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国伟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1月
十天月亮的建立挥之不去：
严复译词研究
作者：沈国伟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1月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
作者：沈国伟
版本：中华书局
2010年2月
章昊先生曾把1895年至1920年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过渡时期”，即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还是思想的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列举了一系列重大现象，其中之一就是语言：在文体上，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正统；在词汇方面，随着西学的输入，短时间内涌现出大量新词，极大地刷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面貌。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近年来发表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澄清了过去许多模糊的观点。其中，几位语言史学家的贡献不容忽视。
沈国伟教授最近出版了《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一书，旨在分析清末民初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现象————的井喷(即双字词，又称双音节词)，作者称之为“词汇系统的现代重构”。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个词汇问题，更是跨越语法和文体层面，“赋予汉语最明显的现代特征”，成为现代汉语形成的主要契机之一。沈竹讨论的现象恰好属于章昊先生所说的“过渡时代”，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解读这部作品，不仅是书名的应有之义，也能加深我们对现代意识形态转型的理解。
词汇化假设与语言接触理论
这本书讨论的基本问题是：“现代汉语两个字从何而来？”作者以董秀芳的“词汇化”假说为讨论对象。董轼认为，双音词作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主体，主要是汉语词汇化的结果。“词汇化是指原有的非词语言形式在历时发展过程中成为词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语言单位从明确的理据到模糊的理据，从分离到整合的变化”。词汇化有三种方式：“从短语的退化；由语法成分参与形成的句法结构发展而来；它诞生于由两个不在同一个句法层次上但以线性顺序接近的成分构成的跨层结构。”董秀芳强调“词汇化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
沈国伟指出，词汇化假说是一种局限于“封闭环境”的观察，“只能处理偶然的个案，对千言万语没有解释力”。他对现代汉语中常用的6000多个双字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直到20世纪初，现代汉语中的许多双字词甚至在地方文献中找不到“相近共现的事实”；即使有，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以短语的形式存在的，“没有词汇化的迹象”，以及“没有我们从古至今所认为的那么多两个字”。19世纪末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双字词，并迅速定型。那么，是什么让汉语在短短十几年内实现了转型，完成了停滞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词汇化”进程呢？舒冬没有详细说明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她首先从中世纪文学中选择最初的文献证据，然后跳到20世纪的文学。至于中间具体的演变过程和构词时机，往往用“后来某个表达在语义上被泛化了”这句话来模糊。
与强调“内因”的词汇化不同，沈国伟试图从语言接触史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现象。在他看来，20世纪初两个词的井喷并不是汉语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其与其他语言接触的产物。尤其是日汉翻译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也不是20世纪才出现的新现象，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近代前两次两字生产高峰，与中世纪佛经翻译和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徒的西方翻译活动密切相关。沈竹成功地收录了被词汇化假说忽略的传教士翻译和日本文献。在此基础上，作者甚至提出了一个“极端”的理论：“词典化不被视为汉语词汇变化的趋势，而是16世纪后中外互译和20世纪后中日互译所导致的词汇现象。从语言发展从综合到分析的大趋势来看，汉语本身是否存在二分法的动因值得怀疑。”
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两位学者观察历史方式的差异：语言接触论注意到，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千上万”两个字已经融入了汉语体系，其意义在于历史进程的突变；词汇化假说将这一现象置于一个长期的时期，并将其视为历史延续的结果。从空间角度看，语言接触理论关注跨文化交际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词汇化假说更注重时间维度，强调汉语自身的“自然”演变。
历史的延续和突变
沈国伟与董秀芳的争论，对思考其他领域的类似现象也有指导意义。比如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流行的“发现中国历史”的观点(我用的是广义的这个短语)，类似于词汇化假说。持这种思路的学者会比较20世纪的中国
历史视为其前近代脉络的自然延展，西来的影响则被相应淡化乃至刻意贬低。像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就宣称，西来观念只是“促进”了中国前近代思想传统的“蜕化”，起到的不过是加速器的作用。王国斌和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虽然强调，历史乃是“人们在不同环境下的选择”结果，但也声言，由于接触西方之前的中国人亦曾有过“发展正式制度”的尝试，因此“从外国引进的正式制度只是加速了那些本来就该出现的变化”。
他们没有回答的是，为何只有在与西方接触之后，中国那些原本只在小范围和零星出现的“尝试”才凌空一跃，变得更为普遍和重要？“蜕变”前后的观念是否有所变化，如果有的话，仅是量的差异，还是质的不同？所谓“本来就该出现的变化”，既然无从证实，自然不具多少说服力。事实上，用沈国威讨论的例子来说，即使语言自身真的具备了“变化的潜能”，如果没有“适当的外部环境”，也不能保证其必然实现。
这里存在一个很简单但也往往被忽视的区分：“偶发的个案”和“数以千计”的普遍性案例，论证效力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未曾充分考虑相关条件的变化，我们绝不能轻易地把前者当作后者的发轫或萌芽。空间和时间永远是一个无法切割的整体。“历史”一词尽管看来更强调时间的绵延，但故事所在的环境绝非可以随意撤换的布景，而是其内在的组成部分，环境一变，故事就随之改变。将一个“主题”从不断变动的语境中抽离，放入线性时间的脉络中，虽使线索更加清晰，却也不可避免带来扭曲史实的危险。
沈国威的著作大致廓清了在词汇层面日语影响汉语的实际状况，提示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决定语言格局变化的，并非语言的内部状况，而是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内因”的作用就可以忽略不计。沈著有一节专论近代译名创制过程中的方法之争。这两种方法，一是造字，一是组词，目的都是为了表述新鲜事物。许多传教士希望通过制造新汉字或启用已废弃的旧汉字的方式来表达这些概念，一些本土士人如章太炎、梁启超、黄遵宪等也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但是除了傅兰雅新造的化学元素名称，其他的类似努力几乎无一例外地落空，而采用常用汉字组成复合词的做法则顺风顺水，广为接受。
不过，我们不能仅仅从行动策略角度理解这一事例，而应充分意识到，任何变革都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受到内部力量的调节和制约。同时，一种活的传统也有能力采取简洁方式，既实现改革目标，又避免更多代价。事实上，现代汉语二字词的表现足以证明，尽管面对一个不断刷新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汉字仍具有强大的应变能力。这也从一个侧面确认了中国文化传统实现转换的潜能。
现代汉语变革的文化意义
沈著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启发是，仅有“概念史”的框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言语行为脉络中，思考现代汉语变革的文化意义。此书将清末民初出现的二字词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表达新概念的名词。它们大都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用语，近年已引起学界的浓厚兴趣。另一类词汇则为人冷落，那主要是一些谓词，包括动词、形容词和区别词在内。这类词汇所表达的概念在传统汉语中本不缺乏，只是多采取一字词的形式；到现代汉语中，则大都变为了二字词。作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现代汉语的“单双相通”原则：同一概念具有“一字和二字两个长短不同的词形”，既可“用一字词表示，也能用二字词表示”。
从表面看，这只是一个形式变化，纯属画蛇添足，实际上却自有其原由。沈国威强调，现代汉语的发展，首先需要满足的是“科学叙事”的要求，简单地说，就是要通过课堂讲述，使普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让人听懂。在清季民初的社会转型中，这个需求比“文学革命”来得迫切；而“仅有名词，没有谓词”，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当学术用语和二次谓词全部具备，“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建构”才算真正完成。沈氏这里提出的课堂演述的需要，确是现代汉语变革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推动因素。
在形式要求之外，二字谓语的产生，也是为了适应“精密描写”的需要：“动词词义变化常常是主语、宾语引起的；形容词的增加一是区别事物，大量新增的非谓形容词所起的都是这个作用，二是为了表达新的感觉，或者说语言的使用者追求用新的词（或词形）表达新的感觉。”语言是一个系统，而且必须通过具体的使用才产生意义。新名词的涌现固然是现代汉语变革的核心，但仅仅关注这一点，还远不足以从语言史角度展示整个中国近代文化的复杂变迁。新名词的出现，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堆新材料。这些材料必须要进入各种动态实景，才能发挥作用，参与生活的建构。
这也就意味着，大量新概念的出现，也需要我们有新的感觉方式、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来与之配合。只有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近代的思想转型才成为可能。这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关键词”和“新概念”之外，还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现代汉语谓词，乃至语式和修辞变革的考察中，以进一步探索它们和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情感世界的微妙关联。
□王东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