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伟周
诗化语言：散文一样的小说
看过《民谣》的读者，大多认为这是一部“故事”(或“情节”)薄弱的小说，这是一种直观的体验。所以，即使小说被“糟蹋”了，也不会太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毕竟《民谣》不是一个以扣人心弦的情节提升叙事节奏的文本。再加上《民谣》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有读者觉得这更像是散文，或者是个人记忆很强的回忆录。这种阅读体验其实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反馈。这是《民谣》的文学特色。如果你从这一点进入文本，你会发现它内在的趣味和意义。
《民谣》，王尧著，译林出版社，2021年4月。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像《民谣》散文这样的小说并不少见。比如废名《竹林的故事》、萧红《呼兰河传》、汪曾祺《大淖记事》等作品都不是靠情节“取胜”的文学经典，但都有诗性语言的特点，《民谣》的风格也是如此。读这些作品就像在青山绿水之间划船。当午后的温暖在阳光下飘动时，温柔的山风吹起明亮的水，冲走我们的心。这些内在的力量，温柔而持久，追溯到我们记忆的深处，与我们的精神成长有关。
这种成长不仅仅属于个人，更是一种时代的精神症状。如何看待个人成长与时代的关系，是一个关键的文学命题。尤其是，以前的“时代”已经成为了今天的历史。当悠扬连续的记忆浮现时，如何去写，是对作家技巧的极大考验。对于书中描述的特殊时代，王尧没有采用“正面攻击”的写作风格，而是用审美趣味来代替动荡时代的“表象”，这使得《民谣》保持了足够的个性化叙事风格。
《民谣》在封面上写道：“每个人一生都在努力寻找民歌被学习的时间，这是记忆的起源。”其实正是这种追根溯源的叙事，才使得《民谣》的叙事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真实感。整部作品以王大头(王厚平饰)为视角来看待苏北农村的时代形象，家庭成员和村民共同构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乡土人形象。然而，时代动荡的一面很大程度上被诗意的语言驱散了，聚散分离的故事被揉进了温柔的心里。从阅读体验来看，读者可能不会直接感受到一些常见的残酷含义，但这就像听一个睿智的中年人，坐在孤独的小船上，讲述着夕阳沉入水中之前那些遥远的回忆。
王尧曾在《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中写道：“当我们说小说的技术已经成熟，甚至认为技术不再是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把技术从理解和反映世界的方法中分离出来了。这是长期以来只把技术作为手段，而不作为方法的偏见，这也是小说在形式上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作为研究者，这是王尧从文学批评角度的独特思考。他在《民谣》实践自己的文学观点时，将这些前瞻性的观点与个人记忆结合起来，就酿出了这款酒。对于很多作家来说，文学创作就是在逝去的岁月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坐标，找回失去的美好或者用写作弥补过去的遗憾。
那些过去的回忆虽然属于那个特殊的时代，但《民谣》里似乎没有什么激烈的情感，甚至那些感伤的故事也写得足够克制。这是一种无意或有意制造的疏离感。虽然它使叙事深入记忆，但它隐藏了批评家经常有的批评。这种叙事手法其实挺巧妙的。在保持文本审美意义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书写的可能：无论是何种记忆，怀旧本身就是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有价值的行为，而记忆是这种对话中最重要的载体。如何看待记忆，直接影响整个作品的天气和风格。
正如美国学者斯维特拉娜博伊姆曾在《怀旧的未来》中写道：“怀旧本身有某种乌托邦式的未读，但它不再指向未来.过去变得比未来更不可预测，怀旧就依赖于这样奇怪和不可预测的特征”。其实怀旧中的这种“奇怪特质”在《民谣》中也有所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强烈的时代矛盾感，使整部作品的风格纯净悲凉。
王尧，作家和评论家。他出版了各种学术专著，另一本散文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1《纸上的知识分子》等。并在《收获》1《钟山》等多家媒体开设散文栏目。
奇妙的结构：叙述历史的多声部
与《民谣》前四卷散文小说不同，这部作品后半部分有两个部分：《杂篇》和《外篇》，包括那个特殊时代的“我”的学生作文和我的语文老师的一篇短篇小说。有趣的是，王尧还对学生时代“我”的构成做了非常详细的“注解”——对象化的自我，并将过去的自我视为“考证”对象。这种奇妙的结构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和场景感，也让读者会心一笑。至少，当我在这里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
这种兴趣来源于前后两种不同风格内容的强烈对比，产生了一定的荒诞感。《杂篇》里不仅有当时“我”写的作文，还有极具时代特色的提案、自我批评书、儿歌等等。这些内容看似与以往柔和连续的文风大相径庭，却让读者轻松面对时代特征。如果孤立地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文本，恐怕阅读价值并不高，反而是作为时代的精神症候，以及其背后的文本。
时代隐喻，其阅读价值就相当高了。在这里，我甚至感到了王尧作为文学史家的某种思维惯性――即便在叙述小说人物个体精神成长中，也不会忘记提供历史的坐标。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常见于一些成熟的作家笔下，而王尧能在小说处女作中就展现这种叙述自觉，大概与他长期研究当代文学史并十分注重历史现场感的经历有关。正是《杂篇》和《外篇》中这些看似“非文学”的内容的存在，才让《民谣》的文本结构变得奇妙，也展现了叙事结构对作品独特意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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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作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曾采用了三个叙述者的视角，分别安排在三个不同的文本里，共同构成了毕巧林的形象与这部文学经典的魅力。王尧在《民谣》中设置“我”的回忆与《杂篇》两种不同的视角，与《当代英雄》的结构特色有相似之处，但仍有很大的创新性。
这首先体现在对历史现场感的高度还原上。亲历或者熟悉那个特殊时代的读者，都不会对《杂篇》中的各种文字感到陌生，这些文字及其风格，已经成了某种象征符号。把这些极具现场感的文字放在《民谣》里，其实对“我”的成长故事是一个补充，或者说一个冷静的剖析与理智的说明，就像在博物馆看到玻璃柜里的文物旁边，有一排简单的文字介绍。虽然这些说明性的文字，在历史文物面前并无神采，但没有这些看似枯燥的“解说”，很多旁观者也未必就真的能感受到文物的魅力。《民谣》在面对坚硬的历史记忆时，其实也存在类似的“操作”――提供一些历史的“解说”，或许可以让读者更有代入感与现场感。
再者，《民谣》中王大头（王厚平）的故事，并非只存在于悠扬绵延的记忆中，其实《杂篇》中刻意呈现的粗糙与幼稚的“作文”，其实与前文中的精神成长故事遥相呼应。这或许是一种来自文学史家的叙述自觉，却构成了某种历史的隐喻。历史上有很多成长叙事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十七年文学”时期里，这样的文本也不少。如果我们熟悉研究这些文本的方法论，就不难看到：成长叙事并非只是小说人物个体的成长，往往也是时代侧影的记录。
因此，虽然《民谣》的故事看似是属于苏北的“地方性知识”，其蕴藏的历史意味却不只存在于苏北，个体的成长背后还有整个时代的风云变迁，只是《民谣》隐去了时代变幻中锋锐的一面。回溯记忆深处，那是有些温柔乃至伤感的故事，在静谧的夜晚，它们挂在星空之上，时而闪耀，时而黯淡。
撰文｜黄西蒙
编辑｜张进 李永博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