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中的句子,创业史片段

CFIC导读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空语境中，在无数浙江人乃至中国人的浩瀚长河中，鲁的位置是什么？鲁的故事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我们会怀念鲁冠球

总有一些人，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了，但他们还活着。

一位企业家与他同行：无论是企业还是男人，他都是我们的榜样；

一个媒体人：没有境界，恐怕很难理解他，只有他一个人；

一位美国朋友：他深深激励了我们所有有幸和他在一起的人，他激励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一个穷学生：也许你不认识我，因为你照顾了太多的孩子，但我记得你，你是天使；

第三代家庭成员：爷爷一生事业成就非凡，但他对大多数人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善良豁达的真正的社会公仆；

……

他们都想说谢谢。他们分别来自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圩佟家塘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农民企业家陆。

2017年10月25日，逝世。

2017年10月25日，去世，享年74岁

鲁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写《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改革开放40周年、万向创业50周年即将到来。中国故事、浙江故事、万向故事的本质都是人的故事。每天晚上，当我翻开尘封已久的采访本，把自己埋在无尽的史料堆里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浙江人就会从历史的最深处行军，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空语境中，在无数浙江人乃至中国人的浩瀚长河中，鲁的位置是什么？鲁的故事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他值得回忆很久？

四个鲁冠球

鲁冠球的政治智慧极为娴熟又极富韧性：他穷极一生想做大事，却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小事；他有自己不可动摇的底线，却懂得妥协进退；他是一滴迂回曲折的水，却总能滴水石穿；他永远温和渐进，却竭其一生不达目标决不言败。

从伟大历史时空的两端回望，鲁冠球的价值呈现于四个维度：中国农民的儿子鲁冠球；企业家鲁冠球；改革者鲁冠球；思想者鲁冠球。

万向集团官网介绍，陆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他从田间走上世界，醒目的汉字是——。

卢真是

作为精明的企业家，鲁冠球在两个产业上义无反顾、天天“烧钱”：一个是电动汽车。从1999年启动，至今已经“烧掉”100亿元以上，回报还“没看到”；另一个是农业。1980年代中期开始，鲁冠球先后办起了农业车间、养鳗场、山核桃基地、山杏基地，以及玉米良种公司等。早期农业投资败多胜少，但鲁冠球屡败屡战。他一次次地说：“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万向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不会忘本，不能忘了农民。”为农民说话，让更多的农民富裕，成为鲁冠球创业与改革的清晰取向。

千百年，农民从来是中国活得最苦的群体，某种意义上，今天还是。至少在浙江，所谓民营企业改革开放的创业史就是一部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翻身记，1代和1.5代浙商历来有“两个百分之八十”的说法：80%出身农民，80%初中以下文化水平。正因为穷、因为没文化，浙江农民的草根创业冲动没有什么高深的理由，就是为了能够活下去。

改革开放的坐标之上，人数极为庞大的浙商群体的成长史，就是中国农民的“人的解放”的历史。鲁冠球恰是这一历史进程最优质的个体样本，没有之一。鲁冠球是幸运的，他深知只有改革开放才让自己有了翻身的机会，而只有让更多底层民众翻身的改革才能走得更远。从这一视角看，改革模范生浙江给予中国最大的启示，不是发达的专业市场，也不是游走天下的老板，而是千百万底层农民成为了改革的主体，财富分享的主体。

我曾经很多次前往位于江苏吴江开弦弓村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纪念馆。费老念兹在兹的理念是——没有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在今天，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仍是不可承受之重：我们还有5.6亿农民，还有2.8亿农民工，还有他们身后的6800万留守儿童。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中国农民的儿子鲁冠球的故事和他对农民的真情守望，告诉我们无论走了多远都不能忘记改革为什么出发，以及在这个不均衡的财富世界，我们的改革将向哪里去。

鲁冠球无疑是最优秀的企业家，辞世后，他也因为是中国企业界的领袖级人物而被无数人追思。

太多的数据足以让太多的人敬仰企业家鲁冠球：从一个铁匠铺起步，2016年，万向集团营收1107亿元，列强者林立的浙江企业英雄榜前5位；2017年胡润中国百富榜，鲁冠球家族以491亿元位居第37位；控股了5家上市公司，投资18家A股、港股公司。

50余年创业史，作为企业家，鲁冠球赢在坚韧执着，以及高远的雄心和战略眼光。

鲁冠球崛起于草根，却从未被乡野遮蔽双眼。1984年，万向集团生产的万向节第一次出口美国；1994年，成立万向美国公司，7年后，收购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企业UAI公司，开创中国民营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截至2017年，万向集团在美国22个州拥有1.8万名员工，每年在美国本土实现产销40亿美元。“在洋人的地方，用洋人的资源，做洋人的老板，赚洋人的钱”，鲁冠球成了最具国际化视野、胸怀和战略的中国农民企业家，其下接地上接天的个体的嬗变，折射的恰是最为深刻的国家巨变。

但是，在大历史格局下，在我的心目中，鲁冠球最重的分量不是作为企业家，而是作为一位最坚韧的改革者。从企业家角度而言，他是“一流”；从改革者角度，他在浙商甚至整个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价值某种意义上堪称“唯一”。换言之，鲁冠球的万向恰是因为改革领跑而成长为产业领跑者。

鲁冠球是因为改革开放而翻身的“农民的儿子”，但他从来不是被动或侥幸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从一开始，他就是奋勇争先的最勇敢的改革领跑者：

1983年，承包乡镇集体企业萧山万向节厂经营权，比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成为“承包国有企业第一人”还要早一年；

1984年，申请实行股份制未被批准，便再度申报批准在工厂悄悄搞起了职工入股的股份合作制；

1989年，把万向节厂多年积累的净资产评估为2200万元，其中36.42%的股权明确划归乡政府，其余归“厂集体”所有。乡政府的角色从过去可以为所欲为的企业产权完全代表者，转变成只能与“厂集体”平起平坐的股东。鲁冠球以这一后来被称作“花钱买不管”的和平赎买，获得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

……

回想自己这代人的创业梦，鲁冠球曾经用“跌宕起伏”来形容。这是鲁冠球的“跌宕起伏”，更是大时代的“跌宕起伏”。许多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当年是何等的艰难与惊心动魄。

作为企业家的鲁冠球和作为改革者的鲁冠球的区别在于，企业家要面对市场风险，成败与个人有关；改革者要面对市场与政治双重风险，成败与国家命运有关。

为了穿越数不清的沟壑险滩，改革者鲁冠球除了大无畏的勇气，还必须拥有一个思想者必备的更稀缺更宝贵更强大的能力、素质与政治智慧。

鲁冠球生前每天早6点起床，晚12点睡觉，每天坚持阅读3、4万字，每天雷打不动看晚间7点的央视《新闻联播》。只有初二毕业文化的他曾经撰写过120多篇论文，2005年甚至还摘得被称作是中国企业科学管理领域最高奖的“袁宝华企业管理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民营企业家。

鲁冠球的政治智慧极为娴熟又极富韧性：他穷极一生想做大事，却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小事；他有自己不可动摇的底线，却懂得妥协进退；他是一滴迂回曲折的水，却总能滴水石穿；他永远温和渐进，却竭其一生不达目标决不言败。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走到今天，其路径与姿态，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利己出发的利他主义者

“以利交者，利尽则散；以道交者，地老天荒；以德交者，地久天长”。鲁冠球式的利他主义立于“道”与“德”的基石之上，尊重个人或企业之利益，同时不懈自我进化提升，以利他主义为方向，正德厚生，臻于至善。

本书稿写作中，最令我着迷也最费思量的悬念是：什么是鲁冠球的世界观？什么才是他一生奋斗最恒久的驱动力？

无疑，鲁冠球最初创业的原始冲动就是不当农民。“自己今后想干什么我很清楚——不种地。我觉得农民吃不饱，穿不暖”。

对家人、对乡亲、对农民兄弟穷极潦倒的耳闻目睹，推动着鲁冠球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创业。被驱赶、被呵斥、被清算，甚至不得不卖了祖屋还债，鲁冠球的早期创业之路异常崎岖，但也让他看到了个人摆脱贫困的一线光亮——到1969年正式创建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时，“我已经骑上了158块钱的永久牌自行车，戴着120块的上海牌手表，家里听的是48块一台的红灯牌收音机，在宁围信用社有110块钱的存款，当时也算是大户了”。

转折点是1983年。这一年，因为在浙江乃至全国第一个个人风险承包乡镇企业的成功，依据承包合同，鲁冠球应得奖金8.7万元，但他没有拿，而是将奖金“全部献给企业，发展生产和进行智力开发，使企业办得更好”。在“万元户”即为富豪的年代，截止1993年，鲁冠球累计放弃并捐献给企业或办学的承包奖金达300余万元。

1986年春天，杭州人民大会堂，作为一位只有两年党龄的新党员，鲁冠球以“通往共产主义的路就在脚下”为题，给全市机关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党课——“不能光为自己富，要带领群众共同勤劳致富”。

198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介绍鲁冠球事迹的长篇通讯《乡土奇葩》

从利己出发，终而抵达利他主义的彼岸，这便是与鲁冠球的成长史相伴相随的世界观的进化史。愈前行，愈坚定，他的一生都在不仅自己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且，努力地带领万向做一家高尚的公司，一家纯粹的公司，一家有道德的公司，一家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公司，一家有益于人民的公司。

纵观鲁冠球半个世纪的创业历程，其利他主义价值取向绝非空泛的口号和招摇的噱头，而是清晰体现于以下四个层面丰富且系统化的企业实践：

——企业内部，营造利益共同体。鲁冠球多次说过，要让员工在企业里非常的快乐，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要让他们将工作变成乐趣，“否则，你就是失败的”。为此，万向企业文化给出了明明白白的诠释：“想主人事，干主人活，尽主人责，享主人乐”，大力弘扬新时期的“主人翁精神”。企业是企业家的，同样是全体员工的，全体员工的主人翁地位一是体现于企业对员工的尊重和善待，二是体现于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薪酬分配制度，以及共存共融共赢的产权制度安排。早在20世纪80年代，鲁冠球就生动地概括了著名的“两袋投入”——口袋投入和脑袋投入——理论，即努力使员工物质富裕同时精神富有。

——企业之间，市场不是战场。万向成长史，迈过了一道又一道无比艰难的槛：原材料之争，价格之争，质量之争，市场之争，但是万向没有敌人。企业竞争是一种必然和必须，然而竞争的目的一定不是消灭他人，而是努力让自己做得比他人更好。“要在自己胜利的同时，让别人获益。企业家担负着促进自由竞争的使命，只有超越了一己之利，企业才能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在当万向成为行业龙头、产业领袖的时候，鲁冠球想得更多的是怎样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如何兼顾多数人的利益。市场竞争的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你我的共同成长。事实也证明，有格局、有胸怀者方能赢天下。

——企业与社会，乐于并善于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从来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组织闭环，而是社会的有机组成。无论是在企业成长期的助力乡村建设，还是在企业成熟期的关爱三农、热心慈善，鲁冠球念兹在兹的永远是我们能为承担社会责任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得更好。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鲁冠球理解，一个人或一个企业之所以强于牛马，就是因为能够组织起来，因此，一个人或一个企业只有投身于服务于社会、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利益。同时，鲁冠球清醒地知道，承担社会责任亦必须遵循企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厘清企业与社会的边界，既量力而行，又力所能及。

——中国企业与世界，因利益共享而共生。鲁冠球和他的万向集团是国际化意识最早苏醒的中国企业之一：第一个将汽车零配件出口美国市场，在中国民营企业中第一个收购海外上市公司，创建了美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中资企业万向美国公司。但万向集团国际化最值得称道的，不是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斩获了更丰厚的利润回报，而是由于坚定秉持利他共生的生态发展理念，赢得了世界的普遍尊重。鲁冠球始终认为，万向是国际市场的创造者、分享者，而绝不是攫取者。美国伊利诺伊州政府因此将每年的8月12日定为“万向日”，以表彰感谢这家中国公司“为当地人民创造就业机会与对当地经济作出的积极贡献”。

生物进化论学说的奠基人达尔文认为，经过物竞天择的自然进化，有利他天性的生物更有可能使它们的物种留存下来并变得强大。无论是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层面，公而忘私的利他主义行为长期受到了普遍的颂扬，20世纪50年代后的中国尤为如此。改革开放伊始，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发端，激活个人利益，带来创造与财富的喷涌。时至当下，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泛起，面对日渐显性化的财富分野、阶层分化，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个人至上还是共同富裕，已然成为绕不过去的重大社会命题。

“求利之心是个人开展事业和各种活动的原动力。但这种欲望不能停留于单纯利己，要把单纯的私欲提升到追求公益的‘大欲’的层次上。”日本著名实业家、哲学家稻盛和夫坚信，“这种利他的精神最终仍会惠及自己，扩大自己的利益。”

“以利交者，利尽则散；以道交者，地老天荒；以德交者，地久天长”。鲁冠球式的利他主义立于“道”与“德”的基石之上，尊重个人或企业之利益，同时不懈自我进化提升，以利他主义为方向，正德厚生，臻于至善。

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鲁冠球式的“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重要的不是锁定一个行动目标，而是懂得从做事到做人，并找到做事和做人的方向、意义与价值观。就像高飞的风筝，永远有一根深植大地的线紧紧牵连。

鲁冠球一生只会说家乡萧山的土话，这成了他极具辨识度的个人标签。

鲁冠球一生还写过很多文章，留下过很多极具个性化的经典语录。

鲁氏语录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用最朴素的语言，说明白最深刻的道理。被列为万向文化“岗位目标”的以下一段文字，应该是传播最广泛的鲁氏语录：“一天做一件实事，一月做一件新事，一年做一件大事，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说“利他主义”是鲁冠球的世界观的话，那么“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便可以理解为是鲁冠球践行其世界观的方法论。

万向文化“岗位目标”对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有明确诠释：指“不仅是对企业有效，而且要对社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

鲁冠球很可能是连续创业周期最长的中国企业家。1969年，他带着包括结发妻子章金妹在内的6位农民以4000元家当，创办了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事实上，1962年始，鲁冠球就办过粮食加工厂、开过铁匠铺。与他相比，1984年前后创业的柳传志、王石、张瑞敏等企业大佬均属“晚辈”，鲁冠球堪称中国企业界绝无仅有的“常青树”。

阅尽一生，鲁冠球做过的“有意义的事”有一条非常清晰的明线——

从少年时代痴迷上能让自己“呼呼地飞起来”的自行车，到创业早期“收拢五指、捏紧成拳”，下决心专攻汽车零配件万向节，再到零部件系统总成，进而造出真正的汽车整车，目标既定，目光如炬，鲁冠球从未迟疑，从未摇摆，从未退缩。他总是说：“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死死抓住这个篮子。”而且他对自己毕其一生所做的这一件“有意义的事”的目标追求，并不仅限于利润的增长或企业的壮大，更在于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正向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鲁冠球的整车梦无比坚定：生产造福于子孙后代的新能源电动汽车，让天更蓝，水更清，终其一生而不悔。

鲁冠球一生砥砺践行的“有意义的事”，还有两条同样非常清晰的暗线——

其一，从自我脱贫，到帮助更多的人致富。鲁冠球说，“从先富、后富到共富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任何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千千万万的人去奋斗”。鲁冠球之子鲁伟鼎说，“董事局主席告诉我，万向创立之前，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是他的动力；万向创立之后，带领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是他的责任；加入党组织后，共同富裕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和使命。从为家人、为员工到为人民，董事局主席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对鲁冠球而言，共同富裕从来不是挂于嘴边的华丽辞藻，是理念，更是行动。

其二，从一个农民出发，自律、自省、自悟，终而抵达自我进化的第三重境界。孔子曰，“义以生利”，讲的是以道德追求产生物质利益；鲁冠球则认为，在物质利益之上还应该有道德追求，这种道德追求必须发乎于心，而非外力所迫，不是一时一地，而是每时每刻。人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提高可能会自然地发生，但对道德、精神追求的提高，唯有自我修炼。鲁冠球的故事昭示我们，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与归宿都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本质是精神世界的现代化。

“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无论是造车，还是帮助更多的人致富，抑或是抵达自我进化的第三重境界，鲁冠球无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正如鲁冠球的女婿、万向美国公司总经理倪频所言，“鲁主席有大的梦想。梦想这个东西，和宗教信仰一样，是很可畏的。因为你很难打败有梦想的人”。鲁冠球的坚韧源于他的的梦想，而他的梦想的力量，恰是因为他的梦想超越了个体自我，及于他人，及于社会。

通向梦想的路有千万条，鲁冠球选择的是“讲真话，干实事”，积跬步至千里。因此，他无数次地说——我不是商人，我是企业家。这恰如口碑相传、最为深入人心的浙商群体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其根本是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甘愿流更多的汗、更多的泪，甚至更多的血。创业之路无论何时都会艰辛无比，拼的永远是坚持、坚守与坚韧不拔。

的确，包括鲁冠球在内，第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是因为太穷、太缺钱被迫搏击商海，但他们其中的卓越者不断进化超越，最终将责任置于财富与生命之上。而在所谓的成功商人和资本投机者光芒四射、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心浮气躁取巧走捷径喧嚣尘上，盲目的技术崇拜凌驾于人文精神，疯狂的金钱追逐被膜拜为宗教。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迷失？

虽然，企业家因利而生，却依旧不能回避柏拉图的终极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鲁冠球式的“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重要的不是锁定一个行动目标，而是懂得从做事到做人，并找到做事和做人的方向、意义与价值观。就像高飞的风筝，永远有一根深植大地的线紧紧牵连。

“企业家们”的进化

半个世纪前，鲁冠球同样是从个人脱贫与企业努力活下去的基点出发，但半个世纪后，他用自己一生的创业史，为“企业和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的相关性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究竟是什么”给出了足以令人仰望的答案。

在本书稿写作的一开始，我便有十分明晰的写作意图与定位：作为鲁冠球的个人传记，本书不是一家卓越企业的发展史，也不是一个企业家的成就史，而是一位中国农民在大历史轴线上的成长史，是人的进化史。书稿不仅仅要记录鲁冠球一生做过什么，更重要的是必须梳理回答做过什么背后的为什么，以及其个人选择和命运与时代演变之间有着怎么的内在关联。

紧随而来的疑问是：鲁冠球的成长史与进化史的时代意义是什么？能给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成长与进化什么启示？

1978年前的很长时光，中国只有依计划生产的工厂和接受行政指令管理工厂的厂长，没有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普遍认为，1984年是改革开放后的“公司元年”；1985年，《中国企业家》杂志创刊，“企业家”概念重回国人视野。时代的脚步行至鲁冠球辞世的2017年，全国在册私营企业数量已达约2000万家，企业和企业家蔚为壮观。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新生的企业家群体已经真的知晓或通透了自身存在的使命与价值。

2019年8月，181家美国世界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包括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波音公司CEO丹尼斯·米伦伯格等企业领袖——在华盛顿召开的“商业圆桌会议”上，联合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宣言书》不再追随百年来被奉为圭皋的“股东至上”的公司宗旨，转而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具体而言，《宣言书》确信公司及企业家应该致力于达成如下目标：一是向客户传递企业价值；二是通过雇佣不同群体并提供公平的待遇来投资员工；三是与供应商交易时遵守商业道德；四是积极投身社会事业；五是注重可持续发展，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宣言书》的发布在美国社会引发巨大反响，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认为“联合宣言重新定义了企业的目的，是一个伟大的开始”。然而，在中国企业家圈层，来自大洋彼岸关于企业目的的热烈讨论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涟漪与共鸣。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新生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尽管已经走过了数十年，但彼此最为关心的仍是生存问题，如何活下去以及为了活下去甚至不择手段地去赚取更多的金钱。

半个世纪前，鲁冠球同样是从个人脱贫与企业努力活下去的基点出发，但半个世纪后，他用自己一生的创业史，为“企业和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的相关性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究竟是什么”给出了足以令人仰望的答案。从鲁冠球的进化到“企业家们”的进化，我们至少可以梳理出以下三方面的逻辑与启示：

——企业和企业家不仅有资本属性，同样有社会属性。1922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中国成功人物民意测评投票，时年70岁的南通人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张謇被“最敬仰”的理由在于，作为晚清“状元实业家”，他一生践行“实业救国”的主张，先后创办企业20多家，并用企业利润兴建了包括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在内的370余所学校。胡适评价张謇，“他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100年过去了，张謇依然被人们传颂，被人们怀念。企业是盈利之私器，更是推动社会进步之公器，承担着不可推卸之社会责任。这样的理念和基因，由张謇至鲁冠球，绵延不绝。在当下，作为社会企业家，其责任理应涵盖经营全过程对人的价值的关照，对社会伦理和商业道德的尊重，对自然环境和整个社会的贡献。

清末民初的爱国企业家张謇

——作为“先富起来”的有产者，民营企业家群体如何与包括弱势阶层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鱼水共融。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40余年就是中国人从无产走向有产的伟大历程，企业家无疑是其间最具奋斗精神的领跑者和最大的受益群体。在财富创造、累积、分配的过程中，尤其是当快速扩张的财富增量时代转换为低速新常态的财富存量时代，怎样在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基础之上增进社会各阶层的共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鲁冠球的故事告诉我们，面对财富，企业家必须直面两大命题：一是财富从哪里来——诚信是天，企业提供公共产品，要为消费者负责、为社会负责，赚健康的钱、正派的钱；二是财富用到哪里去——责任为重，要从“利润至上”回归“社会至上”，推动财富创造走向泽被最广大社会阶层的共同富裕。

——企业家要不要讲政治？什么是企业家政商关系的边界点？鲁冠球从不掩饰自己有着坚定的政治方向，“这辈子我跟定共产党了”。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是因为他想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农民认识到了自身利益并为之而奋斗，改写了命运，创造了历史。我只不过办好了一家企业，共产党却给一个国家带来这么大的变化！”鲁冠球懂政治，却始终守住了企业家的本分。他认为，如果说过去企业的风险更多的源于人的无知，那么现在的风险则更多的源于人的信仰。企业家不能没有政治觉悟，但企业家要远离政治权力。在一生践行摸索的千回百转中，鲁冠球深知政府与企业家之间最大的公约数和最广泛的共同点，就是努力创造财富并造福于人民。

千百年，钱塘江浩荡东去，奔腾入海。从鲁冠球到中国“企业家们”，逐浪商业世界的潮流，更追寻大时代潮流的方向。

本文来源：富贵门

作者：胡宏伟

微信编辑：方子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