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发展，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语言逐渐迎来发展高潮，并对汉语本身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出现了“呼”“童鞋”等新词。这些新兴的缩略语、混合词、字母词、同音词等。不仅在网络上流行，而且在生活的各种场景中也“流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新词，是否需要对其进行规范？本期我们邀请了四位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为读者提供一顿晚餐。
同音字是生成新词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是借助新媒体，同音字的数量日益增多，同音字“神马(啥)”也出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12月29日)，但控制规范同音字的呼声从未停止。2007年，北京市出台相关规定，禁止广告中出现“一切衣服，一切顺利”等谐音成语。2010年，上海高考阅卷中心组专门通过媒体给考生发了一条提醒，称“神马、有木有”等谐音词不能进入高考作文，否则会被当作错别字处理。
“同音字”的意思是“字的音韵相同或相近”，有人认为同音字“是利用字的谐音或近谐音关系来唤起人们联想的一种修辞方式”。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从“声、形、意”的角度总结了谐音双关效果的类型。用同音异义词或近同音异义词替换原词产生的新词有三类：第一类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谐音词，包括普通话中的谐音词如“笔芯(bixin)”、“雅里(pressure)”等；方言谐音词如“蓝瘦(不舒服)、蘑菇(想哭)、灰机(飞机)”、“酱紫(像这样)、你做了吗(你知道)”等。第二类是以英语为主的谐音词，如“3Q(谢谢
谢谢你，CU(见)
再见)、粉丝、购物等。第三类是使用数字同音词形成的新词，如“520(我爱你)、1314(一辈子)”等。
谐音词的构词机制根据谐音词存在的效果，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表达“无意之意”，另一种是追求“有意之意”。无意之意是键盘输入时误操作或方言干扰造成的，所以同学成了童鞋，姐妹成了女生，喜欢成了稀饭。“意向性意义”是通过用同音异义词或近同音异义词替换语素来有意改变词的意义。所以有“夏天不盈利(不会再有了)”之类的宣传标语，有“想洗就洗”之类的产品广告，还有“研僧(研究生)、程(程序员)”之类的称谓。这些同音词，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被新兴媒体放大固化，从而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刻意在语言表达中“求新求异”的做法，打破了语言符号系统中所指与所指之间既定的对应关系，进一步模糊了语言符号通过文字载体的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造成语言使用的混乱，这也是为什么有规定限制谐音词的泛滥。
我们应该看到谐音词的繁荣是必然的。一是从外部条件来看，在新的交流方式的推动下，语言工具的变化带来了语言书写方式的变化，键盘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使得数字、字母和汉字(拼音)之间的切换更加方便，从而带动了谐音构词的快速发展。其次，在内因方面，谐音词有一定的理据基础，尤其是追求“意向性意义”的谐音词，在表达效果上更准确有效，增加了表达的趣味性。再次，从用户的表达意愿来看，人们更倾向于展现自己的个性，愿意通过求新求变来展现自己在语言运用上的独创性。同音词只是充分满足了个人在言语输出上的个性化追求，无论是开玩笑、诙谐还是狡猾。
俗话说“为陆涛除恶留善”(清贵府《札朴杂言》)，谐音词的存在其实是陆涛的一个过程，“恶”与“善”的区别在于是否符合语言事实和规范。一方面，从语言传播的角度来看，社会语境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基础，媒体的态度在“冲刷”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传统媒体日益受到网络语言的冲击，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如何应对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到底是迎合大众的时尚品味还是坚持以规范为根本？另一方面，从谐音词大量出现的语言学事实来看，谐音词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应该在一定限度内得到认可，语言工作者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吕叔湘和罗昌培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们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指出，一个单词的发音发生了变化，一个单词的意思发生了扩展或收缩，一种新的语法格式推出了旧的语法格式。这样的问题往往会引起新旧之间的争议。我们应该根据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来权衡取舍。不能盲目崇尚传统，也不能对所有的新词都不加区别地欢迎。(作者：张磊，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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