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创业,和发小创业会怎么样

一个

中秋节刚过，吴兔说下周二就要走了，要离家飞去贵州工作。子涛不会在家里呆太久。估计下周或者下周，他也会飞往深圳工作。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在大家都不太忙的周末一起吃饭。聚一聚，说些客套话，也算是给五图和紫桃的告别会。

吃饭的地方是五图家门前的情侣餐厅，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食物很普通，也很家常。每次吃饭都会点一些地道的孝道菜，比如凉拌燕麦面、荞麦面，还有主食，比如杂汤、拉片。这样常年在外打拼的吴兔和子涛两兄弟，每次回到家乡都能玩得尽兴。我和五只兔子先到了酒店，聊着天等着其他兄弟，柳峰、怀林、东军、子韬，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多年的兄弟情，都熟悉自己的酒量，柳峰和子韬都还行，而这五只兔子都只有半斤。怀林和东军平时都不怎么喝酒，每次都想喝，不如保持清醒，当个司机。

他们都很小，见面的时候省去了很多客套话。打招呼的方式总是那么直接，“五只兔子，喝一次就醉了？”“求助就两两”，“柳峰，照顾好你的黔深兄弟”，“二哥放心，你不会喝酒就能放倒五只兔子”，“二侄子又开始射箭了？”“少喝，少喝。当干木头在床上时，它会燃烧”。互相逗弄之后，他们笑了一会儿。吴兔和子涛在外地工作，一年可以回来半次。每次回来，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喝酒，打牌，聊天，聊天。

酒到一半，话题又多了起来。关于工作、父母、孩子、家庭等。我们有时会回想起小时候一起疯玩的日子和曾经喜欢的女人。当你回忆起一些尴尬的事情时，会引起一阵一阵的哄堂大笑。就这样，我们漫无目的地聊着，一起聊着我们的童年；说说我们多彩的青春；谈谈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烦恼和收获。“怀林，突然发现你的白发比以前多了？”，也许我们已经快一年没见面了。子韬不时关注兄弟们的精神。怀林坐在他旁边，这样他就可以近距离观察怀林头发稀疏，两鬓白发增多的情况。大伙儿面面相觑，没错，哪一个不是“满脸皱纹，头发稀疏，一脸沧桑还装嫩的驴”。正在竞选五强的人，正处于“上有老人，下有小人”的尴尬时代。子韬的问话仿佛给睡梦中的人送来了一阵凉风，梅梦醒了。原来我们不再年轻了。青春不再属于我们，越来越多曾经拥有过青春的人正一点点离开我们。人生只是匆匆，却没有来的时候。珍惜生命中的每一次陪伴，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相遇。

头发小，一个正在消失的名词，一种“孩子越来越陌生而无法拥有的温暖”，让我在无数个夜晚看到光明，在无助中看到希望。一眨眼，余生就很短了。回想起来，我记得我们在一起。一起玩，一起上学，一起长大，陪伴了40多年，想都没想。经历了半辈子的风风雨雨，我们学会了感恩。感恩给予我们生命，陪伴我们成长的父母；感恩给我们温暖的恋人，他们与我们同甘共苦；感恩给了我们教导和支持我们的老师和领导；感恩的兄弟一路陪伴着你，我们这辈子在一起。

二

我们是1975年出生的一代人。据我记忆所及，应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号角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使用权下放到户。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历史的车轮一直在滚滚向前。虽然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富裕，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生活的艰辛在农村蔓延了很长时间。我们的兄弟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他们依然贫穷而苦涩。当然，也有当代孩子体会不到的幸福。

现在的生活条件限制了孩子对“那个时代的贫穷”的想象。过去和现在没有可比性。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日常开销，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尴尬。当时物资匮乏。人们刚刚从“高层社会吃大锅饭”和“文化大革命”的生活方式中走出来。大多数农民没有积蓄，生活贫困。当时，农村有很多孩子。比如，柳峰有八个孩子，六个哥哥都是老六；子涛的兄弟是另外五个。孩子们的衣服自然是老板穿，第二件是第三件穿.衣服破了就要补，破了就要补。当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孩子长大后，他们不能再穿太小的衣服，然后一件衣服就可以被视为完成了它的使命。当时特别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只有长高了，才能缠着妈妈给自己做一件新衣服，而不穿哥哥姐姐们褪了色的衣服。有时候也会幻想“我当老板多好，总能穿上新衣服”；有时候我很讨厌父母对我大哥的偏爱，对我大哥也是用一些“反对”的态度来表达我的嫉妒。后来条件更好了。每年新年，我妈妈都会带着它

出积攒下的布票和毛票，从兑九峪扯回几尺洋布，为我们各裁剪出一套新衣服来。所以那个年代我们特别盼望过年，一年中也只有在过年时才能穿上新衣服；也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上一顿饺子。

饺子，现在人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食物。但在那个年代，过年时吃一顿“高梁面油疙拌胡萝卜馅蒸饺”算是大户人家了。那时候，吃上一顿饺子就可以炫耀好几天，比现在吃一桌满汉全席还要骄傲。平日里我们吃的要么是高梁面抿尖；要么是玉米面碎旦旦；要么就是糠面窝头，油腥儿是根本没有的。我们几个当中，五兔家算是条件最好的，父亲是筑路工程师，虽长年在外打拼，家里的吃穿用度基本上不用发愁，时不时还会给孩子们带一些零食小玩具之类的东东回来。饼干、糖果、香蕉在那个年代还真是奢侈品，九零后与零零后的人可能永远想象不到，一小块糖对一个农村小孩会有多大的诱惑。农村生活的艰苦，让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们，对靠勤劳所得、对拥有的任何物品都特别珍惜，“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就是那个年代的写照。

记忆中最早吃糖是在五兔家，他家的糖果盒藏在他家立柜（橱柜）最上面的一层，那时候个子都小，我们几个根本够不着立柜那么高。有天趁他妈妈不在，几个小鬼放哨的放哨、扶梯的扶梯，五兔爬上去偷抓了一把下来。第一次吃糖，那种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就像现在中个百万大奖一样，很小心很小心地，慢慢剥开那层外包装纸，先在阳光下仔细观察它的形状、颜色、光泽度，然后放在口里，闭上眼睛地慢慢吮一口。再赶快从口中取出，重新用糖纸包好，放在衣服最里层的口袋里，什么时候想吃再拿出来，用同样的流程吮一口。这样幸福的日子能持续一个礼拜。现在回想起那时候和五兔要好，估计跟“他家好吃吃多”有很大关系。

小时候在农村，家家户户都会喂一些草鸡。大多数家庭会攒够一篮子鸡蛋后，拿到街镇上卖了换成钱补贴家用。爷爷健在的时候，母亲会偶尔蒸一个鸡蛋糕给爷爷吃，家里其他人只能吃红薯、窝窝头之类的粗粮。那时候我才四五岁年纪，用手扒拉着碗里清汤寡水般的食物，小眼睛却直勾勾地盯住蒸蛋糕不放。爷爷读懂了我的眼神，勺一小口蛋糕糕送在我嘴边。我不敢吃，怕母亲生气，鸡蛋是用来给爷爷补身子骨的。“小孩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下次多蒸一个”直至爷爷发了火，我就像猪八戒得了人生果一样，猴急火燎地就吞了下去。爷爷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就因为这点我特怀念我的爷爷。

渐渐地长大了，能感觉到父母生活的艰辛。在农村像我们这样的半大小子，已经开始分担一些家务了。担水、挑粪、放羊、捡柴这样的家务活，每个农村娃应该都干过。大概也就是十二三岁，我就开始为家里担水了。那时候身子单薄个子小，桶大扁担长，担一担水是担不动的，只好担两半桶。就这样一步三摇晃着，从坡底的老井口挪回半山腰的家里。大人们担水时懂得换肩，左肩累了换右肩，右肩累了换左肩。我是死脑筋不懂得换肩，也就没学会“桶不落地换肩”，以致于我的肩膀一高一低，脖子还有点偏斜，就是那会儿落下的“孬样儿”。幸好相亲时，爱人没有正面瞧咱，要不然……

记忆是美好的，虽然日子过的清淡如水，童年的生活经历成了我们最富有的精神财富。

三

每一个少年男儿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都有一个侠义心肠。若生在古代或乱世，我想我会是一个侠客，仗剑天涯，劫富济贫。我会带一帮子兄弟，大碗喝酒、大秤分金，义字当先，匡扶正义成就一番事业。《三国演义》第一回中这样写道：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三人便在张飞庄园后面的桃园之中焚香告拜天地，义结金兰。

我最喜欢“桃园三结义”了，刘关张虽为异姓兄弟，却能出生入死、荣辱与共；一生忠孝节义、肝胆相照。对于历史故事，我最早是从“瞎子说书”的段子中听来的。

八十年代初期，农村的精神文化还不是十分的繁荣，偶尔演场电影、唱一场戏，也会是全村甚至是周边村也轰动的大事，就算是卖票演出，也是人山人海的。现在的小孩们真的很幸福，每月有零花钱，我们那个年代根本不知什么叫做零花钱。想看电影？只有自已想办法。人多的时候，趁着拥挤往里混，做个漏网之鱼，但这种逃票办法只适合小青年们，我们年龄太小，弄不好会有危险发生。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潜伏”，在演出清场前预先隐藏在剧场某个角落。我们村的戏台是在学校院内，所以每每有演出时，我们几个小鬼就商量着放学后不回家，藏在教室里等着看演出。这样的伎俩不能常用，工作人员识破之后就会有提防。好在还有两种演出形式不收门票，那就是瞎子说书（评书）和灯影儿（皮影）。瞎子说书和灯影一般是在正月里或二月二演出，在村里人口聚集的开阔场地，用木头或炭堆起个大火炉，晚饭后村民们自备板凳挤在大火炉周围。应该说我喜欢看小说，是从听瞎子说书开始的，《三国演义》、《包公案》、《三侠五义》的故事都是那时候听下的。上了初中后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风靡大陆时，也着实让我痴迷了一把。上课偷着看，课后饭时看，晚上藏在被窝里打上手电看。以致于我的功课一落再落，成绩数次亮起红灯。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改变认知。看多了武侠小说，常常会把自己安排进小说情节当中，想像着自己就是那大侠，专门抱打不平劫富济贫。放了学不着急回家，我们几个小鬼在路上等着，等有坏人欺负女同学时，好上演一出英雄救美，只是这样的机会一直没有遇上。那个时候还时兴“拜把子”，学刘关张结为异姓兄弟，我们那两届的学生里就有好几伙“江湖兄弟”，什么“八大金钢”、“九龙一凤”、“斧头班”之类的，上下学都是相跟着，有的书包里还藏着匕首。也许是受了这些江湖义气的影响吧，不记得谁提议了，五兔、冯六、怀林、我还有利军（临村人），向父母骗了一点钱就去了临村的小酒馆“沥血以誓、结为兄弟”了。那时也就十四五岁的年纪，拜了关公喝了血酒，开始了一段横扫江湖的心路历程。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纪是多么的单纯，我们几个都是75年正月里生人（五兔是正月初六、怀林是正月十三、我是正月十六、冯六最小是正月二十一），又是同一个村的发小，这么好的机缘巧合，要是不结拜为兄弟，有点可惜了那句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

是不是觉得有点呆傻？我觉得也有。

结拜为兄弟了，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我们形影不离，相互关心和爱护着。学着电影里一样，各自起了个江湖上响当当的名号，什么“黑爷”、“老拳”之类的。我们还搜寻一些“武功秘籍”，课余时间就自己揣摩功夫。五兔似乎比我们更上心，在他家下窑（厢房）房梁上吊个沙袋，每天进行拳击训练；把废旧练习本钉在院门口老槐树上练习一阳指，有时我们几个也去他家一起练练功。我们还把七寸铁钉在铁轨上压扁，拴个红绳制成飞镖藏在书包里，适当的时候“露一手”。俨若是江湖上闯荡很久的侠客，每天都自信心爆棚，觉得“老子天下第一”。以致于后来成绩越来越差，冯六和利军没考上高中，五兔补习一年上了个技校，我补习一年上了高中。

勤奋的人生不会输，好在经过后来的努力，弟兄们都过上了幸福的小日子。五兔技校毕业后，先是在吕梁公路段上了班，嫌赚不下钱便辞了职，拿上自已的“道路监理证”四处打工，挣起了年薪。子涛大学一毕业就南下深圳创业，二十多年的摸爬滚打，现在已经有了属于自已的公司，公司由他老婆打理，他自已则又在外企谋了一份经理的差事，闲暇之余就去迪拜或欧洲国家逛逛。东军这么多年一直在汽修行业打拼，他的汽车电路维修技术，在圈内还是很有名气的，如今也是拥有自己公司的小老板了。我和怀林是进入体制内的人，他在税务局上班，我在乡镇工作，虽然挣得不多，倒也安然。

四

几个发小当中，冯六是最早结婚的。初中毕业后，他就开始为生计而奔波，十六七岁便在小洗煤厂里当洗煤工，后来又当小四轮、推土机、装载机司机，再后来买了面包车自己跑出租……。过早地步入社会，过早地感受人情冷暖，冯六比同龄人更成熟些。十九岁那年冯六结婚了，媳妇儿是同村的，一个漂亮而又温柔贤惠的女孩。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便可过浪漫而温馨的二人世界，而我们这群“猪一样的队友"，总会“适时”地嵌入他俩的小家。

小时候玩耍，我们几个常常是“玩在谁家、吃在谁家、住在谁家”，大人们也都知道我们几个要好，给我们足够的宽容甚至放纵。冯六的结婚，似乎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更稳固的聚点，能肆无忌惮闹腾的地方。有大人们在身边，我们的闹腾还多少有些收敛，这下可好了，彻底没人管了。

冯六的小家并不大，一间农村最常见的老窑洞。窑洞内紧靠窗户的是一盘土炕，可睡三四个人，紧挨土炕的便是既可做饭又用来取暖的灶火。进门的右手边是一个大水缸，能放两三担水，可供一家人一天的吃饭洗漱。紧挨水缸的是一对老木箱子，用于放行李衣物。箱子旁摆放着一支二人沙发，在那个年代算是时髦家具了。紧贴后壁的是一支厨柜和一支小立柜，小立柜上摆着台十七寸彩色电视机，电视机下方是当时很流行的录像机。那时候还没有VCD，更没有什么光盘、U盘之类的，看港台电影或电视剧，我们通常会去音像店里租一些录像带回来。放了假，我们几个便常常聚在冯六家家了，看录像、打游戏。游戏机还是插游戏显卡的那种，游戏卡有两个烟盒那么大，想玩什么游戏就去音像店租或买下。顶蘑菇、俄罗斯方块、疯狂赛车、拳王、枪战上海滩，以我的智商也就只玩这么简单的游戏。游戏卡插好后，把游戏机与电视机连在一起，两个人各执一个游戏手柄便可开始比赛对决。我们几个当中，五兔是玩游戏最厉害的，每每玩游戏对决，我都玩不过人家。

玩得累了或到了饭点，冯六媳妇会为我们备一桌丰盛可口的饭菜。我们几个脱鞋上了炕，盘腿围坐在炕桌旁，喝着酒吹着牛皮。有时候玩得太晚或熬通宵时，弟兄几个就都在冯六家住了。一盘炕肯定是住不下这么多人的，我就睡箱子上，五兔睡沙发。冯六睡窗根下，他媳妇儿紧挨着他，再过来就是怀林和利军。夜很深的时候，地上掉根针都能听得清，何况是怀林拉风箱似的鼾声。我们都睡不着，忍着谁也不发声。怀林睡得很香，定是梦见了什么好吃的，还吧唧嘴。冯六媳妇实在受不了了，推了推自己的丈夫，“六，六，看看你怀林，弄的人不能睡么”。利军“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原来我们都没睡着，就怀林睡得像个死猪一样。我们便想着法子惩罚这个呼噜大王，五兔捏住鼻子拎来怀林的臭袜子，放在怀林的嘴旁让他自已嗅。我们那会还都是学生，想想看一个男生的袜子会有多臭？啧啧啧……哟……我勒了个去。“没反应？”、“这小子对自已的体味免疫？”真的很佩服怀林的睡眠质量，臭袜子楞是没把他熏醒。“不会是熏的晕过去吧？”利军弱弱地说了一句。坏了，赶快抢救，一阵子地推搡才把怀林叫醒。醒来，怀林一头雾水地看着我们“咋啦？”

……别笑

后来条件好了些，大家都搬进了城里，住上了楼房。但我们还是怀念住窑洞、睡暖炕的岁月，尤其怀念冯六家媳妇做的那一锅清汤面。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