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边有两本书，一本是刘清的《创业史》，另一本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两部跨时代的伟大作品描述了两个时代的乡村故事，但故事的内容却大相径庭。看完之后，不仅让我感慨，也让我好奇事情是怎么变的。
《创业史》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梁生宝等人的农村合作过程，强调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平凡的世界》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孙少安等人解散陕北农村人民公社，农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立即解决吃饭问题的故事。
在中国农村，经过70多年的探索，认为实行责任制是符合实际的。责任制的特点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同一块土地分配给农民自己时，每个家庭都会精心雕琢，精心耕种。仅用一年时间，粮食产量将增加一倍多。为国家付出足够，为集体留下足够，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农民实际上获得的粮食是生产队的两到三倍。它不仅解决了长期饥饿的问题，还提高了饮食质量。要知道解决吃饭问题是几代人多年的奋斗，这个问题终于在80年代解决了。
建国后为什么坚持集体化？原因有二：第一，学习苏联农场的经验。二是延续了战争时期的思维。认为人越多，力量越大，做事就越容易。分配越平等，社会主义就越强。片面追求平等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所以从单干到互助组、少年社、老年社、人民公社，充分体现了一年两年的特点。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吃饭(公共食堂)，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平等，这就是社会主义。如果家庭生产承包，由于人的能力不同，很快就会出现差异，就会出现两级分化和剥削。因此，把生产承包给家庭被视为虎。这是当时的基本估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体化的弊端暴露出来。由于人们的意识和思想还没有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在集体劳动中出现了“赶着出去打工，替外地工人劳动”的现象，“三僧无水喝”的现象也在重演。虽然有少数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努力。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很多人去外地混工作，不想出力。久而久之，人哄土地，哄肚子，饿肚子是必然的。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民吃饭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农民陷入极端贫困，甚至有些地区穷得穿不上裤子。大作家路遥曾经说过，我小时候不穿裤子。严峻的现实，迫使人们另辟蹊径，于是分田走单干。分田单干是农民的创造，最早由安徽小岗村实施，随后在安徽进行大规模试验。然后传遍全国。生产责任制的普及，不仅解决了农民吃饭快的问题，也打破了禁锢人们思想几十年的枷锁。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解决了农民近一年吃不饱饭的问题。无数人感叹这一成就：天啊！
现在有人说粮食产量的增加是因为化肥和良种的发展。是因为他们当时不了解实际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农民吃不饱饭。但到了80年代初，实行责任制后，第二年粮食产量大增，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一年内有没有化肥和良种？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是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是精耕细作增加了粮食产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过经验教训。但教训大于经验，生产方式单一、所有制片面、思维封闭僵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下降。严峻的现实促使人们改革。改革开放40年，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人们意识到社会主义不是贫穷面前的平等。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更好地改善人民生活。
社会在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仍然需要认识和理解新事物，许多理论需要创新和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而是要不断学习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