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父母那里学到了我创业的经营理念以及如何做生意。暑假的时候，坐在沙滩上看爸爸和别人谈生意，看爸爸怎么强调诚信。当时叫“守本分”，而不是老实，其实就是老实的意思。为什么我们家在村里名声好？就是因为“守本分”。商圈很小。买卖的时候，有那么多钢厂，那么多电厂。谁都知道谁好谁坏。
我家运煤从来不偷煤。当时的帆船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买卖自己的货物，另一种是将货物转让给他人。我们大多数家庭都是自己买卖，偶尔也会给别人转货，比如煤炭。如何运输煤炭？装煤(装砂)后，为了防止人们偷煤，他们会在机器上刻上超大的印章，并在上面盖章，不会有任何损坏。如果有任何损坏，他们将被罚款，运费将在他们到达时扣除。人怎么能偷煤？就在船舱底部打个小洞，从底部偷走。因为铲子挖煤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漏。
我们家运输了很多东西，甚至苹果。但是我父母说，你可以吃它，我们会花钱买它，但是你不允许偷它。你不能偷一个苹果、一粒棉花或一个茧。我们家做生意对诚信要求很严格，偷窃是最可耻的事情。
运煤后，晚上需要在水下摸煤，因为你小的时候，在船上做饭要用煤，也就是一个小炉子，里面放一些散煤。蜂窝煤后来被提出。最早其实是放一些黄土、煤渣和水，撒上煤饼烧。每次有船卸煤，暑假我都要及时摸煤，因为煤总是掉进水里。我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很多孩子抢煤，看谁快。这样，你整个夏天都可以摸到很多煤，冬天就可以在家用了。如果还有剩余，可以卖给码头附近的小店，换点钱在城里看书。那时，你买不起书，但你租了一天。旧书摊上有很多书，比如孙悟空的连环画、绘本、课本。摊主是一位老人。如果你给他五美分，你可以坐在那里。你不能把书带走，但你可以看一整天。
我的水太好了，别人打不过我，大部分的煤都被我碰过。现在我不用双手触水就能游过运河，一个来回，没问题。
那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蚕茧掉到水里浮在水面上，兜里装的东西比河里任何会游泳的人都长。一个人拿了个口袋，继续在河里追。因为蚕茧浮在水面上，所以我一直用口袋在河的上游游。直到口袋里装满了蚕茧，我才上岸。在河里游累了，就仰泳，脸对着天空，手脚不怎么动。
小时候穷，没肉吃。我吃得最多的是乌龟、鱼虾、鳗鱼等野生动物。只要夏天晚上有空，我们就自己钓鱼，用蚯蚓和乌龟。野生黄鳝数不胜数，不需要钓鱼。拿个手电筒在水里照张相，然后拿出一个夹子。小时候吃肉很难，但是我每天都可以吃河鱼和河虾，因为我每天都在河里抓。
但是父母不让我们吃螃蟹，因为螃蟹需要太多的盐来煮。盐是家里唯一必须买的东西。大人受不了。五只螃蟹和一大锅水需要放一把盐，太不划算了。螃蟹会被剁碎喂给鸭子，生完鸭蛋就可以卖钱了。
有龙虾。我们通常把它们卖给镇上的小贩换钱。但当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朋友和商贩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龙虾收藏者先从每个村的孩子那里收集龙虾，第二天在镇上的市场上出售。收龙虾的痛苦在于他不知道今天会有多少孩子卖龙虾。如果孩子们拿了很多，他们不会想要的。龙虾会被扔掉，几个小时后死亡；有时候他收不到。例如，他通常一天能收到20英镑，但今天只能收到7英镑。
所以我把朋友抓到的龙虾全部“买”到自己手里，然后和龙虾贩子约定好每天见面的时间，把龙虾交易到合适的数量。就这样，我的朋友们免去了骑自行车进城的麻烦，龙虾贩子也节省了大部分时间从孩子那里买龙虾。中间赚了每斤1分钱的差价，用这笔钱买了一个大雪糕，很开心。
小时候，我对贫穷记忆深刻，但我依然快乐。我每天都玩。我疯了。我们是三组。我每天带着我们村的孩子和隔壁村的一群孩子打架。打架不是“武术”，不是那种黑蓝眼睛的打架，而是“文艺打架”。双方从未见过面，
不动手、不武力，我们永远用“箭”。“箭”就是包着泥巴的芦苇，打到人也不会受伤，最后看谁身上被射得多就算输。小时候镇上都是没有电的，我还带着村里的孩子跑到镇上去，到镇政府的大院，坐在门口看电灯泡，这么亮，觉得不可思议。
这大概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故事吧。我生长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单纯而简单的环境，在农村没什么别的玩法，就是玩弹弓、玩弓箭，抓鱼摸虾、逮黄鳝，可这都是自己想玩爱玩的。虽然贫穷，但是无忧无虑。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我从小就喜欢捣鼓，对新的东西充满了好奇。
小的时候农村没有自行车，拖拉机走来走去，但坐拖拉机很不容易，自己又不愿意走路上学，我就做了一个带方向盘的车，前面带钩子，然后在村里看到拖拉机就钩着拖拉机坐着这个车去上学了。
我小时候，就觉得父母的商业模式做不大。那种作坊式的方式，永远只能驾驶一条船，区别不过是把 40吨换成 80吨，再换成 120吨。那时候就想，他们为什么不创办一个船行，来赚租船的费用？那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有几百条、上千条船，而且都在海里。我曾经跟父母讲过，但他们听完后笑着说，这孩子疯了？
摘自《我的创业史》。刘强东口述，方兴东访谈、点评，刘伟整理。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点击了解更多观看书籍）
