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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每年的六月、七月和八月，高考的话题都会成为热门话题。9月开学，大人送孩子上大学后，一切都会好起来，高考的热度也会逐渐消退。　　

　　今天突然想重温一下过去，关于过去高考的废话，废话。虽然这不是一个讨巧的话题，但作为高考的受害者，高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已经三四十年了，但记忆犹新。　　

　　1977年，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10月21日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天。中国通过报纸和电台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中断了十几年的中国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这个消息犹如惊雷，粉碎了“有一个好爸爸不如学好数学、物理、化学”的既定观念。人们康复后，争先恐后地互相转告，好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像翅膀一样，传到每家每户，速度比发电报快一百倍。上小学的时候，我还不太明白高考的强大关系，但是当我看到大人们纷纷议论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了高考在普通人心中的分量。　　

　　记得高考第一年，年龄挺宽的，好像30岁以下都可以报考，作文和学籍都没有限制。现在看来，这些政策都很好，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力推的结果。村里的适龄青年渴望互相尝试和鼓励。按照农村人的话说，“借的米能少半升吗？”让它难以触摸，不要错过。“因此，在高考第一年，我们村里很多年轻人，不管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甚至那些只上过小学的人都报了中专。名字当然报了，但是真正到了考试的时候，有些人就打退堂鼓，根本不参加考试。　　

　　与后来的做法不同，1977年的高考是在宣布恢复高考一个月后的11月的冬天举行的。那时候什么都不缺，就是不缺人，后来才知道，当年全国参加考试的有570多万人。虽然按照当时的办学条件录取不到25万人，但录取率只有4%。但它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团队，实现梦想。　　

　　最初几年，中考和高考是由各省市组织的。1977年内蒙古大专以上的考场设在齐中学，中专的考场设在公社中学。农村大部分年轻人报考中专，却连大专以上都不敢想。只有三次：中专考试。　　

　　语文、数学、政治，一天考试时间。考生们中午端着干粮，一大早就从家里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去公社赶考试，下午考完试再回家，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多见的场景。　　

　　考场上，有考生写了名字，问题根本答不上来。好在数学和政治都有选择题和真假题。即使你不能认识他们，你也可以靠运气得到一两个。因此，如果你不故意放弃，不回答，你就不会打鸡蛋。　　

　　大学一年级和中专考试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在谈论考试经验。贫困落后的农村很少会有这么热门的话题。所以我听到的、经历的、见证的各种关于考试的故事，层出不穷。　　

　　由于十年动荡，中国教育陷入低谷，年轻人的教育水平普遍较差。那年高考有很多笑话。有的人报名，把父亲的政治脸填成“长方形”，可能父亲的脸长得像长方形。有人写个人作文为：　　

　　木匠、放羊、贫苦农民等等。答案　　

　　这样精彩的答案也出现在后来的大专和中专试卷中。比如有一年高考语文古文翻译，从《愚公移山》3360《我和你共患难……》中选了一篇，应该翻译成“我在尽力和你一起挖两座山……”有一位考生居然翻译成了3360《五个男人强奸一个女人很危险……》又有一年，文章的题目是按照学会逆水行舟的原则航行和自学，如果不进则退。一个学生写了：“我大喊！”航海与自学无关！请不要误导我们！我们不上假船。" 　　

　　也有一些考生想效仿当年白皮书的老师张铁生，想有一个“鲤鱼跃龙门”。如果做不出题，就把原因写在试卷上，写得不如张铁生，只好东拼西凑投诉。可惜“铁匠的公鸡！　　

　　——我不知道火的颜色”，读错了经文，弹错了曲子，这不仅没能得到我想要的，还成了人们的笑话。　　

　　至于有的学生，在政治试卷中，把“玄学”解释为“上学不分文化水平”；把“剩余价值”解释为“卖不出去的东西”；回答中国民主革命的三大法宝为“海、陆、　　

空”。史地试卷里，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答成“黄河、长江、珠江、淮河”；把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答成“秦始皇、列宁”；把我国四个领海的名称答成“上海、青海、北海、中南海”。犯此类一般性的错误，不胜枚举，见怪不怪。

我家乡所在的察右后旗胜利公社忽来报大队共九个生产队，都是巴掌大些小村村，第一年全大队考住3个中专生:张和、张宝、杨辉。他们都是在忽来报大队中心小学教书的社办老师。其中二张是教我六年级和七年级的语文老师

。张和老师语文学得好，数学不行。第一年的内蒙中专语文卷，就写一篇作文。共两个题目:《难忘的日子》、《像雷锋同志那样…》，从中任选一题。由于过于紧张，张和老师竟然把《难忘的日子》写成了《难忘的一天》。考完后，他捶胸顿足，唉声叹气，麻烦的像失了魂一样。可能是因为他那篇作文写得好，不曾想分数下来后，张老师语文竟然考了86分，不仅得了高分，还极大地弥补了他数学仅考15分的不足，最后他以总分160多分上线，被内蒙古地质学校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激动的泪流满面。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能跳出多见石头少见人的山沟沟，真是天大的喜事啊。毕业后他成了包头石拐煤矿的技术员、采煤队长，现退休多年，日子过得滋滋润润。

还有一个教数学的老师叫乔尚富，他是留在我上学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好老师，和后来补习遇到的殷煌文老师一样，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他和前面那个二张老师都是大六号中学毕业的。他数学是强项，是我们当年大队公认的数学“标杆”，也是最有希望金榜题名的人选。结果命运作弄人，七七年考试，他就栽在了引以为傲的数学上，他数学仅得了30多分。反而不太看好的语文考的及格了。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发奋学习，过了八个月，第二次高分考取了一所区内学校。

后来我曾想，别看当年大六号中学土不拉几的，坐落在乡村，却送出了不少人才，翻看那几年高考成绩，这座中学有理由自豪满满。

当我参加高考时，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期。我国还处在僵化体制的桎梏当中。对于社会最低层的农家孩子来说，十年寒窗的唯一的希望仍然寄托在大、中专考试上，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内蒙地区，虽然报道每年在扩大招生人数，但杯水车薪，录取比例仍然很低。每二三十个考生，残忍的只有一人能金榜题名。

不记得是那一年，高考的作文是看图分别写一篇说明文和议论文。

图是一幅黑白素描，画了一个挺胸踢肚、傻不拉几的人叼着烟，手里拿着一把铁锹挖井。他先后挖了四口半井，本来他选择井的地底下都有水，坚持挖下去就成功了。但是这个愣货就是坚持不下去，半途而废。结果累的满头大汗徒劳无功，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我当时写作文的时间剩下不到半个小时了，有些慌神。本来人家图的下面明明白白写着“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我却毛躁的视而不见，把个挖井图看成个“登山图”。看着图里那个“二百五”，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以为寓意不畏艰险，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最终走上了平坦的康庄大道。于是不假思索，便以《不畏艰险是坦途》为题，争分夺秒地写就了作文。应了农村人常说的那句话:

“遇见个黑熊看成猪，可把眼睛瞎了个枯”。出了考场，考生们议论作文的立意说是打井，我一听，像被电击了一样，惊得险些背过气去。“坏了！完了！我的妈妈呀！”。好像扬子江上翻船，吊脚楼上蹬空，悔得肠子都青了。一个人躲在厕所拐角处，狠狠煽了自己16个耳光，因过于手重，直煽的眼冒金星，把个右槽牙硬生生打落。下午头胖菜菜的像个“水兜子”，看数学题都得用手撑开眼。第二天为了消炎吃了三片安乃近，结果考场上直冒虚汗，头昏脑涨，监考老师还以为我得了疾病，损着了，那年高考我离录取线差14分。

因考生比例太过悬殊，当年的高考就像过“独木桥”，侥幸能走过去的应届毕业生凤毛麟角。一人成功，就意味着多数人的失败，很多有志的青年，未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饮恨半生，尽管他们的知识水平，远远超过了今天的一本大学生。

我固执地认为，世界上最辛苦、最煎熬、最饥寒、最贫困、最尴尬、压力最大的人，莫过于八十年代初期的高考补习生。他们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差，睡得比狗晚，忙得比蜂累。他们平时学习劳累个死，住校生活受罪个死，高考时节紧张个死，高考落榜麻烦个死，亲朋问询羞愧个死，来年咋办纠结个死，一辈子回想遗憾个死，当时想法不如个死，此恨绵绵直到个死。

那时的高考残酷程度，能把幼稚逼成老练，能把自信逼成自卑，甚至能把好青年逼成神经病。

有人听了肯定心里想，说这样看问题太过偏颇。我坦诚地告诉大家，当时的高考情况就是那样，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日死能也想不出那样的感受。现在让我返回去重新经历一遍，我宁愿进监狱、或者自杀。

我经常做一个梦，现在老了还做，那就是老梦高考，每次梦里看不清题，答不完卷，上不了线。梦着、梦着，醒了，惊出一身汗…

现在看着应届高中毕业生，不管考的好不好，都能打捞个大专学校念书，真替他们赶上好时代而高兴。社会的发展千变万化，让人捉摸不透。金榜题名者有的升官了，有的腐败了，有的下岗了，有的为了个“鸡肋”工作劳累了一生；高考失败者，有的成老板了，有的发财了，有的成富婆了，有的牛逼闪闪的早已眼睛往上瞟了。真应了那句:“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是好是坏难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