时候，我们真的请人吃饭，费用是天文数字。如果只靠花言巧语和理想主义，武昌门口一块砖都做不了。而且，革命不是土匪。没钱的时候，很难像太平天国的前辈那样放手。

因此，晚清革命党是一个穷党，总是经费不足，极大地阻碍了革命事业。在民国的一些历史中，经常提到革命阵营无法团结，“九反满洲军事事件中有八次失败”，核心原因是贫穷。但在革命的最后，马的成功是决定的，资金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

正如唐德刚所说，广义的“辛亥革命”涵盖了清末民初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实际上持续了10多年。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问题：这么长时间，巨额革命资金从何而来？

从现有材料看，革命党本部的日常开支，以及一些零散经费，是靠革命党人缴纳会费支撑的。

是的，革命除了奉献还得花钱。根据范宏先生的研究，根据1905年8月20日国联成立大会通过的《同盟会章程》，所有申请人必须至少缴纳日元作为会费和年费。这笔钱主要用于支付东京联赛总部的日常开支。

根据当时留下的花名册，联盟成员是1906年登记的，共有956人。幸运的是，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国际学生，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其中一些是清政府派来的。政府的月薪在10-30元左右，拿出1元钱“带路”的压力不大。根据孙中山1906年11月22日的信，当时同盟会总部节俭，每月所需经费只有几百块钱。

此外，革命党早就懂得“分配”的方法。除了1元的会费是硬性要求外，还有霸王

硬上弓式的所谓“捐款”：会员年收入在200元以上的必须捐5%；年入高于1200元的捐10%。当然，革命党人连命都不要了，哪还会吝啬钱物，为了革命事业很多人毁家纾难，平日任务也多“自掏腰包”的，羞于找公家要钱“报销”。

“革命党人”鲁迅

所以，早期同盟会，虽然平地而起捉襟见肘，可也能勉强支撑。内部会费及捐款，虽嫌微薄，可也足以撑持早期的革命事业。毕竟，那时还不大需要动刀动枪，无非印印报纸，耍耍嘴皮子，搞搞宣传。

我们还可知道的是，在革命党人不断鼓动、《民报》等刊的得力宣传，及其彼时“反清仇日”思潮盛行下，革命党收到社会不少慷慨捐助。这项来源是大头，如虎添翼。

1905年11月26日，机关刊物《民报》创办，革命党有了“喉舌”。革命党人本多牛掰的知识分子，宣传机器一开动，顺理成章博取了社会大众同情。他们也擅长许诺，对于现实主义者就拿“革命即生意”撬开心扉，甚至说出押宝革命“比跟清政府捐官买顶子更有利可图”之类的诱语，社会捐款得以猛增，资金可说源源不断而来。

搞革命，千万不要忽视“造势”的功用，比如《民报》这种报刊。一方面，它本身会盈利：第一号出版时，只印了5000册，到了次年即1906年5月份发行第4号时，印刷就达到了10000多册——要知道，民国时代第一大报《申报》直到10年后，全年发行量才不过2万余份。如按“发行量就是定价权”的经验法则，显然是有盈利的。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其煽动力。那时的《民报》定价为0.2元，发行量逐日扩大，宣传力度与日俱增，同盟会的社会影响力不胫而走。比如，1905年7月，大清为挽民心做姿态，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多好的布局！结果《民报》出击寸草不生，几篇文章下来就让这事变得滑稽起来。

当时晚清“上流人士”

而且，彼时社会状况也太刺激人心，也让人们愿意义务扶助革命党人。1906年前后，日本文部省配合大清，颁布《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群情激愤。继之党人陈天华跳海自杀抗议，舆论愈哗，反清仇日情绪弥漫海内外。人们对大清政府越绝望，就越愿意支持革命党，是以同盟会“捐款源源不断而来，虽然每笔的数字都不算特大”。

1906年底《民报》周年大会，参会读者6000人，当场捐款181人。稍后，收到世界各地华侨汇来捐款230多笔；其余，还有不少私人大笔捐助，譬如1907年，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就捐款了1万元，直接资助惠州起义。甚至，后来有档案解密，同年大清重臣肃亲王善耆，竟也托人来无偿献款上万元，“只为表示好意”——这也许算是“内贼”吧。

所以，中期的同盟会，因起义多较小型，经费也还算充足。只是，好事多磨好景不长，不久之后，随之孙中山被迫离日、《民报》被封、章太炎入狱，革命党失去中心人物，缺乏有力领导，近乎一盘散沙。

由此，辛亥革命党人也半正式地告别日本，始将战场彻底搬回国内，与大清政府正面交锋。

作为“造反派”，辛亥革命党人还有一项伟大创新，就是发行债券，且主动深入募集资金，最有利地支撑起辛亥革命所需花费。

革命党人从同盟会组建到武昌起义成功，在这6年内，总发动9起较浩大的起义。这种起义，都是直接的军事对抗，可想而知花费得多巨大。对于谋划与筹集经费问题，近代史学者的一大共识是，孙中山先生用心最多、贡献也最大。

如今社会舆情，喜欢做“翻案文章”，总对孙先生冷嘲热讽，甚至不惜编排各种段子消遣，这是不公正不厚道的。基本可以说，孙先生是革命组织幕后的“财政部长”，没有他辛苦设巧搬来的经费支持，革命事业举步维艰。

是的，革命党9次重大起义，孙先生亲身参与的，只有潮州黄冈的那一次，但他并非逃避。革命本身是有分工的，他作为顶头“领导”、一介书生，并不擅长军事，所以前线工作基本委托给黄兴与胡汉民，自身则四海八方奔走，一心做党建与募款工作。尤其是筹款，他的能力与贡献，是无人可及的。有人开玩笑，说他是民国“推销第一人”。

他有经验、才干与魅力，解决革命的后顾之忧。他的手段，主要有二：其一，就是发行“革命债券”。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他就在施行这个计划，印制各类债券，承诺在革命胜利后分5期每年1/5的本金加利息，还给“投资者”。不管是投机也好，真诚也罢，这项举措让很多大官僚、资本大亨为之心动。例如，1906年2月，他在法国逗留，竟能从法国金融圈那弄回一笔大款。

史学家唐德刚与张

其二，就是“动嘴皮子”，游走世界各地，募捐游说。比如在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这1年间，南方3省发动6次起事，他个人就筹措到了港币20多万元，更是结交了张静江等富豪“好友”——那次张一人就捐了5万元。1907年防城起义，他游说越南华侨捐款成功；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他在美国单笔募集到3万元。

当然，最大项来源，当然是来自南洋的募捐。例如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花费达19万，这钱就多是孙先生从南洋等地募集而得。后来有史家统计，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人发动8次起义，经费约在47.9万港币左右，主要来源即海外华侨，而孙先生的贡献最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